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康有为大事年表
1858年，一岁 二月初五日，在太夫人怀胎十一月后生于广东省南海县西樵山北之银塘乡（又名苏村）敦仁里延香老屋。
1862年，五岁 接受启蒙教育，诸叔教读唐诗，能诵读百首，深得家族厚望。父亲出征到清军营下。
1863年，六岁 从番禺简凤仪读《大学》、《中庸》、《论语》和朱注《孝经》，正式开始接受教育。以“鱼化龙”对诸父“柳成絮”，族人认为“此子非池中之物”。
1868年，十一岁 2月父亲康达初去世，3月后跟随祖父到连州官舍。在祖父的指导下，始览《纲鉴》，次观《大清会典》、《东华录》，读《明史》、《三国志》，开始接受正统历史教育，又从邸报中了解当时朝政，“慷慨有远志矣”。
1869年，十二岁 跟随祖父康赞修在连州官舍读书，时常外出郊游或者与诸生辩论。为文作诗已经非常出色，但是厌恶陈腐的八股文章，喜欢读《明史》，每天以杂览群书为务。
1870年，十三岁 8月随祖父康赞修回广州，10月从陈鹤侨先生学习八股文。学业未进却大开眼界，见识了省城的繁华富丽，并且结识了很多朋友。
1871年，十四岁 回到银塘乡，在叔祖康国器建造的澹如楼和两万卷书楼中读书，纵观说部集部等丛刊类书。这一年开始参加童子试，但是落榜。
1872年，十五岁 在家乡跟杨学华先生读书，第二次参加童子试，还是以失败告终。长辈们开始督责他学习八股小题文，但是生性厌恶八股的他，还是喜欢纵观说部集部杂史。这两年有很多时间消磨在了应试上，是学问最没有长进的一段时间。
1873年，十六岁 移学于灵洲山之象台乡，中岁复学银塘乡，因厌弃八股文，受到叔伯们的诘责。时好览经说，史学，考据书，始得《毛西河集》读之。
1874年，十七岁 居乡，时至广州侍祖父康赞修于羊城书院，唯好纵横之文。时时作诗，与兄弟及先辈唱和，又好模仿古文。于两万卷书楼中始见《瀛环志略》及地球图等图书，初识万国之故，地球之理。
1876年，十九岁 应乡试不售。始从岭南大儒朱次琦（字子襄）学于南海县九江镇礼山草堂。诵读宋儒书及经说、小学、史学、掌故辞章。尤喜读《钱辛楣全集》、《廿二史记》、《日知录》、《困学纪闻》，浩然贯通，议论宏起。他深受朱次琦“济人经世”思想的影响，以圣贤为必可期，以群书为三十岁前必可尽读，以一身为必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
1878年，二十一岁 继续从朱次琦受学。系统攻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等儒学经典，背诵《楚辞》、《汉书》、《文选》及杜甫诗，徐陵、庚信文等古典文学。认为清朝文章大家巨名，实则皆空疏无物，考据家著书满家，究复何用？日益感到传统旧学无法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思想非常矛盾和苦闷。冬，辞别旧学导师朱次琦回银塘乡。
1879年，二十二岁 春，入西樵山，居白云洞高士祠，专学道教佛教经典。与翰林院编修张鼎华（字延秋）相识，接触到一些京朝风气和各种新书。秋还乡，居澹如楼，得读《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12月，初游香港，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开始购读西学之书。
1880年，二十三岁 居乡教授诸弟有铭、有溥、有霈等读经。从事经籍及公羊学的研究。著《何氏纠谬》，专攻东汉今文经学家何休，既而认为批判不当，焚稿。
1881年，二十四岁 读书乡园，从事唐宋史及宋儒之书的研究，以明儒吴康斋之坚苦为法，以白沙之潇洒自命，以亭林之经济为学。因读书太久，积劳患病。
1882年，二十五岁 6月，至北京应顺天乡试，不第，在京游国子监，观古鼓，购碑刻，讲金石之学。归途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乃大购西书以归，自是尽释故见，大讲西学矣。
1883年，二十六岁 家居，研究清代政治史、欧洲各国史，订购上海《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以及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专精学问，日新大进。
1884年，二十七岁 秋冬间还乡澹如楼，闭户读书，深刻思索，“合经史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赜变”，悟久速齐同之理，推太平之世宙，开始酝酿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思想。并撰写《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实理公法全书》。
