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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和别人比侔，与其他一些拙著相比，此书在卷帙上也是偏于菲薄的一本，但是我却十分钟爱她！因为她是我对前辈有关论著反复目耕的体悟和心得，也是自己从筚路蓝缕中走过了三十多年学术之路的重要一段，更是我夙兴夜寐，一字一句积累而成的成果。具体说来，此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一个最令人喜爱的女文学家——李清照研究的一种较为新颖而切实的思路。这种思路，在我其他有关编著中尽管早已有所体现，但那大都是比较分散而初步的尝试，而这一次几乎将李清照现存的全部诗词，用一种全新的思路和方法加以解读和注释。此书的特点还不单是思路新颖，与这一思路相辅相成的，还发现和运用了一些切实可信的资料。书的一条条注释虽繁简不一，深浅有别，但它们都很像是一炷炷正在燃烧的心香。不言而喻的是，这种心香所象征的是用心血来对这位可慕又可叹的女才子及其现存作品所作的贴心解读。或许人的诚心有感天动地之效，我仿佛觉得从冥冥中，获得了一把打开李清照心扉的钥匙。然而在获得这把钥匙之前，可以说是从一些极不起眼儿但却极为费功费力的问题上起步的。

我不是版本学者，但李清照作品各种版本的差异，是我最初发现的一条重要线索。比如她六十三岁时成书的曾慥《乐府雅词》，其下卷收李清照词二十三首，它虽然不是《漱玉词》的足本，但却是最早的好版本，其所收《醉花阴》的名句作“人似黄花瘦”，这与古今他本多作“人比黄花瘦”，虽一字之异，但却有真伪深浅之别。再如《声声慢》的“晓来风急”句，尽管《词综》及其前后的约十几种版本均作“晓来风急”，但今人的选本，除俞平伯和唐圭璋等极少数学者外，几无例外地作“晚来风急”。对异文取舍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择善而从，这就需要对各种版本加以比较。在这一过程中，我看到了《艺蘅馆词选》，其所收《声声慢》此句不仅作“晓来风急”，梁启超在此书天头上还作了这样的批语：“这首词写从早到晚一天的实感。那种茕独凄惶的景况，非本人不能领略，所以一字一泪，都是咬着牙根咽下。”这段话，对词旨阐释得深入浅出且不说，它还极有说服力地解决了“晓”、“晚”二异文的取舍问题。既是“从早到晚”，自然是“晓来风急”。不仅对“晓来风急”这一句，本书对其他异文的取舍，或阙文的补苴，同样是极为审慎，择善而从的。

然而，在此书的注释过程中，最令人感到棘手的还不是异文和阙文问题，而是作品的真伪问题，尤其是《漱玉词》，在现存七十馀首署有李清照、或李易安、易安夫人等名字的词作中，约有三分之一是真伪莫定之篇，而本书所注释的四十七首词中，即有相当比例的篇目是经过多方甄别才选定的。说时易，那时难，比如对《点绛唇》（蹴罢秋千）这首小词真伪的定夺，就着实花费了一番心力。

或许有人认为对李清照现存很有限的诗词加以注释，是轻而易举的，而事实恰恰相反，李清照作品不多，问题却不少，除了异文、阙文、真伪等问题，对其大部分词作的所缘之事、写作时空及作者心态的理解，多有南辕北辙之误，甚至出现了其知名度越高的作品，被误解和曲解的程度越严重的怪圈。针对这些问题，我曾想用对作品进行编年的方法加以解决。作品编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正确无误的编年则是建立在卷帙完整而又有大量可信资料基础之上的，而今千难万难，主要还是难在李清照作品散佚严重和资料匮乏上。没有资料想要编年，岂非缘木求鱼？于是便改变了“工序”，一方面多方搜寻与李清照身世遭遇有关的资料，另一方面过细地分析其心态衍变过程。在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尽力填充空白、补苴罅漏、厘定舛误，将分散零乱的资料加以集中和梳理，从而审慎地为李清照填写一张明细切实的履历表，并试图为她作一张能够反映其“心病”的“心电图”。

