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花儿歌手——读高琨的花儿抒情诗

生活在花儿的故乡，我对花儿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爱屋及乌，我对创作花儿的诗人都很敬重。在塞上诗苑，专门从事花儿创作的诗人除高琨之外，有的我认识，有的我不认识，但我都喜欢他们，喜欢他们那些带着故乡泥土味儿的花儿抒情诗他们中间高琨诗龄最长。他1955年就开始发表作品，迄今为止在《诗刊》、《朔方》、《宁夏日报》、《六盘山》、《固原日报》等报刊发表花儿近二百首，是新时期一位有成就有代表性的花儿诗人。

我第一次读高琨的诗，大约是1982年。当时我翻阅上一年的《朔方》杂志，突然看到一首《幸福的路打心上过了》，感到很亲切。这不就是我熟悉的故乡的花儿么，这形式，这韵律是地道的故乡味儿。时至今日，我还记得那优美动人的诗句：

房檐下落下对白鹁鸽，
咕咕儿叫，
逗出了姑苏的酒窝；
梳妆打扮(者)转娘家，
揭帘儿看，
好比（哈）艳花儿一朵。

推车的阿哥一呼哨，
姑苏姐，
捎架上稳稳地坐了。
车闸（哈）一松撒欢了，
小两口，
心欢（者）扯起（个）磨来。

这熟悉的生活，这明快轻松的旋律，一下子就把人吸引住了。记得有一首《回娘家》，很有影响，我私下认为这首花儿也是一首《回娘家》，但又比《回娘家》更有情趣。鸟叫，怎么能逗出人的笑靥。古人道，“鹦鹉前头不敢言”（朱庆余），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诉说凄苦吗？金昌绪云：“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诗中的这位女主人公不是很烦鸟叫吗？可这首诗中的女主人公却叫鸟声逗出了笑窝。到底是人逗鸟，还是鸟逗人？不管怎么说，这“逗”出的酒窝，也使女主人公的高兴劲儿从中溢了出来。“酒窝”一般书面均作“笑靥”，而作者在这里选用一个颇富地方特色的“酒窝”，其原因是“酒窝”比“笑靥”更有表现力，这是通感的魅力。细读这行诗，仔细吟味，我们真像是饮了一杯美酒般的惬意。然而，在这里作者不动声色，只是客观写实，其实作者的喜悦之情像地下河流一样已在诗中涌动。若不信，请看下面。女主人公打扮好了，揭开门帘走了出来，“好比（哈）艳花儿一朵”。用花比女人，也许正像英国诗人王尔德所抨击的那样落入俗套，不新鲜了。这我不否认，但此时此地，我认为这种比喻的修辞手法，还是有生命力的。一个俏丽的少妇打扮好了，揭开门帘从里面娉娉婷婷飘了出来，给人的直感是什么，不就是一朵花吗？这手法我看和庞德的《有一个地铁车站》也相仿佛那首诗是这样的：“这样面庞从人群中涌现/湿漉漉的黑树枝上的朵朵花瓣”。此诗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成功地运用了意象叠加和通感，而这首诗用花比喻女人，不光有比喻，也有通惑况且诗的前面写主人公喜悦之情，又写她梳妆打扮，这种从内写到外的方法，也使这个比喻落到实处，一点都不显得突兀反而增加了诗作的抒情味道。

当然，作为一种民歌形式的花儿，向来是以抒情见长的在我们所接触的花儿中，大多是讴歌爱情的，题材似乎有点窄也许这正是花儿的特点，就像词为艳科一样。但高琨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冲破了以往花儿光唱爱情的窠臼，既写“山乡新花”，又写“山里人经见了稀罕”，给人一种多姿多彩而又繁富的感觉。从表现手法上，诗人在原先赋比兴的基础上，又大量应用拟人、夸张、象征和通感等多种手法，提高了花儿这种古老的艺术品种的表现力。

传统的花儿总是从生活中捕捉住一个个细节或者一点有意思的小故事，然后生发开去，繁衍成篇；也有的直接应用比兴的手法抒发歌者的情感，同样，高琨的花儿也用一点小情节作为自己诗情的触媒，但他有自己独特的构思；他也用比兴但有他自己的发现。譬如小两口学车，就是一件生活小事，没什么挖掘的，可诗人独具慧眼，“尕妹学车哥帮劲，/绕圈子/新生活圆了个感情。”有了这么一笔，这首诗便就不同凡响了，又如《山里人经见了稀罕》：

园里的刺玫水中的莲
开下得艳
玫瑰花飘香(哈)溢甜
从城里娶来个俊牡丹
长下得端
喜气儿烘暖着心田

这节诗前三句先言他物起兴，引起后三句所咏之事，兴中有比，很好地凸现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刺玫瑰和水中莲都是可望而不可近的，这就像乡里人看城里人一样；可是如今乡里人竟娶来了城里人，个中韵味不言自明。由于作者运用了比兴的手法，尽量让优美的形象达意，从而使诗作蕴藉，耐人寻味。城里人与乡里人的距离消失了，这层意思虽不新鲜，但用刺玫瑰和水中莲来暗示，就显得很有味道。