1886年，二十九岁 从事天文历法研究，著《康子内外篇》，内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艺乐之事。又著《教学通义》，指出“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
1887年，三十岁 是岁继续编著《人类公理》，游思诸天之故，则书之而无穷。从经籍和诸子著作中研究中国上古史，推孔子据乱、升平、太平之理，以论地球。
1888年，三十一岁 6月，赴北京应顺天乡试，不第。12月10日，第一次向光绪帝上书，提出“变成法”、“能下情”、“慎左右”的主张，要求政府变法图强，受到守旧官僚的阻挠，遂避居北京宣武门外南海会馆（今北京市宣武门外米市胡同43号）之汗舫，从事金石碑版学的研究，尽观京师藏家之金石几数千种。
1889年，三十二岁 春夏居北京南海会馆，康有为环顾清代学术界研究金石的不乏其人，而探讨书法理论的实在是寥若晨星，遂撰《广艺舟双楫》，意在“广”包世臣的《艺舟双楫》的书论部分，在书法上提出“尊魏卑唐”的理论。
1890年，三十三岁 春居广州之徽州会馆。曾去广雅书局拜会今文经学家廖平，读到《今古学考》，深受启发，更加坚定了利用今文经学听“微言大义”变法的信念。既而移居云衢书屋。4月，陈千秋来从学，告以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群之原，破弃考据旧学之无用，人自猿猴变出等观点。9月，梁启超来从学。10月，教冬课于广府学宫孝弟祠，有学生二十余人。是年专意著述，撰成《婆罗门教考》、《王制义证》、《王制伪证》、《毛诗伪证》、《周礼伪证》、《说文伪证》、《尔雅伪证》等。
1891年，三十四岁 春，始开讲堂于广州长兴里邱氏书屋（今广州市中山四路长兴里3号），唤名长兴学舍，自任总教授总监督，著《长兴学记》，定为学规。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有学生陈千秋、梁启超、韩文举、梁朝杰、曹泰、王觉任、麦孟华、徐勤、陈和泽、林奎、欧榘甲、潘藻鉴等。8月，在陈千秋、梁启超协助下，刊行《新学伪经考》，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应称“伪经”，刘歆“饰经佐篡，身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应叫“新学”。
1892年，三十五岁 移讲堂于广州卫边街邝氏祠（今广州市第十三中学），学者达四十余人，用孔子生二千四百四十三纪年。撰《魏晋六朝诸儒杜撰典故考》、《史记书目考》、《孟子大义考》、《墨子经上注》、《国语原本》等作品，并选拔学生协助编纂《孔子改制考》。
1893年，三十六岁 仍讲学于卫边街。冬迁讲堂于广府学宫仰高祠（今广州市工人文化宫），并正式挂起“万木草堂”的匾额。著《孟子为公羊学考》、《论语为公羊学考》等。
1894年，三十七年 3月18日，与梁启超入京会试，其试卷认为孔子虽然伟大，但万世之后会出现比孔子更伟大的人物，结果不中。8月，给事中余联沅劾康有为“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新学伪经考》遭毁版。12月，往游广西桂林，讲学四十日，王浚中、况仕任、黎文瀚等来受学。著《分日读书课程表》及《桂学答问》，批评古文经学，宣传孔子改制学说，并列举西学书目，作为指导学生阅读中西书籍门径的学术著作。
1895年，三十八岁 3月8日，偕梁启超、梁小山入京会试，动用中国变易哲学，做殿试策《变则通通则久论》和朝考卷《汰冗兵疏》，直言时事，主张变法，两文流传甚广。5月2日，康有为联合各省入京应试举人一千三百余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请求拒和、迁都、变法，史称“公车上书”（即《上清帝第二书》），被阻未呈上。它标志着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开始转变为社会政治运动。5月3日，康有为会试中试第五名贡士，保和殿试二甲第四十六名，赐进士出身。5月5日，被引见，授工部虞衡司主事，迄未到职。5月29日，《上清帝第三书》，提出变法的具体步骤，提出自强雪耻四策：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光绪帝阅后表示赞许。6月30日，《上清帝第四书》，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政治主张，被阻未达。8月17日，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因与上海广学会办的《万国公报》同名而改名《中外纪闻》，以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9月，筹设北京强学会于宣武门外后孙公园，基本会员有康有为、梁启超、陈炽、杨锐、文廷式、王鹏运、沈曾植、觉曾桐、袁世凯等人。11月，北京强学会开局，康有为特写《京师强学会序》发表于《强学报》上。旋即，康有为偕梁鼎芬等由南京抵上海，在跑马场西首王家沙设立上海强学会，列名会籍的有黄体芳、屠仁守、康有为、梁鼎芬、黄绍箕、蒯光典、张謇、汪康年、邹代钧、黄遵宪、志钧、龙泽厚、章炳麟等人。
