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另一个生命着想

库切（J.M.Coetzee）是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动物的生命》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的两次讲座的演讲稿。讨论动物维权，不用论文形式而用小说方式，库切大概是希望用一种更“人性”的语言对待动物。本文节选自该书第二部分《诗人和动物》，题目为编者加。

◎〔南非〕库切

◎朱子仪　译

没有什么能够妨碍我们设身处地地去为另一个生命着想。

——库切

库切

下午三点十五分，离约翰的母亲活动安排中的最后一项还有两个小时。约翰带母亲沿着两边都是树木的小路去他的办公室。秋天残留的叶子也在纷纷坠落。

“妈妈，你真的相信上几次诗歌课就能使屠宰场关闭吗？”

“我并不这么相信。”

“那你为何这么做呢？你说你对为了证明动物是否有灵魂而花言巧语、诡辩似的谈论动物已经厌倦了。可诗歌难道不是另一种花言巧语吗？比如在诗歌中赞美大型猫科动物的肌肉。你不认为这样侃侃而谈改变不了什么吗？在我看来，你想改变的行为过于触及本质了，简直就是基本要素，光靠这么谈来谈去是无能为力的。人类食肉正像美洲豹食肉那样，表明了人类生存真正的深层的东西。你不会想要一头美洲豹也改吃豆制品吧。”

“因为美洲豹不吃肉会死，而人类吃素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是的，人不吃肉不会死，但他们不想吃素。他们喜欢吃肉。这里面有点寻求返祖的满足。这是无情的事实。就像另一个无情的事实，即从某种意义上说，动物也是活该倒霉。它们并不想自救，你又何必要浪费时间试着去帮助它们呢？让它们自作自受吧。假如有人问我对我们所吃动物的一般态度，我会说：我轻视它们。我们虐待它们，是因为我们鄙视它们，因为它们根本不还手。”

“我并不反对你这么说，”他的母亲说，“人们抱怨我们像对待无生命的东西那样对待动物，但事实上我们把它们当作战俘来对待。你知道动物园刚对外开放时，管理人员不得不对动物采取保护措施，使它们免遭观众的攻击吗？观众们觉得这些动物就像战俘那样，是供他们侮辱和虐待的。我们曾经发动对动物的战争，我们把这场战争称为打猎，而事实上战争和打猎是一回事。对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认识得很清楚①。这场战争延续了数百万年。我们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也就是在几百年以前，那时我们发明了枪。只有在胜利变得确定无疑时，我们才有可能去培养同情心。不过我们的同情心显得软弱无力，在那下面则是更加原始的态度。战俘不属于我们的部落，我们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我们可以将他们祭献给诸神；我们可以割断他们的喉咙，挖出他们的心来，把他们扔到火里烧死。一到战俘身上，就没有法律可言了。”

“这就是你想要医治的人类的毛病?”

“约翰，我不知道我想要做什么。我只是不想坐在那里一声不吭。”

“这很好啊。不过人们一般不杀死战俘，而是把他们变成奴隶。”

“是的，我们俘虏的动物就这样都成了奴隶。它们的工作就是为我们繁殖。连性行为也成了一种劳动。我们不憎恨它们，因为它们都不值得再憎恨了。就像你说的，我们鄙视它们。

“不过，有的动物依然受到我们的憎恨。比如老鼠。老鼠从未屈服，它们还要反击。它们在下水道里自己组成地下组织。它们不会赢，但它们也不会输。更不用说虫子和微生物了。它们还可能打败我们。它们自然要比我们活得长。”

约翰的母亲访问活动的最后一项将以辩论会的形式进行。她的对手将是参加昨天晚宴的那个体态魁梧、金黄头发的人。原来他是阿波尔顿学院的哲学教授托马斯·奥赫恩。

事先已经商定：奥赫恩将有三次机会提出自己的观点，约翰的母亲也有三次机会作答。由于奥赫恩出于礼貌提前将他发言的概要送给她看了，她已经大致知道他要说什么了。

“争取动物权利运动最让我不敢苟同的是，”奥赫恩开始说，“由于认识不清其历史本质，它有可能像人权运动那样，成为西方人又一次针对世界其他地方别样做法的十字军东征②，它宣称原本只属于自己的标准普遍适用于世界。”他进而简要描述了19世纪动物保护组织在英美两国的兴起。

