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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来自Discovery频道之“动物星球”网站的文章，它对大众了解保育、保育人士及其工作有很大的助益。

我们每个人都是开路先锋。

野生动物所遭受的浩劫，已经是人尽皆知的问题了。目前生物面临到的灭种危机，可以说比恐龙时期所发生的规模来得更大，而物种消失的速度却连一点减缓的迹象都没有。

本指南将介绍几种数量正在减少当中的物种，以及人们所进行的救援行动。保育的观念随时都在修改，全世界的保育组织都尽力在找出更好的方法，以便挽救濒临灭种的物种，并确保它们在未来仍得以继续存活。

当然，这是一场艰辛的战役。全球气温的暖化、生物栖息地的破坏，以及人口的急速增加，都是伤害自然环境的主要因素。在人类180万年的进化史中，我们已经成了地球上进化最成功的物种。而我们是否能运用引以自豪的高度智慧，以及我们无比的力量，适时阻止真正的悲剧发生呢？

全世界都有物种正在消失的危机。根据世界自然资源保育联盟（IUCN）的统计，我们目前面临到的物种灭绝危机，较7000万年前恐龙灭种的规模来得更大。目前共有15589种物种正面临绝种的危机，其中包括了哺乳动物、植物以及昆虫。

保育是要赶在绝迹的悲剧真正发生之前，对这些物种展开抢救的行动。到目前为止，绝迹的物种尚未有过重新繁衍的记录，因此事前的预防是我们能做的唯一手段。

在19世纪时，像达尔文等自然学者相当热衷于新物种的发现，但却对人类开始于地球上生活后，造成的物种绝迹影响鲜有研究。一直要到1963年IUCN才将几位顶尖的科学家集合起来，开始研究那些数量正在减少，甚至是已经不存在的动物。

就在我们刚进入新千禧年的同时，更多的物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在2006年时，物种绝种的速率较正常绝种的“背景速率”快上百倍甚至千倍。

阻止物种数量快速减少的举动便称为保育。这些物种通常都受到了某种原因的威胁，例如中国的大猫熊，便受到了栖息地被破坏的危机。在理想的情况下，保育行动会在物种消失于无形之前便先行展开。

关于保育行动，通常可分为三种主要的策略。第一种策略会锁定单一的特殊物种，例如黑猩猩。这种策略讲究的是建立一个适合该物种存活的环境，以期它们得以继续繁衍下去。以黑猩猩为例，要做的工作便是在森林间设计出一段它们行动的通道，或是种植适合它们采食的果树。

第二种策略就是维护整片环境，就像将亚马逊盆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区”一样。这种策略是要让环境尽可能地保持原有风貌，并且保护当中栖息的所有动物。一个小小的变动，便会影响到整个生态系统，因此绝对不能对环境做出任何的改变。

至于第三种策略就是利用较具代表性的濒危物种，例如大猩猩，借此完成保护该物种栖息地的立法，而使得其他同样濒危但较不受重视的物种，例如青蛙及昆虫得以同时受惠。如此的做法称之为利用“代表性物种”。

一个人为何又如何会决定抛开红尘俗事的熙熙攘攘，全心全意为自己相信的理念牺牲奉献呢？基因使然吗？还是社会造成的呢？如果两个人一起观赏一部捕鲸纪录片，是什么因素让其中一人放弃一切，投身鲸鱼保育的运动呢？

每位伟大的天然资源保育人士被问到这个问题时，答案都不一样。有些人因为从小就热爱动物，长大后成为一生热衷的志业。有些是因为目睹某个事件，或者有过某种体验，让他们从此改观。但是他们都具备的共同特质是，他们不觉得自己已经放弃了一切，而且不论抗争的过程如何令人沮丧，或者成功的希望如何渺小，到最后，这些天然资源保育人士均表示自己觉得生命更加富足，因为付出了努力，而且这是他们人生唯一的方式。

这位来自澳洲的阳光女孩目前担任野生生物节目主持人，所涉足的是一块多为男性主宰的领域。琳道·戴维斯是动物星球频道《琳道生命线》(Lyndal’s Lifeline）节目的主持人，她得前往偏远、而且常常是危险的国家，为出问题的野生动物禁猎区提供协助。

琳道对大自然的热爱始于自己成长的地方澳洲昆士兰。她的童年都在拯救动物，后来在昆士兰就读新闻学校，接下来的十年则从事野生动物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她的工作人员通常只有一名摄影师，琳道独自包办纪录片的主持、制作与剪辑工作。琳道很难取得收支平衡，一项计划的收入都直接花在下一项计划，没剩太多钱。

几年前，琳道的转机出现了。一家电影公司的导演马克·史崔克森（Mark Strickson）看到琳道的一段试播节目。马克与琳道于是说服动物星球频道购买整个系列节目。