1896年，三十九岁 1月12日，上海强学会刊行《强学报》，用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纪年。讲学于广府学宫万木草堂，续成《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春秋学》、《日本变政记》等。在《孔子改制考》中指认“六经”都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而亲自写成的作品，把孔子打扮成维新改革的祖师，批评君主专制压制民主的不合理性，把孔子美化为争取人权民主的斗士。运用公羊家“通三统”、“张三世”的学说，阐明历史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有序进化的过程，对中国哲学史上“泥古守旧”、“今不如古”的历史退化观是一次清算。
1897年，四十岁 2月11日游桂林，与唐景崧、岑春煊等发起组织圣学会，创办广仁学堂，刊行《广仁报》。日与学者论学，编成《春秋考义》、《春秋考文》，撰成《日本书目志》，收有日本书生理、理学、宗教、图史、政治、法律、农业、工业、商业、教育、文学、文字语言、美术、小说、兵书十五门类，精选日文书达一万种之多，提出“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康有为信心十足地说：“天道后起者胜于先起也，人道后人逸于前人也。”应日本横滨华侨邀请，派门生徐勤、陈汝成、汤觉顿、陈和泽赴日本办“大同学校”。12月5日，德国帝国主义强占我国山东胶州湾，康有为得到消息后，赶到北京，《上清帝第五书》，提出三项建议：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臣而谋变法，听任疆吏各自变法，并正式提出国事需经国会议行和颁布宪法的主张。
1898年，四十一岁 1月29日，《上清帝第六书》，即《为外衅危迫分割？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请求光绪帝迅速变法，建议：一、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开制变局于宫中，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设十二局推行新政；三、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称旨则隶入制度局。3月21日，进呈《俄彼得变政记》，《上清帝第七书》，即《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由弱致强之故折》，以俄国彼得大帝变法图强的历史，说明中国变法莫如模仿彼得大帝。4月17日，康有为在保国会第一次集会上演讲，并作《保国会序》，会上通过了康有为起草的《保国会章程》，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6月11日（夏历四月二十三日），光绪下“明定国是”诏书，正式宣布变法维新。6月22日，为推行新政，请光绪帝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革旧图新以救时艰。同时上折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以尊圣师而保大教。6月至7月，向光绪帝分卷进呈《日本变政考》。8月中旬，向光绪帝进呈《波兰分灭记》及《列国政要比较表》。9月21日（夏历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再出“训政”，戊戌变法失败。10月1日，清政府下令将康有为所有书籍版片，由地方官严查销毁。10月7日，万木草堂被封，焚毁藏书三百余箱。10月抵日本后，开始编著《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记叙其前半生的受教、师从、学养、交谊、学术、讲学、政见及社会活动，甚详。
