中国现代散文的概念范畴及其流变
散文研究的最大困惑在于概念范畴的难以界定,散文范畴或者说散文文体特征的研究涉及散文理论的研究和文本批评的总体研究。作家创作的研究重点是创作主体的研究和文本生成的诸方面影响,而审美批评是从文本批评出发,从文学的接受和美学价值的研究阐释散文。范畴论是散文研究的基础,也是散文有别于小说、诗歌、戏剧等其他文体的焦点问题。因为散文的题材广泛、形式自由、内容庞杂,导致了散文概念和艺术特征的难以把握。五四以来,中国散文的创作和批评也是多元并举、包罗万象。除了强调现代散文的文学价值,从西方翻译借用的散文概念(如:essay、prose)的意义所指也是很宽泛的。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入发展,随笔、杂感、小品都从不同的审美批评和创作实践指称散文的特征和归属,而且通讯、速写、报告等新的文体出现亦被包含在散文的范畴里。现代散文集议论、抒情、叙事等各种文体于一炉,形成了广义的散文概念。所以许多人担心并批评散文概念的过于宽泛会影响散文的发展,甚至会导致散文文学性和艺术性的丧失。面对散文创作的繁荣和发展,我们回顾一下现代散文概念范畴及其流变,有助于散文的理论研究,也有助于散文的多元写作和批评欣赏。
一、现代散文的概念所指
散文,作为文学形式的概念是伴随五四新文学的产生而出现的。许多前辈作家和批评者的散文理论不断丰富着散文的意义和内涵,但至今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界定或者明确的散文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发展中,散文有两种对称:其一是和韵文相对称,指不押韵的文章;其二是和骈文相对称,指句法不整齐的文章。还有更宽泛的说法,即中国传统的诗文对称的文就是散文,这样诗以外的一切文章都可以归到散文的名下。可见以往散文主要的意义所指是文体形式,没有明确的文学的概念意义。在这样的区分意义上,中国传统的人文主导思想里是没有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的严肃地位和价值。而不像西方文学的源头既看重英雄史诗的叙事文学,同样推崇古希腊悲剧。中国只有到了近代,才有人竭力鼓吹小说、戏剧等叙事文本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教育意义。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学除诗和文以外,没有明确的散文的文学概念,只有文章形式分类的文体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人写作“散文”,立德立言,注重社会功利价值,而闲情逸致的文学价值处于次要的位置,就是诗歌也要在言志与言情之间徘徊。我们在传统文论中常常把包含一定文学意义的经世治国之“文章”误读成“文学”来理解。
五四以来的文学启蒙思想不同于传统的“文以载道”。现代作家追求小品杂文的个性特色更是有别于传统文章讲求的中庸、敦厚。现代文学中的散文,不仅是一种白话文体的自由形式,更含有纯文学的意义在里面。所以说现代散文要追寻传统的意义所指,是有一定的困难。一是散文这个概念是借鉴西方文学文论中的概念,几经演变,才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确立的。从1917年5月刘半农发表于《新青年》上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中第一次提出“文学的散文”说法,才有了广义的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散文的意义所指。随后,散文这个概念几经流变,在现代文学中形成了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的文学分类。二是到了现在,大多数人认为散文包括文艺杂感(杂文)、记叙抒情散文和报告文学,是个多元开放的动态发展的文学概念。广义的散文是指除小说、诗歌、戏剧等之外的一切文学创作。当然不能与一般应用文、科学论文等非文学性创作混同。狭义的散文是把杂文和报告文学独立出去,特指记叙、抒情散文,但人们也常常把一些自传、日记、游记、序跋、书信归到散文里。可以说自五四迄今,文学散文这个概念始终未加(也是无法加以)统一的规范和界定。为了规范和净化散文,许多人在不断定义和划分散文的概念范畴。