“一说到人权，”他继续说，“其他类型的文化和其他的宗教传统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行为准则，他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必须去采用西方的行为准则。同样他们认为，他们在如何对待动物方面有他们自己的行为准则，他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采用我们的行为准则——特别是我们的这种行为准则也不过是新近的发明。

我们的讲演人在昨天的陈述中对笛卡儿非常苛刻。但笛卡儿并没有发明动物跟人类不属于同一等级的观点：他只是以一种新的方式使这种观点定了形。我们有义务以同情之心对待动物的观念(就像反对我们有义务这样做的观念)，是新近才有的，非常的西方化，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具有盎格鲁—撒克逊人③的特点。只要我们坚持说，我们获得了其他文化传统认识不到的一种伦理的普遍性，并试图借助于宣传和经济压力强加到拥有其他文化传统的人们身上，那么我们就将遇到抵抗，而且这种抵抗是完全正当的。”

现在轮到约翰的母亲了。

“奥赫斯教授，你所表达忧虑是实质性的，我不敢肯定自己能对这些忧虑做出实质性的答复。你对历史的描述当然是正确的。善待动物成为一种社会行为准则，还只是新近的事情，也就是近一百五十年或者近二百年，而且只是在世界的部分地区。你将这个历史与人权的历史联系起来也是正确的，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对动物的关心是更广泛的慈善性质的关心的一个分支，人们更关心的是奴隶和儿童的命运。

不过，善待动物的观念如今已传播得比你说的更广。这里的‘善待’是指这个词语所包含的全部意义，它承认我们都是同类，都具有同样的性情。举例来说，养宠物并不是西方的时尚。最早光顾南美洲的西方旅行家，见到那里聚居区里的人们与动物混杂地住在一起，感到不可思议。当然普天下的孩子们都把动物看作天然的伙伴。他们看不出人与动物有什么区别。他们必须通过教育才认清这种区别，正像他们也必须通过教育，接受杀死和吃掉动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笛卡儿，我只想说他认识到的动物与人类之间存在的间隔，是他所掌握的信息不全的结果。在笛卡儿时代，科学家尚未认识大猩猩和较高等级的海洋动物，因此根本无法对动物不会思考的假设提出质疑。当然那个时代也没有揭示从较高等级的灵长目动物到类人猿的渐变过程的化石记录。应该指出的是，人在逐渐得势的进程中灭绝了类人猿。

“在我认可你有关西方文化骄傲自大这个主要观点的同时，我认为更应该由那些将动物生命工业化和动物肉体商品化的创业者们，率先出来承担后果。”

奥赫恩提出了他的第二个论点。“我在阅读科学文献时发现，”他说，“要想证明动物能够讲究策略地思考、持有普遍性的概念或使用符号进行交流，都是找不到足够的证据的。较高等的猿猴的最佳表现也比不上心智极其迟钝、有语言障碍的人的表现。假如真是这样的话，认为动物，甚至那些较高级的动物，完全属于另一个有自己的法律和伦理的王国，而不是置于这个灰心丧气的亚人类的地位，岂不是更加适当吗？有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动物之所以不享有法定权利，是因为它们不是人，连胎儿这样的潜在的人(准人类)都不是，这种观点里岂不是也透着某种智慧吗？在制定对待动物的法规时，就像现在这样考虑我们如何实施和我们如何对待他们，岂不是比去论述动物们不会要求、坚持，甚至都不能理解的权利更有意义吗？”

该约翰的母亲说了：“奥赫恩教授，要充分地回答你的问题，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因为我首先要整个地质疑关于权利的问题，以及我们是如何得以拥有它们的。因此，允许我只就一个问题发表看法：致使你得出动物是低能儿结论的科学实验项目，完全是以人类中心论为理论基础进行的。它只看重动物是否能从毫无想像力的迷宫中找到出口，却不管这样的事实——假如给动物设计迷宫的研究人员被用降落伞投入婆罗洲④的丛林，他们不到一个星期就饿死了。我还要对此做进一步说明。我作为一个人，要是我被告知这些实验中用来测试动物的标准，就是人类的标准，我会感到受了侮辱。那些实验本身就很弱智。设计实验的行为主义者声称，我们只有先创建了抽象模式，然后才能用现实来检验这些模式。多么荒唐的说法。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心智都是在错综复杂的事物中产生认识的。标榜自己具有科学性的行为主义从现实的复杂性中退缩了，这里面存在着自欺欺人的倾向。