1899年，四十二岁 春，书赠犬养毅《本堂记》，认为中日文化交光互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犬养毅告康有为曰：“子支那之犬养毅也，仆日本之康有为也。”7月20日，在加拿大联合华侨李福基、冯秀石、冯俊卿、徐为经、骆月湖、刘康恒等集议创立保商会，旋易名保皇会，亦称中国维新会（Chinese Empire Re form Association），康有为写了《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帝例》及《保皇会歌五章》、《爱国歌》、《爱国短歌行》。
1900年，四十三岁 9月8日，在澳门《知新报》发表《上李鸿章书》，劝李鸿章“勿与保皇会人为难”。9月，致书张之洞，指责张之洞镇压自立军起义是“背主事仇”。
1901年，四十四岁 避居新加坡槟榔屿。撰写《中庸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孟子微》。认为孔子之教论，莫精于子思《中庸》一篇；善言孔子者，莫如孟子；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若其广张万法，不持乎一德，不限乎一国，不成乎一世，盖浃乎天人矣。
1902年，四十五岁 居印度大吉岭，潜心著述，撰成《大同书》、《论语注》、《大学注》、《孟子微》、《礼运注》等，公开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宣称中国只能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
1903年，四十六岁 著成《官制议》，认为今当诸国竞争之时，非复一统卧治之世，万事之治，纲举目张，皆在官制，揭露中国官制弊端，主张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开议院，设立法制局，建立文官制度。
1904年，四十七岁 3月22日，自香港启行，经安南、暹罗，5月到槟榔屿，5月26日乘船渡印度洋入地中海。半年中，游历了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匈牙利、德国、法国、丹麦、挪威、瑞典、比利时、荷兰、英国等国。11月重返加拿大。自喻为厨师，要烹调世界各国的名点佳馔，请同胞游而览之。他立志要做一个走遍世界尝百草的神农，要为祖国寻找一剂医国救民的良药。
1905年，四十八岁 2月12日，自温哥华南游美国，在各地向华侨演讲，鼓舞众人加入保皇会。撰写《物质救国论》，认为欧美崛起在于讲求物质之学，方今为竞新之世，有物质学者生，无物质学者死。中国是数千年之文明古国，然偏重于道德、哲学，最缺物质之学，今日欲救中国，专从事于物质学足矣，甚至提出“科学实为救国之第一事”，宁百事不办，此必不可缺，开“物质救国”、“科学救国”之先声。
1906年，四十九岁 12月8日，在纽约《中国维新报》发表《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藏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通知各地保皇会一于1907年元旦改称国民宪政会，作为推动宪政的团体。撰《法国革命论》，即《法国大革命记》，只看到法国大革命的破坏作用，而否认它的反封建意义，认为中国久废封建，自由平等已两千年，与法之十万贵族压制平民决然不同，反对中国进行革命。
1907年，五十岁 拟发《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向清政府提出：一、立开国会以实行立宪；二、尽裁阉宦；三、尽除满、汉之名籍，而定国名曰中华；四、营新都于江南；五、裁去元、明监抚二制；六、经营辽、蒙、回、藏、新疆；七、速成海军以卫海疆；八、举国民为兵，御强敌而振救中国；九、中原多开制铁枪炮之厂，漠北广阔牧马之场。
1908年，五十一岁 撰写《人境庐诗序》、《梁启超写南海先生诗集序》、《朱九江先生佚文序》，肯定黄遵宪久游英美，兼采众长，荟萃熔铸，诗意深沉，海岛仙山，声光化电入诗，为旧诗所无，是一位走向世界的诗人。冬撰《金主币救国论》，指出在金涨银落的世界金融趋势下，中国不变银主币为金主币，必将被各国吸尽血膏而民困财枯。
1911年，五十四岁 6月，在日本横滨铅印出版《戊戌奏稿》，由上海广智书局发行。内收康氏戊戌时撰写的奏议二十篇，存目十三篇，并将呈编书五篇序文附刊于后，共计二十五篇。经考证，在重刊时有修改现象，但基本保持了原貌，不能一概斥为伪稿。撰《救亡论》、《共和政体论》，反对共和政体，提出“虚君共和”的政治主张。