像刘锡庆在《当代散文创作发展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很细致很有见地的批评观照当代散文,要把“大”散文变“小”:“具体来说,报告文学和史传文学(原叙事散文);杂文和随笔(原议论散文);以及大量的实用文、应用文(一般‘文章’),统统应从现在的‘散文’中独立或剥离出去。原抒情散文,加上自传、游记、散文诗等,作为‘艺术散文’(取得共识后,‘艺术’二字即可取消)予以独立。”[1]把报告文学和史传文学、杂文和随笔都排除在散文之外,使散文走向狭小的自我框范,似乎也不实际。何况把史传散文剥离开去,又将自传划进艺术散文也欠妥当,前后也有了矛盾。另外完全把议论散文剔除,许多思想文化随笔和社会批判的优秀散文也挡在了散文的园地之外,特别是将随笔也拒之门外,因该说失去了对散文批评的当代意义和历史把握。三是现代散文概念的形成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明显大于对传统的继承。像最早提倡“美文”的周作人在《美文》[2]一文中首先肯定、推崇英国的爱迭生、兰姆、欧文、霍桑诸人的美文。再到王统照的《纯散文》(1923年)[3],也是提倡西洋文学中一些历史学家、哲学家的好文章,他教条式的《散文的分类》(1924年)[4]就是参照韩(亨)德《文学概论》而写成。像胡梦华的《絮语散文》(1926年)[5]专论,梁遇春《〈小品文选〉序》(1930年)[6]的宏论,都充分表明了五四文学中散文的发端和建设受西方文学特别是英国散文的影响是很大的。“故而英国散文的影响,在我们的知识阶级中间,是再过十年二十年也决不会消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潜势力。”[7]最后,从内容上来说,现代散文和中国古典的“文以载道”的传统不一样,现代散文追求个性的表现和人生的描写,现实生活味和幽默性取代了古人的重道德崇经书的正统和俨然。虽然周作人推崇晚明小品为中国散文之源渊,还有其他人在二三十年代散文的繁盛时期编选出版了一些明清小品散文集。这只能反映中国散文文学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一定程度上回归传统的学习与继承,而不能说明现代散文流变所受影响的主要方面。就是当代散文也是在世界性交流和民族化传统两级的张扬上带来了散文的活力和多姿多彩的展现。也如沈义贞论20世纪90年代游记散文时指出:“这些作品都程度不同地显示出置身于全球化文化冲突语境中的当代主体,为了寻绎、重建民族的话语资源与话语策略所作的努力。”[8]真正优秀的作家必定是吸纳时代精神的、具有创造性的,是最具有民族品格并能发扬光大的人。鲁迅、朱自清如此,沈从文、梁遇春如此,余光中、史铁生、张洁、赵玫、刘亮程也是如此。现代散文以其种类变化之多、内容范围之广是很难作出具体规范和定义的。所以只能是可能性的区分和界定,除小说、诗歌、戏剧之外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之为散文,包括小品文、随笔、杂文、报告文学等各种式样。
从文体上可以如图(一)所示区分:

图(一)

图(二)
此图需要说明两点,一是A文学散文是现代指称,也就是文学意义上的散文,B散文是指和C韵文对称的文体上广义的散文。二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有少量历来被公认为散文名篇的是E骈赋韵文。像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江淹《恨赋》《别赋》,宋玉《风赋》,王勃《滕王阁序》,杜牧《阿房宫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等,有些也可以说介于散文与韵文之间,这也是因为辞赋骈文与散文的关系及其流变有相异相通之处。[9]
在现代散文的概念范畴内可以如图(二)所示作简单的划分。