高琨的花儿虽有情节或小故事，但他并不重视这些。正如前面所说的，情节或故事仅是他诗情的触媒，大多没有头尾，亦不详细。如《学车》并没有写小两口为啥学车，怎样学车，以及到底学会了没有。这一切作者都略去，只写“崖拉儿惊飞树拍手，/满场院/惹来了‘鸽’飞‘风’舞”。读者很容易看出，这里的“鸽”，是指飞鸽自行车；这里的“凤”是指凤凰自行车。满场院的“鸽”飞“凤”舞，作者这是在写学车吗？是学车，但又不是学车，如果单停留在学车这件事上，那么这首诗也就立不起来了。正因为《学车》不单是写学车，才使这首诗诗意盎然，含蓄隽永。在这一点上，高琨的努力是令人敬佩的。原因是像其它诗歌品种一样，花儿的专职在于抒情，并非叙事。如果铺叙太密，就会损害花儿的艺术张力，违背花儿的艺术特点和规律。太拘泥情节或故事本身，就会限制花儿艺术的想象空间，反之，则令人回味无穷。又如在《香梦里溢出了笑声》中，诗人写道，“老两口子/仰板一躺者养神；/说长道短论古今，/晚晚夕/香梦里溢出了笑声。”就没有过分拘泥于故事本身，而是实中有虚，使诗作不但显得空灵，而且意趣丰盈。一句“香梦里溢出了笑声”，胜过无数句说新时期好。梦是香的，这是通感。梦中溢出了笑，可见老两口值得高兴的事太多了。要不，怎么溢出了笑呢？什么事值得他们在梦中笑呢作者没说，读者心里却清楚。这就是说：高琨笔下的有叙事成分的花儿，并不都写实，而是带有浓郁的抒情味儿。

是的，高琨力争使自己的花儿将叙事、描写、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即重视诗作的形象性。譬如《幸福的路打从心上过了》写小两口回娘家，“推车的阿哥一呼哨，/姑苏姐，/捎架上稳稳地坐了。/车闸（哈）一松撒欢了”。这里有叙事，有描写，叙事、描写中又有抒情；另一方面也抒发了诗人自己的感情。姑苏姐自行车后座上“稳稳地坐了”，也不只显现“稳稳地坐了”，而是像作者在《牵住个尕心儿难回》所唱的那样“身段显了个韵味”，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令人产生遐思，给人的审美感受不是单一的。《满川道开艳了瓜花》一诗也是这样“满川道开艳了瓜花”，乡里乡亲见了面“照胛子一拳儿砸下”“咧嘴笑赛（个）瓜花”。瓜花艳，丰收有望，乡亲似“心喜煞”，彼此见面砸胛子，这传神的笔墨真叫人拍案叫好，而那“咧嘴笑赛（个）瓜花”更是锦上添花，情景交融，以人的动作写情，令人耳目一新。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花儿也写人。有情节或小故事的花儿就是围绕着人去展开的。在花儿中写人，这也是高琨的一个追求。《送哥进山》就塑造了一对青年男女的形象。“妹摘了梨花树下站”，且又“情绵绵”，这是为何呢？阿哥进山放羊，“盘山的路上歌不断”，寥寥几笔便把一个怀春的少女形象勾勒了出来，栩栩如生。“吆喝（嘛）一声崖娃娃欢”，既唱又吆喝，这一唱一吆喝，青年羊倌的形象也凸现出来了。噢，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青年，他热爱生活，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一切都因为是“政策端/党疼爱咱羊倌”。歌颂人民，讴歌党，始终是高琨创作的主旋律，但他又融会了自己的真切感受，因而他的诗又有自己的抒情个性，很少有公式化的痕迹。比如《阿舍儿相婿》和《送哥进山》同是写青年人的恋情，但又很不一样，比起《送哥进山》中的那位女主人公的文静、羞涩而又情意缠绵，《阿舍儿相婿》中的阿舍则开朗、大胆得多了。“步法儿轻盈如燕飞，/一路上/戏花扑蝶的歌脆；/掐一朵野花心儿醉，/细思想/相一个咋样的女婿？”阿舍儿的举止，就说明了她是一个心地纯洁且又活泼热情的女青年。高琨展示花儿故乡不同人物的不同的内心世界，开拓他们的心灵美，这是值得人们肯定的。

别林斯基曾说：“有这样一种抒情诗作品，其中诗和音乐的界线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花儿，尤其是花儿抒情诗，便是这样一种典型的作品。为了使花儿抒情诗更便于吟唱，发扬光大花儿的这个品性，高琨在花儿的艺术形式上也做了许多大胆的探索。传统的花儿大多是一首四句。但高琨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突破了花儿一首四句的樊篱，根据内容表达的需要，将花儿抒情诗发展到十几行，甚至近二十行，拓宽了花儿的艺术天地，使花儿能够反映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此外，在字数上传统的花儿大都是七八个字一句；而高琨的花儿有三四个字一句的，也有七八个字一句的，长短不一，节奏感强，既能表情达意，又便于歌唱，显得灵活自如。譬如前面征引的《幸福的路打心上过了》就是如此。它句式轻松活泼，更适合内容表达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传统的花儿虽然比较整齐，但显得有点拘谨，甚至有些呆板。也许正因为如此，有人说传统的花儿是花儿王国中的“古体诗”，而高琨等人创作的新花儿则是花儿王国中的“自由诗”。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比较客观的，符合目前花儿创作的实际情况。但眼下的自由诗创作只重“诗”，不重“歌”这和高琨等创作的新花儿则不一样。高琨他们创作花儿，非常重视花儿的音乐美。

总之，高琨的花儿创作已经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他是我们时代的一位很有特色的花儿歌手。但他有的诗作铺叙的成分仍较多，比较实，未做到虚实相生，相得益彰。因此，他的花儿诗的艺术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我们衷心希望以高琨同志为代表的花儿诗人们继续努力，让花儿这种古老的艺术品种焕发出新的青春！

19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