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名篇佳作灿若星辰，各类诗词鉴赏书籍也因此相当普遍。总的来说，这些鉴赏书籍在体例的安排上大体相近，多以时代和作家为纲排列作品，顺次解析。在内容的鉴赏上也多从语辞意象、风格风貌、情感内涵等角度展开。本书对这些特点既有继承，也有创新。所继承者，仍然注重对文本艺术特色的把握和阐发；所创新者，则在于对体裁和格律的强调。

众所周知，诗和词是两种不同的文体，词是随音乐而产生的艺术形式，其体制特征亦深受音乐影响，如果把诗和词的区别仅仅落脚在一个是齐言，一个是长短句，则词真成为“诗余”，而不足以“别是一家”（李清照《词论》）了。诗和词又各有体裁词调。诗分古体近体，大家熟悉的体裁包括五古、七古、乐府、歌行、律诗、绝句等，每种体裁自有其体制特征，也自有不同的写法。唐宋时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时期，之所以称为高峰，不仅因为这一时期佳作迭出，也因为诗歌的各类体裁均已发展成熟，诗人们能够根据体裁特征谋篇布局、叙事抒情。而我们在解读作品时，却常对这一点有所忽视。如著名的“刘郎题糕”故事，刘禹锡不敢在诗中用“糕”字，后人多从刘禹锡排斥俗字俗语的角度加以褒贬，却没有从体裁的角度加以考察。如果刘禹锡当时所作为律体，则自然更讲求典丽雅正；如所作为绝句，刘禹锡写《浪淘沙》、《竹枝词》等民歌体甚多，又何惧用一“糕”字？相比唐人，宋人以俗字俗语入诗固然广泛得多，但也得看体裁。例如苏轼有“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被酒独行……》）之句，“牛矢”之俗，又非“糕”字可及，用在绝句中自有其风味，但如若用在律体中，想来苏轼亦当思量。又如著名的“旗亭画壁”，讲述的是王昌龄、王之涣、高适等人所作诗歌被争相入乐演唱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中所提及的作品，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长信秋词》，王之涣的《凉州词》，皆为绝句或乐府绝句，高适的《哭单父梁九少府》本为五古，也被歌女截取开篇四句而成一首绝句来进行演唱，可见除了乐府、歌行等本来就与音乐密切相关的体裁，绝句也具有很强的音乐性。我们对一些绝句作品的理解便可从这一角度来切入。

词因音乐的不同，分为令词、慢词等，又因音乐的多变而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词调，每种词调形成不同的词牌，写法也各不相同。相比诗的体制格律的规律性，词显然要复杂得多。不仅每个词牌各有其句式长短和平仄要求，还须考虑音乐的因素。词是音乐文艺，所以词家在选用何种词调填词时，须顾及“声情相称”，因为不同词调的节奏、乐声形成不同的情感倾向，那些应歌之作即有演唱要求的作品尤其须注意选调以填词。但是为何同一个词牌，往往有激昂之作，也有忧伤之辞？有豪迈之歌，也有婉转之曲？如《江城子》，就苏轼一个作家而言，便以这一词调，既写出猎豪情，又抒悼妻深情。又如《破阵子》，既有辛弃疾“沙场秋点兵”的战场豪迈之作，又有晏殊“日长飞絮轻”的即景轻快之曲，还有李煜“几曾识干戈”的家国悲感之辞。这种多样性带来词这种文体丰富的题材内容、艺术表现和创作成就，而造成这种多样性的原因，同样须从音乐的角度来认识。宋代词乐现在多已失传，仅存姜夔工尺谱十七首，且因调高、调式难以确定，今天已无法复原宋代词乐的演唱样式。但可以肯定的是，每种词调的演唱风格并非一成不变的。据陈世崇《随隐漫录》，宋理宗时代，太子请帝后听曲，宫廷乐工刚唱了一句“寻寻觅觅”，皇帝不耐烦道：“愁闷之词，非所宜听。”回头对太子说：“可令陈藏一撰一即景快活《声声慢》。”陈郁（藏一）当场就写了首快活《声声慢》，词曰：“澄空初霁，暑退银塘，冰壶雁程寂寞。天阙清芬，何事早飘岩壑。花神更裁丽质，涨红波、一奁梳掠。凉影里，算素娥仙队，似曾相约。闲把两花商略。开时候、羞趁观桃阶药。绿幕黄帘，好顿胆瓶儿着。年年粟金万斛，拒严霜、绵丝围幄。秋富贵，又何妨、与民同乐。”写完后让乐工“群唱”。皇帝听了高兴，天颜大悦，厚厚地打赏了陈郁。这首词是典型的歌功颂德之作、应制之辞，与李清照的《声声慢》无论从思想内涵还是艺术表现来说，自有天壤之别，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词调的本色来说，《声声慢》适宜表现愁苦之情，但在不同的创作情境下，也可有不同的内容和情感表达。而当词家把词作为案头文学来创作、并不考虑其应歌要求时，题材内容和情感表达就更不受限制、更为多样化了。