图中ɑ.抒情散文是指纯散文一类,包括叙事抒情散文、小品文、美文(接近散文诗)等文学性艺术性很强的作品。b.杂文随笔有别于新闻报道,对于一些事、物、人的不限时空的议论、批评,个人思考的非学术性笔谈,以社会批判和思想批判抒情达意。这些作品除了文学性,有较强的知识性、思想性和批判性。c.报章通迅是指以报告文学为主的,新闻报刊产生的优美作品。是现代散文家族里时代性最强的、发展最快的“轻骑兵”。d.虽有不同名目形式,但有文学性、可读性的文字作品,如序跋、日记书信、自传史记、学人笔记、农人闲话等等,不是散文家独断的,是百色人等的百样诉说的文字片语。这之中也不乏神品佳作。当然,这只是就目下散文的丰富多变的内容所作的可能性划分。我们要读散文、研究散文,关键是把握住“散文的心”[10],这就是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文字的内在情怀,即文章的神质,只要具备了这核心的东西,使散文有抒情和达意的文学性,包括真淳的情感、独特的个性,就是好的散文,是不需形式的严格区分和概念框范的。这就是图(二)外围的ɑ、b、c、d依据各自特色的可能性划分与统归到A的概念范畴的核心意义上,不可划分的双重结构的意义所在。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同意老作家徐迟关于散文是宝塔的塔基与塔尖的比喻说法。[11]
从文学的艺术特色上来讲,散文是个性物理的日常情趣化,趋向于诗的审美,接近小说的叙述表达,但又是她自我的独自守望,是原野四季青黄的绿叶。小说是茂盛的树木,是奔涌的大河。诗歌是红花,是硕果。散文是枝头的绿叶,是花落后的残梗,是山间田头的清清细流。小说是大的,内在完满的,内容丰富深厚,诗美是鲜亮的,散文却是不经意的优美,是小的,从草叶上感受阳光,从绿叶上读出美好。小说有“经济的、严密的结构”[12],内容完整的自我体系,诗是一种语言的音乐性表达,必须有它语言节奏上的自足与完美,另外更加注意言外之意,象外之旨。散文是随意的写作,记叙最具体的人和事情,从中寻找优美,寻找冲淡之旨,寻找平常中的思想感悟。小说是艺术深加工,是一种在虚构中印证人性所指向的各个方面。诗是审美的极致,是语言发现心灵的神灵解读。散文是务实的日常生活的多样品味和诉说。散文的篇幅可以增加,选题可以宏大,但她必须有作者的自我,从细微处见深旨,以真情感人,以个性成文。
二、五四散文发展的回顾(随感·小品文·散文)
现代散文和现代文学一样,滥觞于五四高潮,丰沛于20世纪20年代,繁盛分流于30年代,终结于40年代中期。现代散文最早以《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1918年4月)开设《随感录》专栏为发端,五四运动中大量议论风生的文章就产生在这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后来的小品文也好,杂文也好,都源于此。倡导更具文学性的散文创作,是始于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美文》。[13]从此,各种响应和倡导小品文、散文的呼声不断壮大,作家辈出,写下《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的瞿秋白,杂感一类小品集大成的鲁迅,抒情小品圣手周作人,“论语”的林语堂,“母爱”的冰心,“湘行”的沈从文,俞平伯的“朴素雅致”,朱自清的“真挚清幽”,叶圣陶的“谨严”,郁达夫的“才情”,徐志摩的“艳丽”,许地山的“异域情调”,漫画家丰子恺的“体爱万物”,“独语”者何其芳的“青春爱情”,等等。其实20年代所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主要人物和后来新起的所有作家,几乎每个人都有小品文的创作,这一方面是启蒙运动的白话普及推动了平民文学、大众文化的丰硕体现,另一方面是文学杂志和新闻报刊发达的推波助澜的必然。
可以说在随后的散文和小品文的讨论中明确了文学散文的现代地位和概念意义。这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周作人的《美文》、王统照的《纯散文》和《散文的分类》、胡梦华的《絮语散文》,梁遇春的《〈小品文选〉序》等文章的讨论外,还有鲁迅翻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钟敬文的《试谈小品文》(1928)、梁实秋的《论散文》(1928年)等都对现代散文的繁荣和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作为经典性总结的评说和回顾,周作人、郁达夫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二集时各自写的导言是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文献。周作人拉杂写来,援引博证,谈古论今,议论中外,导言本身就体现了小品文的特色。周作人的导言议论开阔,自引漫谈,以身处其间的历史回顾给我们形象地展示了1917至1927年五四新文学中小品散文的创作和流变,突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作家创作的实绩及呈现的不同风格。郁达夫对散文的概念、形式、内容等作了梳理探讨之后,指出现代散文个性突出,内容广泛,人性、社会性和大自然的调和及幽默性等特点,点评了所选作家作品的特色和创作风格。郁达夫的论述条理清晰,他追本溯源,条分缕析,勾勒了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散文发展的历史线索。
