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于生活、思考生活————读石舒清的小说

石舒清是我区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他是海原县高台乡人回族，年龄二十出头，1989年毕业于固原师专英语系，现在海原高台中学任教。自1988年在《六盘山》发表处女作《长工小传》以来，他已在区内外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十余篇，成为我区小说创作领域一颗耀眼的新星。

纵观石舒清的小说题材似乎并不新鲜，但他在认识和评价复杂的社会生活上却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不仅忠于现实生活通过写生活凸现人物形象，而且他更注重对生活对象的审美本质的表现，使小说对生活的观照更近于自然状态。因而他的作品比较真切，有一定的深度。

也许有人说，文艺反映现实生活，这是常识，根本没必要再谈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未必如此简单。在小说创作中就有这样的现象，不少作者为塑造典型人物而设置“生活”，他们不是通过生活自然而然地凸现人物形象，而是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写人物的生活，以致使人物形象干瘪、失实，露出了斧凿之痕。更有甚者，一味追求感觉，不注重生活的积累和升华，从而导致作品的虚化甚至玄化。

可喜的是石舒清的小说浑然天成，字里行间飘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回回故事》（《朔方》1990.7）中的三篇小说，就具有这样的特点。《我不要你的钱·麻胡溜子》里的麻胡溜子中年得子，万分珍爱。谁料到一次意外的车祸，宝贝儿子消失了，悲痛之余麻胡溜子反倒安慰肇事的司机……老司机眼圈儿红了：“没想到你们回回……我真想跟你交个朋友……”这是怎样一个回族老人，作者虽然没说，但读者心里已经很清楚了。第二篇小说里的老爸，吸烟，偷东西，虽算不上五毒俱全，但在穆民眼里也差不多了。可是后来他竟迷恋上宗教，还为母亲赎了一个1000元的乃玛子。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改革解决了生计问题，写得很巧、很妙。重要的是，这个故事从心理深层揭示了宗教文化对穆民的影响——其实这种影响在麻胡溜子身上同样有所反映，如麻胡溜子认为吃了司机送的米面，就像吃儿子一样——作者在处理这些敏感的宗教问题时，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洞察力，把握得比较准确，很少走火如魔。第三个故事《到后世里再还账·老哈什目》的穆民身上这种传统的影响就更加明显了，但这一切似乎不是作者有意为之，很自然。解放前老哈什目借了阿訇田清宣200个银元，先是还不起，后来能还起了，但阿訇无常时留下口唤叫下世来还，老哈什目因此而发疯致死。苛刻地讲，这三篇小说的人物形象，并不是十分丰满的，但那故事却是意味深长的，有着深厚的生活底蕴，并不显得单薄。

高尔基说：“假如一个作家能从20个到50个，以至从几百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中每个人的身上，把他们最有代表性的阶级特点，习惯，嗜好，姿势，信仰和谈吐等等抽取出来，再把它们综合在一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身上，那么这个作家就能用这种手法创造出‘典型’来——而这才是艺术。”石舒清笔下《外爷爷》中的外爷爷（《新疆回族文学》1989.5），《哦，我的父老们》中的刘克彪、马良彪（《新疆回族文学》1990.3）等人物形象只所以活脱，就是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披沙沥金般陶冶出来的，这些人物的特点概括了许多人的特点，因而便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