李清照（1084～约1155），自号易安居士，亦署作易安室。“易安”系取义于陶潜“审容膝之易安”，意谓住处简陋而心情安适。她之所以在二十四五岁时始用此号，当受到晚号归来子晁补之的影响。关于李清照的籍贯，确切的写法应是：宋齐州章丘（今属山东）人。她作为别称绣江的章丘明水人的根据，除明代万历《章丘县志》称其父李格非和她为章丘人及《廉先生序》石碑落款为“元丰八年九月十三日绣江李格非文叔序”以外，尚有一个未被提到的旁证是：《绣水诗钞》。这是一本地域性的诗集，李清照的现存绝大部分诗作均为其所载录，外乡人的作品是无此机缘的。绣水即绣江，在徒骇河下游的黄河入海口一带，正是李清照原籍明水所在方位。这里古代称为东郡一都会并与历下争执牛耳。可见李清照不是历下人而是明水人。明水的人文景观和湖山胜概，给少年时代的李清照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这种对故乡的美好记忆，便是她创作的最初素材。

李清照十六岁前后，由原籍来到汴京。在她待字期间，便写出了轰动京师的《如梦令》“绿肥红瘦”词和“奇气横溢”的《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等。这些佳作像是一个精心绣制的彩球，一下抛到了温文尔雅的太学生赵明诚身上，使他为她大作相思梦。所幸好梦得圆，李清照十八岁时，与二十一岁的赵明诚结为伉俪。婚后他俩志趣相投，生活和美无比。此时李清照填词时，多以好花皎月自比，字里行间充溢着一种悠然自得之意。

岂料好景不长，李清照出嫁第二年其父被诬为元祐奸党，不得在京任职，崇宁元年（1102）九月以后不久被罢归原籍。而其翁舅赵挺之却连续升迁为尚书左、右丞。李清照上诗翁舅营救其父而不得。时过一年，更大的灾难便直接降临到只有二十岁的李清照头上。崇宁二年九月壬午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及有服亲为婚姻”；崇宁三年“夏，四月，甲辰朔，尚书省勘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阙下”。此二苛诏本身，再加上别有用心者对元祐党人及其子弟的深文周纳，偌大的汴京则很难再有李清照的立锥之地，她亦不得不返回原籍。《漱玉词》中那些字面上表达伉俪暌违而又悲苦莫诉的离情词，即产生于这种政治历史背景之下，而绝不是什么只为小别而作，岂有父亲蒙此大难，女儿却为其夫妻小别而哭诉不已之情理！当然也不是什么觅锦帕书赠“负笈远游”的赵明诚。结婚之初，赵明诚是汴京的太学生，不久他便凭借荫封的特权作了鸿胪少卿，亦无须外出游学和游宦。被迫离京的是李清照，她“函致明诚”的《醉花阴》等词，当是在其原籍所作的隐含着蒙受株连之苦的沉痛篇章。

党争时松时紧，李清照亦随之时居明水，时回汴京，此时她仿佛是在变幻无常的政争中打秋千。她于崇宁三四年间所写的《行香子》等词，就是这种心境的艺术外化。崇宁五年诏毁《元祐党人碑》，其父被解脱，她也得以回京。是时其所作词之隐衷，当因其在离京期间，丈夫或有蓄妾或有章台冶游之举，否则其《满庭芳》、《多丽》等词中，为何使用含有“婕妤之悲”的典故呢？

苏轼官钱塘时，家有数妾，在其被贬惠州时，数妾均散去，只有朝云相随。可叹又可喜的是，在赵明诚身边恐无朝云似的“义妾”可言，其妾当如白居易所云“春随樊子一时归”。在赵家遭罹变故时，赵明诚之妾或如樊素之离乐天而去，惟有发妻李清照与其共患难，陪伴他“屏居乡里十年”。在这十年中，李清照一不再受党争株连，二亦没有婕妤之叹；有的是归来堂中猜书斗茶，花前月下夫妇相从赋诗；共治金石之学，又撰《词论》之文，因祸得福，此时两人感情之甜蜜似不亚于蜜月初度之时，在此种心态下，悲苦之作缘何之有？