30年代散文理论的争鸣是和散文创作的繁盛连在一起的。五四以来小品文的指称是和散文同义的,广义的是指各种各样的文学散文的创作,狭义的则指“小品文是散文里比较简短而有特殊情趣和风致的一种”(李素伯)[14]。施蛰存后来回顾时认为源于英语Essay的小品文应该译成“随笔散文”[15],朱光潜在30年代认为“这一类文字在西方有时是发挥思想,有时是抒写情趣,也有时是叙述故事。中文的‘小品文’似乎义涵较广,凡是篇幅较短,性质不甚严重,起于一时兴会的文字似乎都属于小品文,所以书信、游记、书序、语录以至于杂感都包含在内。”[16]但叶圣陶却认为小品文也可以写得篇幅很长。由此可以看出,二三十年代关于小品文的讨论,也可以说是关于散文的讨论,有非常具体的批评和不同的意见。朱自清的《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已将散文的发展及其壮大后的流派和样式的绚烂貌端指了出来。阿英1933年写的《现代十六家小品》的总序和每个作家的小序更是承先启后,“从一部书里看到二十年来小品文活动的全面”[17],因此也确立了其散文批评的历史地位。阿英的文字简洁而辨析细致,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显示了阿英的历史眼光,他在《周作人小品文·序》中指出:“周作人的‘小品文’,鲁迅的‘杂感文’,在新文学中,可以说是散文小品里的两种不同趋向的代表。简略的说,就是前一种代表了田园诗人,后一种代表了艰苦的斗士。”“(鲁迅)对着黑暗的现实迎头痛击,不把任何危险放在心头”(《林语堂小品·序》),“周作人的小品文,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是成了一个很权威的流派”(《俞平伯小品·序》)[18]。
30年代的争鸣既丰富了散文的理论认识,又促进了散文创作的繁荣。从《语丝》到《论语》,散文在梁实秋、林语堂等人幽默的文学创作主张,又与鲁迅左联作家们“为现实抗争”的文学追求产生了分野,鲁迅1933年8月27日写的《小品文的危机》对此有生动的议论,其实批评的张力也造成了此时散文创作的更大空间。吴组缃1984年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散文集》时在《序》和《编后记》中说:“散文仍然是随心所欲自由地写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见闻的文体。”“本时期的散文作品,除杂文和报告文学已分别编集外,诸如游记、日记、书信、序跋、回忆录、读书札记、科学小品等各类体裁,本集均择优选编,以求体现出散文流派和风格的多样化。”可见30年代小品散文创作和讨论的繁盛了。
从1937年前后开始,民族救亡成为文学批评的主题。对颓废的周作人、绅士的林语堂等自由主义文人的散文多了批评指责,越来越多的是对抗战文艺和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创作的呼唤和赞成。杂文和小品文亦然是活跃的,但却没有二三十年代的人才辈出和众多优秀作品的产生。杂文的数量虽多,但思想性、深刻性、批判性及文字的老辣则很难赶上五四时期,当然从作者的人数和作品干涉现实生活的面上,是更加深入和广泛。更主要的方面,是30年代兴起的通讯报告文学,在抗战时期及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有了长足的发展。还有宣传抗战的历史剧和国统区、解放区各自反映生活的长篇小说也大量产生。所以小品散文在第三个十年失去了繁荣的主流地位。“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现代散文经受了12年战火的洗礼。这一时期,以迅速反映斗争现实见长的报告文学和杂文,适应形势的需要而再度繁荣起来,叙事抒情散文则在不同地区、不同阶段呈示了不平衡的发展。”[19]像抗战初期,出版的作家散文、小品文集急剧减少,直至1944年后又逐渐增多,但再也难现二三十年代小品散文的繁荣局面。