“至于动物过于迟钝和愚笨、无法表达自己的看法，想一想前因后果吧，不正是有了那样的实验才有了这样的看法吗？阿尔伯特·加缪⑤在阿尔及利亚度过童年，他的祖母吩咐他去他家后院，从笼子里抓出一只母鸡。他照着做了，接着就看到她用菜刀剁掉了母鸡的头，为了不把地板弄脏，用一只碗接住鸡血。

“母鸡临死的叫声深深印在了孩子的脑海里，并经常在他的心头萦绕，促使他于1958年写文章对砍头这种处决方式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多少是由于他的责难，法国废止了死刑。那么，谁又能说母鸡不会表达自己呢？”

轮到奥赫恩了。“我得以相当审慎的态度来作下面的陈述，留意由此可能会引发的切切实实的联想。我不相信生命的意义对动物来说，像对人那么重大。当然动物面对死亡会本能地进行反抗，这与人类是一样的。但它们不像人类那样‘理解’死亡，或者正相反，像我们一样无法‘理解’死亡。面对死亡时，人的内心会出现想像力的崩溃，而这种想像力的崩溃(昨天的讲演倒是足以激发对死亡的想像力)是我们恐惧死亡的根源。而在动物的内心并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这种恐惧，因为动物根本无法理解也无从把握什么是灭亡，它们没有这样的意识。

“出于这个原因，我想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对于动物来说，死亡只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对待死亡也许存在机体的反抗，却并不是一种灵魂的反叛。动物所处的进化阶段越低，这一点就越正确。对于一只昆虫，死亡只是保持身体机能运行的系统瘫痪，没有更多的意义。

“对于动物，死亡是生命的延续。只有那些非常富有想像力的人，当他们遭遇非常强烈的对死亡的恐惧感时，才会将这种恐惧感投射到其他生物（包括动物）的身上。动物生存，然后死亡——事情就这么简单。因此将屠宰一只鸡的屠夫与杀死一个人的刽子手相等同是大错特错的。这两种事情是不可类比的。它们不属于同一个范畴，它们不在同一个层面。

“剩下来的就是残忍的问题。我要说，杀死动物是正当的，因为动物的生命对它们自己来说，不像我们人的生命对我们自己那么重要；按照老套的说法，这是因为动物不具有不朽的灵魂。从另一方面来说，我认为没有理由的残忍是不正当的。所以适当的做法应该是：我们倡导像对待人那样去对待动物，即便是在屠宰场里也应该如此。长期以来这是动物福利组织的目标之一，我对这些组织表示敬意。

“我最后想说的是动物权利运动中人们关注动物的性质，在我看来是非常抽象的。我要提前请大家原谅，我接下去要说的话可能有些刺耳。但我相信有说的必要。

“在我周围我看到有许多种爱动物的人，让我把他们分为两类。一类是猎人，他们尊重动物，是出于非常基本、不假思索的层面；他们花费许多时间去观察它们，跟踪它们；他们在杀了动物之后，品尝猎物的肉是他们的一大乐趣。另一类爱动物的人与动物没有多少接触，至少是与那些他们想着要去关怀的动物（比如家禽和家畜）很少接触，但他们却想要所有的动物都去过一种乌托邦的生活。他们都处于经济生活的真空地带，大家都奇迹般地吃得饱饱，谁都无须去捕食别的动物。

“我要问，在这两类人中，谁更爱动物呢？

“正因为有关动物权利（包括其生存权）的鼓动性宣传太抽象了，我发现它不可信，最终也是无效的。其倡导者大谈我们与动物的共存共处，但说真的，它们该如何与我们共存共处呢？托马斯·阿奎那说人类与动物之间不可能存在友情，我倾向于同意这个观点。你既不可能与一个火星人深交，也不可能与一只蝙蝠为友，理由很简单，你与它们的共同点太少了。我们可能确实衷心希望与动物共存共处，但这与真正和它们一起生活不是一回事。这只是对伊甸园的一种怀念。”