身为野生动物节目的主持人绝非易事。在琳道金发阳光般的外表之下，蕴藏着一种坚毅的特质，引领她深入某些全世界最危险的地区。在狮子山拍摄黑猩猩的时候，琳道与工作人员开车陷入了一场暴动。琳道曾经睡在水泥地上，也曾只铺一张塑胶床单露天席地而睡。她曾在泥泞的山间推着卡车往上坡走，甚至整个礼拜只吃花生为生。

但保育野生动物就是琳道的天职，而且她还没打算这么快就停下脚步。

“是的，的确很艰难，有时甚至很恐怖。”她说，“我们曾经碰过好几天只以非常少量的食物为生，为了寻找动物而几乎没睡觉。但如果我没说这感觉实在超棒，那就是言不由衷。”

很少人见到珍·古道尔会不认得她。珍·古道尔耗费将近50年的时间，唤醒全球对黑猩猩的重视，让我们深入了解这种奇妙的动物，以及它们与人类有多相似。

“让我们对自己有信心，对我们的智慧、对我们坚定的精神有信心。让我们对所有生物养成尊重的态度。让我们以宽容、同情与爱，取代不耐与偏执。”

首度踏上坦干伊喀湖岸探访黑猩猩栖息地那年，珍·古道尔只有26岁。上个世纪60年代，年轻女子只身探访非洲荒野之事前所未闻，但是珍·古道尔展现了坚持一生的顽强与决心。

要赢得黑猩猩的信任困难重重。她必须花上好几个月以望远镜观察黑猩猩。她逐步接近它们，最后几乎成了黑猩猩的家人。珍·古道尔在坦桑尼亚森林里目睹的一切，重新定义我们对黑猩猩与自己的看法。先前，大家以为黑猩猩是爱好和平的草食性动物，但是珍·古道尔看到截然不同的一面。它们会组织对战的派系、使用器具，并营造关系——这些之前都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特质。

拍摄工作人员与摄影师，将珍·古道尔的黑猩猩带进全世界家家户户的客厅。她本人也从一名年轻害羞的灵长类动物学家，转而成为一位不只替黑猩猩，也为地球上其他动物奔走的斗士。国际珍·古道尔协会（Jane Goodall Institute）不只支持黑猩猩，也为教育所有野生动物知识与保育助一臂之力。珍·古道尔协会在70个国家进行“根与芽”(Roots ＆ Shoots）教育计划，也在非洲各地社区成立学校与赞助教育。

珍·古道尔本人不遗余力奉献于保育工作。有十年的时间，她从未待在同一个地方超过三周。她每年奔波旅行超过300天，到处发表演说、筹募基金，并与政府官员碰面，力图挽救世界仅存的原野，以及她所钟爱的黑猩猩。

珍·古道尔2002年成为联合国“和平大使”，2003年被英国女王册封为皇家爵士。

杰·考温拍摄自己的一系列电视节目、诉说传奇般的故事之后，还能够活着，简直太神奇了。从与响尾蛇面对面，到与大熊来个真实的拥抱，杰·考温已经有太多让人停止呼吸的际遇，俨然使他成为最受欢迎的电视人物之一。但这可不全然只是虚张声势或者艺高人胆大的事迹喔。杰·考温是个货真价实的保育人士，而且义无反顾致力将野生动物的神奇力量呈现给世人。

“对动物爱好者而言，我的生活非常多采多姿，”他表示，“大概6岁的时候，我就老是被动物围绕。我热爱动物，喜欢与它们为伍。”

杰·考温很幸运，能够经常与动物为伍。杰·考温是自己在动物星球频道节目《杰·考温任务》的主持人，从哥斯达黎加的大批海龟产卵，到印度的眼镜蛇节庆，杰·考温无所不拍。

杰·考温修习生物学与人类学，最后因为研究最喜欢的蛇类动物，而取得野生动物保育硕士学位。

“我对蛇着迷不已，不论是因为它们在文化上与人类的关系，或者在庞大的演化列车中扮演的角色——地球生命经验的一站。我认为它们是令人敬畏的生物，而且基本上从6岁到现在将近38岁，我一直都与蛇共处，我和它们关系匪浅。”

对于蛇的热爱，并未使杰·考温对动物王国的其他成员置之不理。没有拍摄作业的时候，杰·考温就在美国各地讲授野生动物保育的课程。杰·考温2005年成立一所名为“EcoZone”的教育中心，这是一座以其成长地麻州的独特湿地为主题的互动博物馆。