这时期的散文理论,应该提到叶圣陶、朱自清、唐弢的《关于散文写作——答〈文艺知识〉编者问八题》,可以说是关于当时散文总结性的作家批评。叶圣陶简洁、实在,朱自清真挚、中庸,唐弢雄辩、细致,不同的态度决定了同中存异的理论和实践认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名不见经传的葛琴的《略谈散文》[20]对散文的谈论更务实、具体一些。他在指出散文要有真实的情感和朴素的风格后,特别强调散文要反映现实生活,并说这是文学走向民间、走向实际需要的时代要求。
20年代的散文倡导一种开放的风气,作品很注重自我的表现和个性特色。30年代是散文创作繁荣的时期,理论的争鸣也更自由广泛,作家作品大量涌现,各种风格都有独特的表现和实绩。到了40年代,文学和散文从另一种时代意义上已经呈现出规范化的倾向,形成了趋向大众化的众流合归的统一性潮流。也可以说是一种终结性的变化。
三、当代散文的流变
当代散文的繁荣是空前的,散文批评和理论的研究却一直处于较低迷的状态。像林非、余元桂等不少人都在为现代作着资料的积累和学术建设。当代散文的研究分散在作家作品的追踪批评方面。当然一些散文研究专著和散文史著作都作出了令人尊重的拓荒耕耘和理论探讨。而且世纪末百年文学回顾、世纪末二十年回顾以及20世纪90年代文学回顾也不少,梳理都有各自的特点,从不同的方面把握现代散文的特征及其发展,有很多研究的拓展和深入,给我们不少参考和启示,但也缺少较为清晰的思路和历史线索。
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歌颂新生活的抒情散文一度很是盛行。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魏巍为代表的通讯散文影响也很大。简言之,十七年散文最出色的是杨朔散文的抒情模式,还有秦牧和刘白羽的散文从不同的侧面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学的抒情特色。近来有人指出十七年散文吴伯箫的创作也许更具有散文平淡质朴之美。后来受“左”的政治压迫,散文也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完全失去了散文的神质和艺术性。
1978年以来,随着文学总体的复苏,先小说,再诗歌,继之散文(特别是报告文学),都出现了繁荣景象。80年代徐迟、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当时不仅激动人心,而且家喻户晓。90年代何建明的《落泪是金》、姜瑞峰(一合)的《黑脸》等长篇纪实作品,借着影视媒介也成为影响不小的优秀报告文学,引起轰动。90年代的散文与长篇小说的繁荣相辉映,文化散文大散文[21]独领风骚,带来散文创作世纪末的辉煌。五四老作家冰心、以小说名世的现代作家巴金、孙犁都在新时期写下了大量的优秀散文,风行海内。还有汪曾祺、邵燕祥、柯灵等等,散文创作成为一时之盛。80年代对外开放后,港台作家也纷纷亮相,其中像三毛、席慕容、余光中等人的散文先后成为受欢迎的作品,余光中更是成为散文大家,与王鼎钧、董桥并称“当前港台最具实力的散文重镇”[22]。而且新时期成长和崛起的散文作家更是不在少数,典型如冯骥才、贾平凹、张承志、周涛、余秋雨等人的散文创作不仅丰富,且各有特色。特别是女性散文,“还从来没有哪一个时段能如80年代以来这样,女性散文获得了长足发展;散文家队伍空前扩大起来;散文创作成绩斐然,可与男性散文创作并驾齐驱”[23],像韦君宜、张洁、王英琦、宗璞,后来异军突起的女性作者人数更多且很有才气,譬如赵玫、艾云、海男、楚楚、素素、黑孩,还可以举出许多。还有无法忽略的季羡林、金克木打头的书斋里冲出来的写学者随笔的许多老教授、文化名人。还有更年轻的许多散文作家不胜枚举。可以说世纪末的20年,散文创作的丰收和散文风格的丰富多姿是前所未有的。