又轮到约翰的母亲说了。这是她最后一个发言机会。

“凡是说生命对动物不如对我们人类重要的人，都并不十分了解动物是如何为求生而搏斗的。动物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完全投身于这种搏斗。你说这种搏斗缺乏心智或想像力层面的恐惧感，这一点我同意。具有心智层面的恐惧感，并不是动物的典型特征。它们的整个生存都体现在活生生的肉体中。

“要是我说服不了你，那是因为我这里用的言词缺乏使人深切感受动物整个生存的力量，无法使你认识动物生存的非抽象、非心智的本性。这就是我为何劝你去读那些将生动、惊人的生命转化为语言的诗人的作品；要是诗人没能打动你，我劝你到宰杀场的动物身边走一走，人们正用刺棒把它们赶下通向死亡的滑道。

“你说动物对死亡无所谓，因为它们根本不理解死亡。这让我想到在准备昨天的讲演时我读过的一位在大学任教的哲学家写的书。读他的见解真够令人沮丧的。这倒让我想到了一个相当斯威夫特式的回答。我对自己说，假如这是人类的哲学能够提供的最佳解答，我宁可去与胡乙姆国的马群为伍。

“那位哲学家问道：严格说来，我们能说小牛失去它的母亲吗？小牛能充分认识到母子关系的意义吗？小牛能充分认识到失去母亲的意义吗？小牛最终能充分认识它心怀的失落感就是失去母亲的感觉吗？

“小牛掌握不了‘存在’与‘失去’、‘自我’与‘他人’这些概念，由此得出结论，严格说来，小牛不能被说成是失去了什么。严格说来，要想失去什么，先得去上哲学课。这种哲学是什么东西？我要说，把它扔到一边吧。这种琐碎无用的辨别有什么好处呢？

“对我来说，那种说人与非人的区别要依据皮肤是白还是黑的哲学家，那种说人与非人的区别要依据是否知道主体与属性不同的哲学家，他们之间实在是同大于异。

“通常我对排外的姿态都保持警惕。我认识的一位知名哲学家，他声称自己简直都不想与吃肉的人探讨有关动物的哲学。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否也会走到这一步——坦白地说，我没有这样的勇气——但我必须说，我不会盼望着要与我刚才引用的书的作者见面。我尤其不想与这位先生一起进餐。

“那么我是否打算要与他一起讨论问题呢？这真是很难回答的问题。要一起讨论的话，只有在有共同立场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当敌对双方争论不休的时候，我们会说：‘让他们互相辩论吧，通过辩论可以弄清楚他们的分歧所在，这样就能使他们的观点接近一点。听起来他们可能没有共同之处，但至少他们都有理性。’

“不过，在现在这个场合，我不敢断言我与我的对手都有理性。当这种理性是用来支持整个悠久的哲学传统(这种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笛卡儿，再往前追溯，途经阿奎那和奥古斯丁，直到斯多葛派⑥和亚里士多德，我的对手属于这个哲学传统)的时候，我就不敢那样断言了。如果说我与他最后的共同立场就是理性，如果说这种理性将我与供食用的小牛分离开来，那么多谢了，拜托了，我找别人去谈吧。”

她的话显得刻薄，充满敌意和怨气。这是一个信号，系主任阿伦特感觉到了，只好宣布这场辩论结束。约翰·伯纳德可以肯定这不是阿伦特和他的委员会想要的。唉，他们应该在邀请他母亲之前先来问问他。他会劝他们别这样做。

已经过半夜了，约翰和诺玛躺在床上。他已经累坏了，明早六点他就得起床，开车送母亲去机场。可诺玛气呼呼的，还在说个没完：“这不过是饮食爱好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也总想以势压人。我已经受够了，她一来这里就企图劝说人们（特别是孩子们）改变饮食习惯。还有那些荒唐的公开讲演！她想要把她那些禁忌发扬光大，去影响所有的人！”

约翰想睡觉，可他又不能完全背叛自己的母亲。“她这么做完全是出于真诚。”他嘟哝道。

“这跟真诚不真诚没有关系。她没有一点自我反省能力。正因为她对自己的动机不加反省，才显得那么真诚。疯子就很真诚。”

他叹了口气，随后就与妻子争了起来。他说：“在她厌恶吃肉与我们自己厌恶吃蜗牛或蝗虫之间，我看不出有什么区别。我对我的动机也不加反省，而且对此根本不在意，我就是觉得那些玩意儿恶心。”

诺玛鼻子里哼了一声，“可你不会为不吃蜗牛而去进行公开演讲，为你的目的炮制伪哲学论点。你不会试图把个人的喜好变成公众的禁忌。”

“也许吧。可你就不能试着把她看作是传道士、社会改革者什么的，为什么偏要把她看作是一个怪人，想去哄骗众人接受她个人的爱好呢?”