我看，《哦，我的父老们》这篇作品，能够代表石舒清目前的创作水平——比起《回回故事》中的三个人物要鲜明得多莱辛说过，“一切与性格无关的东西，作家都可以置之不顾。对于作家来说，只有性格是神圣的，加强性格，鲜明地表现性格，是作家表现人物特征的过程中最当着力用笔之处。”《哦我的父老们》中的人物是多颜色的，且又不僵硬，一个个既活脱又耐人寻味。作者在刻画这些人物的时候，让他们按照生活的规律一个一个亮相，而不是有意去描写他们的性格。刘克彪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他当队里保管员的时候，婆姨和村里的光棍老羊把式做爱，让他给碰上了。第二天他骗来全村的人当着大家的面叫婆姨跟上羊把式走。后来，他当了队长，副队长田风彪不服，纠集一些人跟他作对。刘克彪沉着应对，先是分化瓦解李文山、马良彪，然后又在社员大会上叫马良彪揭发田风彪。当群众刨出了田风彪的许多事儿后，他又出面保田风彪，使田风彪服了他。作者花的笔墨不多，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复杂的艺术形象。田风彪和刘克彪作对，让刘克彪给制服了但他后来又乘机诬陷刘克彪，终于爬上了队长的宝座。再后来当他和刘克彪处于同一境地时，两人又比亲兄弟还好，这是颇耐人寻味的描写，在人物性格刻画上很有深度。至于马良彪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人。他强奸李文山的女人，刘克彪替他说了好话，他便记在心上。田风彪陷害刘克彪他心里不服，便采用同样的办法，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田风彪也送进了“堡子”。他和李文山去野狐沟铲草，李文山被摔死了，他又娶了李文山的婆姨……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的时候没有简单化，既写他们的相同点，又写他们的不同点，既写他们的正面，又写他们的另一面。而这一切，都是由人物各自的性格决定的。作者也没有把他们彼此孤立起来——你的生活中有我，我的生活中有你，人物之间彼此联系着——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他们一个个绝不相同，各自有着鲜明的个性，他们的生活也不单一、呆板，而是那么丰富。这其中有冲突，也有和平，有痛苦也有欢乐，有失望也有希望，形形色色，错综复杂。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石舒清在刻画人物的时候，在形象的营造上确实是下了功夫的，从而使人物富有独特的品质和立体感，呼之欲出。刘克彪发现自己的女人有外遇，便打发女人走。他叫来全村的老小，当着大家的面处理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恐怕只有刘克彪才能做出来。田风彪伙同一些人和他作对，他各个击破，但当对手处于劣势时，他又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出面保他。这说明他有心计，不是个一般的人。马良彪糟踏了李文山的媳妇，他明知这是违犯法律的事，可他劝李文山忍了这口气，还说什么不要为女人打架生气，女人是祸水。他明知李文山之死是和马良彪有关系的，但他知情不报，只是在临终之前对马良彪规劝了一番。像诸如此类的事，只有“这一个”刘克彪才会做，其他人或许也会这样做，但绝对不是这种方式。刘克彪是一个复杂的、非常真实但又一下很难说清的艺术形象。刘克彪就是刘克彪，他绝不是别人。在他的身上既有回回民族传统的东西，又有新时代中国农民的新思想。这个斑斑驳驳的脱离了二度平面的羁绊走向我们的艺术形象，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原因，就在于它的立体性。

刻画回回民族形象，就得反映宗教生活，这好像是目前有些小说作者的一条定则。似乎不涉及宗教活动，就影响回族人物形象的真实性。石舒清当然也写宗教生活，但他更为关注的是回回民族特有的宗教文化对人物的影响，从不单纯写宗教仪式。他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地道的回族人物，不像有的作品中的人物贴的是回族标签，而骨子里没有一点回民味儿。

石舒清之所以能取得目前这样的成绩，就是因为他有非常深厚的生活基础，石舒清一直没有离开生它养它的那块土地他的小说，写的都是他非常熟稔的人和事。这说明生活对一个从事创作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了丰富的生活，艺术技巧也就有了，宛如瓜熟蒂落。

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是只重视生活和艺术的表达方式而不重视思想性的修炼，相反，我认为作者没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就写不出有分量的作品。一个大作家，首先是大思想家有了较为深刻的思想这个要素，作者不但能通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而且在写作时还可以高屋建瓴，做到游刃有余，挥洒自如。我们有些作者老是突不破，关键就在于思想境界不高对生活思考不够。说得严重一点，没有洞察生活的能力，你就是身在宝山也未必识宝。罗丹说，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而这个“发现”不光是艺术素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个思想认识问题。

因为文学作品总是要通过一定的形象表现思想的，它不是对生活进行镜子式的反映，也不是自然主义的反映生活。如果对生活没有思索，没有选择，甚至采用机械的方式，事无巨细地全盘照搬生活，那就必然会造成作品臃肿，不集中，也不洗炼，读之令人觉得乏味。

石舒清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如《哦，我的父老们》，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接近十个，时间跨度大，从人物年轻时写到人物老死，但全文的篇幅并不太长。如果没有对生活进行思考和选择，他能在这有限的篇幅内，塑造出诸如刘克彪等几个栩栩如生的形象吗？实际上作者在刻画刘克彪等人的形象时，所用的材料并不很多，只不过材料典型而已。用不多的材料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一生，且又不露人工痕迹，这不能不归结到作者的艺术素养和思想境界。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石舒清的作品语言，我觉得他在固执地追求一种整体的气韵盎然和诗意丰沛的境界。这种语言上的特点在《三个男人》等作品中体现得比较明显。当然局部的锤炼词语，他也是很用心的。如《哦，我的父老们》写到羊把式被刘克彪从他媳妇屋里揪出来后，“把脸从裤裆里掏了出来，一脸的平静”。这里的“掏”字用得好，很新鲜。这句话，也很形象，既幽默，又庄重。

石舒清刚刚开始创作，他的路还很长。从已发表的这十来个中、短篇小说来看，他还在艺术上继续探索。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在艺术形式上下功夫，而应该特别注意对生活的全方位把握。也就是说，亟需的是深化对人生，对艺术和对自己的认识。

199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