至此已可断言，最迟从十九岁开始，李清照就有着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的人生体验。所以历来笼统地谓其前期生活美满、婚姻幸福之说着实难以成立。兹就其中前期的一些诗词而言，亦同样不乏悲苦之篇，从中不难领略到作者所蒙受的“婕妤之怨”和“无嗣”之苦，此类作品可以《感怀》、《声声慢》等诗词为代表。

与此同时，笔者也注意到，尚有为数甚众的论者不赞成或不忍心谈及宽厚的赵明诚曾有纳妾之事，从而不是追问证据何在，就是无视李作中包含的赵氏纳妾和章台冶游之典事。其实这方面更有力的证据则是李清照在追忆赵明诚临终时所宛用“兮香卖履”之典（详见《金石录后序》）。再说在一夫多妻制的封建社会里，特别是在宋代，连与其三任妻子感情都甚好的苏轼尚且家有数妾，赵明诚又岂能免俗！这就使李清照难免于婕妤之苦。比如其《词论》曾对欧阳修词有所不满，而在其《临江仙》词序中又说她“酷爱”欧句，对此不应视为前后龃龉不合，而是李清照别有苦衷地借醉翁之杯浇其块垒，从而婉讽赵明诚于江宁知府任上的行同欧词所指的章台冶游之人。比如词中所说“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感月”云云当指李清照与丈夫花前月下相从赋诗等标志着其夫妻情深的诸多往事，而对“无成”，却不能理解为词人在感叹事业无成，因彼时的女子，谈不上事业有成无成的问题，而是清照自叹年华已去，丈夫寻花问柳，自己再无老蚌生珠之望，故谓“无成”。她一再重复的这个“老”，当是指生育年龄而言，因当时她至少46岁。所以我认为这首《临江仙》中，所暗含的作者苦衷，是有甚于“婕妤之叹”的“庄姜之悲”。

接下去李清照生平中的大事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丈夫亡故、“玉壶颁金”之诬、再嫁匪人、离异、系狱、文物沦丧、飘流避难、缴违禁之书《哲宗皇帝实录》、《金石录》表进于朝……此时她的思想心态已升华为嫠不恤纬、唯国是爱的境界。其晚年所作无论诗词文赋，题旨多为家国之思。此时她不再戚戚于个人悲苦之中，而宁为收复故土旧家抛洒一掬血泪！此种心态一直延续到她七十三岁前后离开人世，结束了她饱尝人间甘苦的一生为止。

以往对李清照的亲人和社会关系的记载，有所阙漏或不实之处。比如李格非之妻，《宋史·李格非传》说她是王拱辰孙女，而《鸡肋编》卷中则说她是岐国公王珪之父王准的孙女，却未提她是谁的女儿。《文史》第三十七辑所载沈彩英、顾吉辰《李清照近亲考》一文，据李清臣所撰《王珪神道碑》云“……女，长适郓州教授李格非，早卒”。那么李清照之母不仅是王准的孙女，她还是宋神宗元丰宰相之一王珪的长女。王珪是元丰八年五月谢世，其神道碑约撰于九、十月间，此前李清照母当已去世。那么王氏当卒于元丰八年王珪神道碑撰写之前。元丰八年李清照一周岁，王氏如系李清照生母，其卒最早是元丰七年李清照出生之时。以往论者多云李清照的文才是受其善文之母的影响。现在看来王氏即使对清照有所影响，那也主要是遗传基因的关系。李清照自幼丧母，这是前所未闻的事。它又一次证明，清照并非如人们设想的那样，其前期生活如何幸福美满云云，原来她自幼便生活在甘苦参半的况味之中。

李清照既是王珪的外孙女，那么她势必还是秦桧之妻的姑表姊妹。据传秦妻比秦还歹毒，促使秦最后杀害岳飞的竟是她！《宋史》作者谓格非妻（实为继室）系王拱辰之孙女，或许是为李清照避开秦桧夫妇这门恶亲。然而这至少是多馀的，亲属关系是客观存在的，秦桧夫妇再怎么死有馀辜，也玷污不了李清照的大名，相反，其近污泥而不染的品格，岂不弥足可贵！