但是词之所以形成颇具阴柔之美的婉约、彩绘特色和体制特征，音乐和演唱始终是值得注意的因素。北宋文人李廌有一首《品令》词，调侃一位擅长唱词的老翁：“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身颤，字如贯珠。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须。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奴？”虽是玩笑诙谐，却反映了一种普遍的观念。南宋刘克庄《翁应星乐府序》曰：“长短句当使雪儿、啭春莺辈可歌，方是本色。”到南宋末年，吴自牧《梦梁录》记述杭州唱词风习仍是：“但唱令曲小词，须是声音软美。”这种以软美的女声歌唱为本色的风气，便对唐宋词的艺术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在解读词作时，不能完全脱离开这些文字以外的因素。

诗和词的文体区别也是本书比较关注的问题。诗词各有体，体制特征包括语言、句式、节奏、格律、是否入乐等多方面，作为案头文学来说，诗和词在句式、平仄上有不同要求，这是不可改变的硬性规定，而相对软性的就是词和诗在语辞、风格上的不同。王国维说：“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人间词话》）；林庚先生说：“正如五七言的山水诗把大自然人化，词则又把山水诗化，唤起一片相思，创造了画桥、流水、秋千、院落、小楼、飞絮、细雨、梧桐等一系列敏感的意象，支持了词长达百余年的一段生命。”（《中国文学简史》）前贤对于词的意象、意境特征和诗词之区别的观点，值得我们品味思考。晏几道把翁宏诗里的句子“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放到自己词里，为何大获成功？其父晏殊“无何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之句为何在词里为佳句，在律诗中则有不谐？词家又常喜化用前人诗句，这些化用有些成功，有些不成功，我们便不能不注意诗词文体的区别。

基于以上思考，本书体例以文体为纲，前四章为诗，后两章为词。诗以体裁的不同，分为律诗、绝句、乐府、古体四章，各选名篇佳作加以赏读；词分小令、慢词两章，各选若干词牌，每一词牌下再选题材、风格各异的作品三五首进行赏析。在文本的解读之中，尽量贯穿关于文体、格律、体制特征的思考。

本书名为“古典诗词鉴赏”，所选文本却集中于唐宋时期，皆因唐宋时期为中国古典诗词发展的最高峰。唐诗宋词自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代之文学”（王国维《宋元戏曲考》），除此之外，宋诗和晚唐五代词也在我们的观照视野之内。就诗而言，能与唐诗堪称双峰并峙的唯有宋诗，宋诗呈现出与唐诗截然不同的审美特色和文化气质，我们在解读宋诗时，首先须打破以唐诗为典范标杆的旧观念，从一种新的审美范型的角度来理解宋诗，才能有所得。就词而言，晚唐五代为词这一文体的发轫期，于“应歌”和“音乐性”上表现得较突出，在这一基础上，以发展和比较的眼光来读宋词，才能理解得更深入。

本书在格律和文本分析上对学界前辈的成果多有借鉴，因体例所限，不及一一注明，详见书后参考书目，在此一并致歉并致谢。本书文本注释部分主要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博士生谭清洋完成，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