“你愿意的话可以把她看作传教士。可你好好看看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传教士，他们狂热地要把人类划分成被拯救的和受诅咒的。你想要你的母亲与这些人做伴吗？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和她营造的‘方舟⑦第二’，连同她的狗啦猫啦狼啦，当然凡进入她的方舟的，都没有犯下吃肉的罪行。不用说还有疟疾病毒、狂犬病毒和HI病毒。上述这一切都是她想要拯救的，以便用它们重建她的‘辉煌新世界’。”

“诺玛，你别嚷嚷啊。”

“我没嚷嚷。要是她没在我背后想要损害我，没对孩子们讲那些可怜的小牛以及坏人如何虐待它们的故事，我会对她多尊敬一点的。我真烦透了，吃饭的时候桌上摆着鸡肉或金枪鱼肉，孩子们好像挺不情愿地只吃那么一点点，还问我：‘妈妈，这是小牛的肉吗?’简直就是强权的把戏。她那位伟大的英雄弗兰茨·卡夫卡就对他的家人玩同样的把戏。他拒绝吃这个，不愿吃那个，他说他宁可挨饿。不久，他家里的每个人都不敢在他面前吃东西，都挺内疚的，而他却舒心地感到自己挺有道德的⑧。这是病态的把戏，我可不想要孩子们对我玩这一套。”

“过不了几个小时她就走了，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

“那好啊。替我向她道个别吧。那么早我起不来。”

七点钟时，太阳刚刚升起，他和母亲正在去往机场的路上。

“诺玛这个样子，我真抱歉，”他说，“她一直过度紧张。现在这样的处境，很难要求她有同情心。我的情况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你这次来访时间太短了，我还来不及弄清楚你对动物的事情如此热心的原因。”

她看着车窗前面的雨刷来回摇动。她说：“更准确地说是我没有告诉你原因，或者不敢告诉你原因。在我考虑措辞的时候，就感到不可容忍，仿佛那些词句都只配对枕头说，或者像弥达斯国王⑨的故事那样，对地上的一个洞穴说。”

“我不懂你的意思。你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没说出口的是：我不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表面上我与别人的交往非常顺利，与他们建立完全正常的关系。我问自己：这怎么可能呢？这些人都参与了一种人们早已司空见惯的罪行。这都是我幻想出来的？我肯定是疯了!可每天我都得到新的证据。那些嫌犯为我制造、展示和提供这样的证据。我说的是动物的尸体。人们花钱去买动物尸体的碎块。

“就好像我去拜访朋友，礼节性地对起居室里的灯夸奖几句，可他们却说：‘是啊，这灯不错是吧。它是用波兰犹太人的皮制作的，我们发现，最好是用波兰犹太人中年轻少女的皮来制作。’然后我走进卫生间，看到肥皂的包装上写着‘特雷布林卡出产——100%人体硬脂酸脂’。我问自己，我是不是在做梦？这是什么样的房子？

“但我并没在做梦。从你的眼睛里，从诺玛的眼睛里，从孩子们的眼睛里，我看到的都是善意——人类善良的天性。于是我对自己说，放宽心吧，你是小题大做了。生活就是这样。所有其他的人都对生活屈服了，为何你就不能呢？为什么你就不能呢？”

她朝约翰转过脸来，脸上流满了泪水。约翰想：她想要什么呢？她是不是想要我为她回答她的问题?

此时他们还没有上高速公路。他把车开到路边，熄了火，把母亲搂到自己的怀里。他闻到了润肤霜和衰老的肉体的气味。“好啦好啦，”他在她耳边轻声说，“不要紧的。很快就都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