杰·考温1993年曾以保护新热带雨林的必要性为题，在联合国发表演说。他在1984年首度看到贝里斯的热带雨林，从此展开雨林保护的游说工作。

俊俏又有魅力的外表，无伤杰·考温的理念。他被《人物》杂志（People Magazine）票选为50名最俊美的男性，也出现在《娱乐周刊》(Entertainment Weekly）的“It List”名单中，杰·考温甚至还有全球影迷俱乐部。杰·考温曾在许多电视节目中现身，也曾接受从欧普拉到杰雷诺等诸多节目的访问。

不为野生动物奔忙的时候，杰·考温把时间都花在其他的最爱，女儿玛亚·罗斯与妻子娜塔莎身上。

光是身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之一，对伊莎贝拉而言还不够；她想创造一些改变。伊莎贝拉超过20年来，积极致力许多物种的保护与保育运动，尤其是安地斯山猫。

“我赚的钱远超过我所需要，”伊莎贝拉说，“于是我萌生把钱捐赠于保育工作的主意。”

以《永远的爱人》(Immortal Beloved）与《世界上最悲伤的音乐》(The Saddest Music in the World）等电影成名，也曾为诸如香奈儿等公司担任超级名模的伊莎贝拉，对动物一直有一种细致的感受。身为霍华德·吉尔曼基金会（Howard Gilman Foundation）理事会成员之一的伊莎贝拉，为野生动物筹募资金向来不遗余力。

伊莎贝拉在安地斯山猫的保育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山猫栖息于玻利维亚、秘鲁与智利等南美国家，它们的身影在1997年首度被拍到。由于金吉拉绒鼠遭无情猎杀取其毛皮，安地斯山猫失去主要食物来源，因而濒临绝种。

伊莎贝拉记得自己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渴望拥有母亲的金吉拉毛皮外套。“我与母亲从来就不了解，拥有动物毛皮制成的外套，意味着野生动物的大量灭绝。”安地斯山猫是美洲濒临最迫切绝种危机的猫类之一。它居住于安地斯山高海拔沙漠地带，那里气候不是天寒地冻，就是无比闷热。这种猫有着灰色的毛皮，尾巴有七个暗色的环状花纹。过去25年被看到的次数不超过10次。

除了食物来源中断的困扰之外，安地斯山猫也因为本身的毛皮而成为猎杀对象，它们偶尔也会因为庆典遭到宰杀，因为当地人相信这样可以带来好运。

伊莎贝拉慷慨赞助安地斯山猫联盟（Andean Cat Alliance），最近也获得迪士尼野生动物保育基金会（Disney Wildlife Conservation Fund） 10万美元的捐款奖励。

想要继承一位名人父亲的志业，绝非易事。莎芭的父亲伊恩·道格拉斯·汉米尔顿（Iain Douglas Hamilton）是一位知名的科学家兼天然资源保育人士，过去40年勤奋不怠，致力提升众人对保育大象的意识。

莎芭不比父亲逊色。在非洲的荒野中长大的她，也能独当一面，不论是在肯亚国家公园追踪狮群生态，或是与一群野生黑猩猩共同生活。

1970年6月7日晚间7点出生于肯亚的莎芭，是家族的第七名孙子，当地非洲的部落成员不出意料地为她取名为“莎芭”，即“七”的意思。她在六周大的时候就首度被大象碰触，从此与野生动物结下不解之缘。

正是由于一生对野生动物的热爱，开启了莎芭与BBC彼此间的好感。她的头一项企划就很棘手，赤手空拳与《蓝色星球》(Blue Planet）制作人艾雷斯泰·法瑟吉尔（Alastair Fothergill）在西非的Tai森林生活数日。莎芭与艾雷斯泰在湿度高达90%的气温下，追踪一群野生黑猩猩。黑猩猩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白蚁、蚂蚁、水果等。只要找得到水，他们就喝，连泥水也照喝不误！

从那时开始，莎芭已经为BBC拍摄超过12部纪录片，而且她也以在父亲的“拯救大象”(Save the Elephants）组织委员会服务的方式，传达保育的讯息。她依旧过着到处奔走的生活，在家乡肯亚与其他国家之间来来往往，为生态保育游说，拍摄新的纪录片。

每种濒危物种所面临危机都不尽相同。太平洋海岸的水草交易频繁，这些水草多用于传统药品方面的用途；毛里西斯的粉红鸽子则是受到外来动物猎杀的威胁。

每个物种有不同的存活条件，不过大多数濒危物种的命运几乎都操之在人类的手上。保育人士会游说政府、教育当地民众并筹措经费，以确保保护濒危物种的工作能够持续进行。

保育人士一贯的工作目标即为“教育”，诚如著名保育人士迪乌姆（Baba Dioum）所言：“到头来，我们仅会对于自己所爱的物种加以保育。而我们的爱来自于对那些物种的了解，这些了解则来自于我们所受的教导。”