建国以来散文的现实主义传统和单一的浪漫抒情内里发生变化,缘于80年代中期小说“文化寻根”的肇始,也是受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化影响。文化寻根是80年代伤痕反思文学发展的精神突围。小说的努力最后是悄然收场,而却造成了文化散文的温床。小说的文化寻根暗示了人文精神部分回归传统的信息。文化散文的外因“首先是社会(人)的需要;其次是自由的创作与发表(出版)环境;再次是素质良好的接受群体。”[24]散文的活跃时期往往是一个社会政治和文化艺术环境比较宽松自由的时代。文化散文以及90年代散文整个的繁荣更重要的原因是形成了同时几代人的不同风格不同背景身份的创作群体。不说世纪老人冰心的散文回忆去了绚烂,已如秋叶般静美、清凉温柔,而巴金依然真情感人,孙犁更加醴厚纯净。宗璞、贾平凹、史铁生、韩少功也在生活里磨砺成熟。马丽华走进西藏,周涛游牧新疆,余光中走过世界魂归故乡,季羡林的亲切,张中行的书卷气,等等,共同构成了散文创作的灿烂星空。还有70年代左右出生的年轻人全新的人生经历,少有约束,以全新的观念和创作,极大地丰富了世纪末繁花似锦的散文园地。90年代散文远接先秦和魏晋等古代散文的传统和风致,近承二三十年代散文特有的那种个性、自由创作精神和文化意趣,乃至世俗化、闲适化和生活化的大众散文追求,积极吸纳时代精神和气息,面向当代文化反思和社会生活,集审美、娱乐、社会批判和人文关怀于笔端,使散文的文体、语言、形式和内容都有了突破和多元丰富的发展。
从20世纪整个中国文学和散文发展来看,90年代的散文流变主要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首先散文叙事抒情的表人表物表情,流变为文化散文注重表意的思想传达、历史思考和文化关怀;其次以真善美的赞美叙事写人的清新优美嬗变为个人情怀的自我写真以及贴近庸常人性的内心感受的文字诉说;第三,散文从集体英雄、社会崇高的浪漫激情演变为大众文化消费与各种媒体明星的娱乐时尚,这方面的过分张扬形成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散文鲜明的对比。文化散文(思想随笔)的蔚为大观是最大的变化和收获,从地域文化、历史文化、学院文化几个方面对整个90年代散文作家和散文创作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在上个世纪末的最后十年,思想随笔业已上升为一种‘时代文体’和‘民族文体’。”[25]而细小的、具体的散文变化的第二个方面,在女性写作者和最年轻作者那儿表现得更加明显和充分。散文这种自由的文学形式在这种变化和丰富的表达中有了更细致更个性化的发挥,抒情的优美和多样化,语言的娴熟和穿透力,都有极致的表现。第三个方面的流变是大众文化在传统文明向产业经济转型,市场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也是当代人类生活受媒体和时尚左右,追随大众消费的典型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对人们日常生活和精神的消极影响更大,也是我们当代散文和当代文学面临的挑战。散文的这些丰收和流变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在新时期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后,20年间知识分子灵魂觉醒以及作为一个“社会良知”群体的深度反思逐层递进和深入的过程。改革开放20年的良好社会环境使已经板结了那么多年的中国人的心灵土地上有了文学和希望,曾经饱受极左政治摧残的当代文学也有了人性自由和个性张扬的舒展和繁荣,但新的冲击和失落也在世纪交替的地平线上涌动。
总观当代散文,在繁荣的背后也因此出现了令人担忧的问题,首先是文化散文和大散文追求高、深、宏大的话语和理趣,使平实的散文走向了空泛,总觉得多了讲说学理的生硬;其次是小女子散文、少男少女情态散文过于琐碎过于温柔缠绵,读多了,就觉得太甜腻太私密了,使人常常温软无力;第三个更普遍的侵蚀散文肌理的,是有意为之的造作文章太多,加上趋逐市场的媒体快餐散文使当代散文走向了流于形式的媚俗和泛滥,两相促进,形成了当代散文热闹浮华的更大潮流。散文真正的现实关怀少了,个性化有时变成了私人化,人文精神在部分作家那里演变为欲望的旗帜,审美的张扬变成了时髦的文字游戏和逐利的虚荣了。
文学特别是散文的本质是要发掘和表现人类本性的善良与美好,从个人的理解带着同情心去反思和批判人性的一切丑陋、卑俗和残忍。上述三端,归根结底都失了散文的真情之旨和闲散之意。真实与自然是散文言情写意的生命。作为情与意的寄托,散文的叙写要遵从生活的真实。不是说散文拒绝虚构,虚与实之间必须把握情感的真实、生活的真实。从真实的生活信手拈来,平平实实,却娓娓动人,自有一种神闲意定、从容不迫的舒畅,散文的冲淡至味正是在这里。当然,这并非说散文只是限于“闲散”——只宜于“小桥流水”,那种胸襟的阔大敞开、气魄的豪迈奔放,是舒放的另一极致。只有把散文之闲散归到散文的神质上,才能得散文之真味。散文的神质与主题不是完全一样的,不是其主旨中心,而主要是作者的情思意兴。所以我们追本溯源,探求梳理中国现代散文的概念范畴及其意义内涵,以宽容的心态去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散文及其文学意义和价值,以更积极的姿态去促进21世纪散文的创作和研究。