上引壬午诏等史料的发现和对李清照词所用某些典故暗含隐秘的破译，我们有理由认为李清照的爱情生活，与其政治命运相类似，也是忧喜交加、甘苦参半。这应归咎于谁呢？归咎于赵明诚？是的，他有难辞其咎的一面。但祸根不是他而是北宋末年的新旧党争、政治株连！况且在李清照受株连最严重之日、赵家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时，他没有寄一纸休书给她，说明他不是那种势利小人。岂止不是小人，平心而论，赵明诚应是那个时代才德兼备的桢干之才。

对于赵明诚的学识一向无人低估，而对于他的诗词创作才能，或受“自愧弗逮”（《琅嬛记》卷中引《外传》）和“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清波杂志》卷八）等记载的影响，多以为明诚无甚创作才能。其实这是过去因受资料限制而导致的对他的误解。其在江宁日，不仅李清照每每邀其赓和，他与韩驹亦多所酬唱（详见本书《醉花阴》注①）。对此李清照比别人更了解他，关于他的诗作她至少提到过三次：一次是上引“感月吟风多少事”，可见其夫妇多有唱和之事；二是《金石录后序》所云“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三是其《偶成》诗的“十五年前花月底，相从曾赋赏花诗”。由此可见，李、赵在学识才华方面应是旗鼓相当，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基于此，他们的婚姻才有真正幸福美满的一面，才使千百年之后的人们依然津津乐道。不看到这一面，如果放大了赵、李感情生活的阴影，又很可能从另一角度导致对李清照及其作品的误解。再说正因赵、李是“夫妇擅朋友之胜”遐迩闻名的好夫妻，明诚的姑表弟兄、德高望重的綦崇礼才能在李清照危难之时援手于她。

笔者在为《漱玉词》编年时，虽因一度受挫而改变工序，但始终没有放弃这种尝试。比如一上来就逐首编年的做法行不通，就改为先大致分为前中后三期，并把这种新的分期法称为“三期说”。记得这个三分法于20世纪80年代末一问世，就受到不少同行的由衷鼓励，从而更加坚定了将此事进行到底的决心，特别是在为《渔家傲》（天接云涛）作出较为合理的编年以后，就像一举攻下了固若金汤的碉堡，其他一些难度很大的编年问题亦有所突破。虽然迄今仍有少数几首词难以编年，或即使编了年，也有一定的牵强之处，但绝大部分词作（其诗原先大都有可信的编年，新编的几首也较容易取得共识）的编年（至少是分期）是合理的，有些可以说是相当可信的，最起码也都做到了自圆其说。这从注释中可以得到证实。

话说回来，凡是一种新的尝试和操作，光有自信还不行，最好能在易安作品中找到一种“内证”。未料好梦一朝成真，此次在对现存《漱玉词》逐首解读时，《清平乐》（年年雪里）一首突然给了我一种灵感，原来清照早已将其心态衍变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在汴京初嫁时，那时她常以梅花为头饰而陶醉于美满的爱情之中；二是在江宁，“挼尽梅花无好意”云云即指其所作《诉衷情》词时的心态，其时她因不得于明诚而常常清泪满衣（详见本书《诉衷情》注①）；三是明诚亡故，南宋岌岌可危，自己两鬓生华且漂泊“天涯”，所以很难再见到往日之梅。假如只是我自己这样理解，或许不足为凭。请看蒋捷，他不仅也这样理解，其所作《虞美人·听雨》，简直是清照《清平乐》一词模式的翻版（详见本书《清平乐》注①）。有了这一“内证”，关于李清照及其现存作品的分期和编年，或可取得更多同行的共识。对于每一首词的编年或分期，可分别见于本书该词注①，这里只将新的分期移录于下，以便参考：

前期：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亦即从李清照出生之年，到徽宗大观元年（1107）开始屏居青州之年止，共二十四年。

中期：亦可称青、莱、淄、宁时期，即从大观二年到高宗建炎三年（1129），李清照二十五岁至四十六岁（丈夫去世前），共二十一年。

后期：从建炎四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李清照四十六七岁（丈夫去世），到七十三岁前后的谢世之年，共二十五六年。

“三期说”虽然弥补了“二期说”的诸多不足，但也从中派生出某种新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拙著《李清照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此作了详细说明。为免重复，此二书各有侧重，所以作为“导言”的一些通例性的内容大都从略，以上所说多为本人一得之见，敬奉同好，洵为早得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