1912年，五十五岁 6月，做《中华救国论》，承认共和告成，扫除中国数千年专制之积弊，不止革一朝之命，五族合轨，人心同趋。但仍认为革命引起内乱外患，他日或南北永分，或中国已矣，大乱不已，不幸而言中。9月，撰《孔教会序》。10月，撰《孔教会序二》，表示以演孔为宗，以翼教为事，要求尊孔子为教主，定孔教为国教。
1913年，五十六岁 2月，创办《不忍》杂志，自任主编，发表大量旧稿和新作，如《蒙藏哀词》、《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等，既有反对袁世凯黑暗统治的檄文，又有呼吁国人停止内争、一致对外、挽救蒙藏危亡的沉痛文章。又著《保存中国名迹古器说》，以我国古器自周秦至今，损失惨重，遗器大宝唯周有十石鼓，而外人尽力收买中国古文物，恐不十数年而精华尽去，主张我国京师省府县镇，皆设博物院、图书馆，成立保全古迹古器学会，保护文物，促进文明建设。为“石合泰”题。
1914年，五十七岁 7月返沪，李提摩太设宴欢迎康有为，唐绍仪、伍廷芳、范源廉、石筱舫、王宠惠等二百人参加，康有为演讲大同学说。
1915年，五十八岁 撰《和约第五项军政警察兵工容后协商则国亡》、《论日约割让十五款之后果》等，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1916年，五十九岁 7月，游杭州，发表演说，认为中国文化流传五千年之所以不夭折，是因为有孔教的缘故。9月，到曲阜祭孔陵，并致电黎元洪，请“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各设奉祀官”。10月4日，在南京发表尊孔演说。7月，在镇江演说：“治国之本，在于五经”。
1917年，六十岁 冬，在美公使馆“美森院”撰成《万木草堂藏画目》，共列出他所收藏的中国画三百八十八目，1918年由上海长兴书局出版石印本。他认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盖由画论之谬也”。他编著这本画目，是为了振兴明清以来衰败的画学，并提出了几个大胆见解说：“敢谓宋人画为西十五纪前大地万国之最”，“油画出自吾中国”，“中国既摈画匠，此中国近世画所以衰败也”，批评文人派画家排斥界画的不妥当，还提出以师法宋画，“以复古为更新”的振兴画学主张。
1919年，六十二岁 5月6日，发表《请诛国贼救学生电》，赞扬五四运动中“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章宗祥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快心，诚自宋太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稀有之盛举也。则学生此举，真可谓代表四万万之民意，代伸四万万之民权，以讨国贼者。”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诛杀卖国贼。
1922年，六十五岁 7月，发表《斥赵恒惕联省自治电》，认为“分裂则必争而大乱，统一则必治而修明”。
1923年，六十六岁 8月16日，应朝鲜培山书堂儒会之请，撰著并书写《培山书堂记》，收集他自己关于今文经学的全部理论，孔子为创教之圣，《春秋》太平、升平、据乱三世之说，《礼运》大同、小康之义，刘歆伪造古文经而篡乱圣统，都推向了朝鲜学术界，指出朝鲜所传之孔教，实刘歆之伪经，朱子割据之教，非孔子本教之真也。期望培山书堂刻印讲习今文经学，复原孔教，光大圣道。11月，到西安，对各界发表多次演讲。12月1日，游咸阳周陵，讲演三次。两地演讲内容主要是宣传科学知识，宣扬热爱祖国，发扬孔教，提倡发展工业，调和社会矛盾，谴责军阀的假共和等。
1924年，六十七岁 2月3日，作《唐烈士才常墓志铭》，歌颂唐才常汉口自立军起义“血化碧荫柏松，魂魄毅为鬼雄”。
1926年，六十九岁 3月，在上海愚园路“游存庐”创办天游学院，高悬“天下为一定，中国为一人；知周乎万物，仁育乎群生”的联语，自任院长兼主讲，采用演讲加讨论的教学方式，传授自己的思想和学说，中外古今，兼收并蓄，唯物唯心，人神同在，反映出他晚年思想的混乱和精神的颓唐。撰成《诸天讲》，并在天游学院讲授天文学，宣传德国康德、法国拉普拉斯天体生成的星云假说，讴歌哥白尼，乃知地之绕日，奈端（牛顿）发明重力之吸拒，对宇宙有了新的认识，所以他表示最敬哥奈二子。既知宇宙之无穷，亦即知人间有无量之人物、政教、风俗、礼乐、文章焉。
1927年，七十岁 2月14日，赴天津祝溥仪寿，次日上《追述戊戌变法经过并向溥仪谢恩折》，表示“以心肝奉至尊，愿效坠露轻尘之报”。3月31日，病逝于青岛福山路六号“天游堂”，旋葬于其生前自择的青岛李村象耳山（又名枣儿山）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