1988年11月初稿于西安
2003年3月再改于上海
【注释】
[1]刘锡庆:《当代散文创作发展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2]周作人:《美文》,《晨报副刊》1921年6月8日。
[3]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15、27页。
[4]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15、27页。
[5]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15、27页。
[6]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15、27页。
[7]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8]沈义贞:《论当代游记散文的流变与转换》,《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
[9]陈必祥:古汉语知识丛书《古代散文文体概论·附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7~269页。
[10]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11]徐迟:《说散文》,《长江文艺》1962年第4期。
[12]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0页。
[13]周作人:《美文》,《晨报副刊》1921年6月8日。
[14]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
[15]施蛰存:《回顾与前瞻》,收散文丛书《散文的艺术》,该书收1980年1月至1981年8月《散文》月刊“笔谈散文”专栏文章21篇。
[16]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
[17]《阿英文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
[18]《阿英文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
[19]吴周文、王菊延:《中国现代散文理论批评的发展概观》,《扬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20]葛琴:《略谈散文》,《文学评论》1942年创刊号。
[21]大散文的说法产生与当代“大历史”、“大文化”、“大文学”等等一系列观念的流行,也是相对于散文一般比较短小、题材日常生活化,多写闲情逸致而言,当代散文有了极大的突破。不仅仅是下笔万言,有时长篇成书;题材之大,可以《千年一叹》(余秋雨),《牧游长城》(周涛),而且散文内容十分宽泛,凡一切事物问题都能进入散文的议论描写。贾平凹1992年创刊《美文》时在《发刊词》里倡导不囿于狭小的散文的“大境界”、“大美”之文,成为许多人畅言大散文的指归,可能是散文家内心追求的真正的“大”散文。当然大而不当的毛病和散文范畴泛化也在所难免。
[22]卞毓方:《海天摘云》,《散文》2002年第4期。
[23]王兆胜:《超越与局限——论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散文》,《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
[24]汤学智:《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瞻望》,《文艺评论》2002年第3期。
[25]陈剑晖:《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散文的文体变革》,《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