大多数濒危的物种能否生存的关键，在于人类的行为是否能够改变。生物栖息地的日益减少，是物种绝迹最常见的原因。地球上仅存的野生区域渐渐因为天然资源（如煤炭、石油和木材）的开采而减少。

保育人士会于自己所处的国家或是全世界宣扬保育的信息，目的在于唤醒人们对濒危物种的注意，以及求取各方的援助。他们会致力于栖息地的保育，这是一条漫长且艰辛的道路。有许多濒危的物种，均生长于第三世界的国家里。要让这些国家的政府甘愿放弃从石油或木材所获得的大笔利润，着实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任务。有时候，保育人士会干脆买下一块土地，以保护某个物种；或是利用一块既有的土地，为动物们打造“安全的栖息地”。在辛巴威，当地的地主就在自己的土地上为黑犀牛建立了一块乐土，使它们免于灭种的危机。

只要某个区域受到保护，保育人士便会开始进行撤除陷阱、加上栅栏或反盗猎设施等工作，也就是有专门的生态守卫会随时巡逻，避免盗猎者伸出魔爪。

有些保育人士的工作相对较为轻松。某些大型且较有代表性的物种（例如蓝鲸)，获得援助的机会就比一些没这么特别的物种（例如青蛙）来得轻易。但是这不表示比起其他的物种，青蛙一点重要性都没有。相反，在某些情况下，青蛙的功用事实上相当重要。青蛙称得上是生物活动的指标，从某区域青蛙的数量，看得出该地生态系统的优劣与否。当青蛙的数量开始减少时，例如苏利南莫河（Suriname）的蓝色毒蛙，就是该区环境出现问题的先兆，而其他物种随后也会相继发生问题。

最重要的是，保育人士都想要培养一般民众的警觉心，说服大众保育工作刻不容缓，进而唤起大家投入的意愿。

就目前许多物种面临的危机，全球有哪些大规模的保护行动呢？尽管世上有像大堡礁和亚马逊盆地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区，却没有一个国际性的条约来保护这些物种。保育人士的力量也非常有限，无法一次进行多个物种的保育工作。

“抢救大型猿类计划（GRASP)”的目标是建立首个“世界性物种遗产”，计划中的对象有巴诺布猿、黑猩猩、大猩猩和红毛猩猩。

在非洲，有数十个保育组织积极推动教育工作，并主张强制立法来遏止森林砍伐、减少当地人类与猩猩接触的机会，并阻止交易野生动物的行为。但在2005年之前，却很少有大型机构或政府方面对这些组织伸出援手，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考虑到未来10年、50年甚至是200年后协助增加猩猩数量的行动。

就在2005年的9月，一项由联合国环境计划推动的“抢救大型猿类计划”将境内拥有大型猿类存活的国家政府、科学家、保育人士和赞助国结合在一起，签订了《大型猿类宣言》。这是第一个为所有大型猿类的长期生存课题，提出协调系统性方法的国际机制。

他们采取的不是拯救所有猿类数量的方法，而是建议将资源集中在那些数量够多，有机会存活下去的物种上。科学团队会针对大型猿类栖息地的可能性进行评估、控管物种数量，并建立出人人都可查询的资料库。

希望除了大型猿类，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物种能出现在世界性物种遗产的名单，在它们未来生存的道路上受到国际性的援助。

传统的、兴起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保育行动是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投入在拯救濒危物种及生态系统的工作上。但当时的问题在于没有人了解拯救物种该用的方法，因此就出现了将金钱用于毫无效率的保育行动上，而仍发生物种数量持续减少的窘境。

现在人们已经想出了崭新的保育方式，重点不再仅放在物种本身，而是连该地区的民众也得考虑进去，因为人类的作为正是这些物种能否继续存活的关键。就以肯尼亚的马赛族（Massai）为例，由于大象及狮子会对他们饲养的牲畜造成损失，因此他们认为扑杀这些动物是天经地义的行为。另外在北极，当地的阿拉斯加人每年会猎捕700只左右的北极熊，以满足他们对皮毛等的需求。在一些实例中，猎杀野生动物是该族文化传统一项很重要的习俗。

新式的保育方式，让与野生动物比邻而居的人们可以从这样的保育行动中享受共同的利益。像珍·古道尔协会及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这样的保育组织都认为，满足、健全的人民，可增加动物们安全存活的机会。这些组织摒弃了将所有心力投入在动物身上的方式，改与当地人民共同合作，致力加强教育、建立社区设施，并允许他们贩卖相关纪念品，或雇用他们成为生态警卫，让当地人民能从物种的保育中获得该有的好处。

如果当地民众能由原生的物种保育中获利，当然就会更积极投入保育的工作。近年来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保育工作的对象不仅是动物，人民也应该纳入考虑才是。

动物保育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