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天游学院天游人——最后的教育生涯

康有为生在书香世家，又曾几度以教授为业，上承大儒，下启英才，桃李天下。晚年倦游的他也一度想要再办学传道授业，但是经费难筹，遂一拖再拖，直到1926年，才将在上海愚园路的住宅腾挪出几间房子开设学院，登报招生。康有为在愚园路的住宅是一座西式洋房，他给这处房子取名为游存庐，把厅堂叫做天游堂，居室改建的学院就叫天游学院。

在学院里康有为自己担任院长兼主讲，每周讲授五个小时。弟子龙泽厚为教务长，另外还聘请了几名教授。天游学院的宗旨是研究天地人物之理，为天下国家之用。

学校的体制有些特殊，总体上是沿用中国传统的书院制，同时也纳入了新式教育的分科教授制，还各设助教。学院还分预科和本科，初进预科班的学生需要补习经史子集作为基础。预科一年考核不及格者留院，及格者升入本科。本科开设义理、考据、经世、文学四门课程，义理学主要讲授儒学、诸子百家之学、宋明理学等，考据学主要讲中国经学、史学、哲学等，经世之学主要讲政治原理、宪法、理财、教育等，文学则讲授散文、诗词、书画、日文、英文等。康有为有丰富的教授经验又有很深的与人心得，他晚年开办的天游学院从体制上来说是比较完备的，从教授的内容上来说也是很全面的，几乎囊括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史哲各方面内容。另外，学院还规定如果有好学之士又不能按照学校的规定入学的话，可以随时来旁听。

康有为晚年办学已不似当年万木草堂的光景，报名的不过二十多人，而且南方人居多，北方学生寥寥无几。但是这并没有使康有为讲学的热情减退。他秉承早年朱次琦先生的学规，以敦化孝悌，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为训。

“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是他劝勉学生时最常说的话。天游学院旁边有一间名叫三本堂的屋子，是康有为供奉天帝、孔子和康氏祖先的地方。他曾经说人之为人，非天不生，非祖不出，非圣不教，故天为生之本，祖为类之本，圣为教之本。人既受生于天，传类于祖，受教于圣，岂可忘本？逢初一十五康有为总是会带全家焚香叩首祭拜，孔子诞辰日的时候还会率全体学生拈香祭祀，由此可见康有为实在是一个知本报恩的人。在天游学院教室内也挂着一副康有为手书的诗联：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知周乎万物，仁育乎群生。表达了他仁爱为本、胸怀天下的气度。

他还砥砺学生应当崇尚名节、胸怀大志：“凡百学问皆由志趣而出，志大则器大。若仅志于富贵禄位，所谓器小也。志小则器小，语以天下之大，岂能受哉？立大志则必砥砺名节，涵养德行，通古今中外之故，圣道王制之精，达天人之奥，任天下之重。”训勉之后是他纵横捭阖的畅谈。谈到古圣先贤的经典，康有为首推《中庸》，他认为“孔子之教论，莫精于《中庸》一篇。”盛赞此书“原于天命，发为人道；本于至诚，衍为教化；穷鬼神万物之微，著三世三统之变，其粗则在人伦言行政治之迹，其精出于上天无声无臭之表；其道不高不卑，不偏不蔽，务因其宜而得其道之中，不怪不空，不滞不固。务令可行，而为人道之用”。为此，开学第二天他还特开了《中庸》三堂，大教门人求知力行之精义。

至于变化气质和检摄威仪则是教人如何端庄自持以及与人相处。而康有为本人也非常注重自己的仪表和举止，讲学时从来都是穿着整洁的长衫，课上从不会有松松垮垮的姿态。学生们受到这样的熏陶也是容止可观，严整有序。

当时新文化盛行，孔学被极度贬低，可是康有为还能延习先师旧制，发扬儒家正统，如果不是学力深厚的人不能有这样的见识和坚守。事实证明百年前反传统的那场运动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解放，也给我们带来了文化虚空和思想迷失，我们不得不感慨康有为是一个清醒的先知先觉的大人物。

在教学方法上，除了在课堂讲授之外，康有为还特别重视学生的笔记和论文。这是他讲学的一贯风格，他觉得读书有所心得才能化为己有，所以他要求学生每月写十篇论文，同笔记一并送呈，经过亲自批阅以后按时交还。他这样做的用意在于让学生懂得自修的重要性，所谓讲解者只不过是起一个抛砖引玉的启发作用。

据他天游学院的弟子任启圣回忆，康有为讲课还有“跑题”的习惯。讲天文学的时候大发天上人间的感慨，时而说到用望远镜看到别的星球时，对“外星人”的遐想；时而说到各教矫托天命，怵以末日，诱以净土种种，俨然一个教主。还有一次讲韩愈的《马说》，一上课康有为便说：“吾读《马说》则生无限感慨。昔戊戌变法……”接下去的整整一节课都在讲变法时他建议德宗辟新疆为马场以养战马，为扩充骑兵之用的旧事。直到下课韩文公的文章只字未提。

让弟子觉得印象深刻的，还有康有为的狂傲和迷信。康有为向来志大言大，有一次曾经在讲堂上说：“有人谓我不能为骈体文，然我并非不能，实不愿为。少时读六朝文，皆能背诵。今日请诸君戏出一题。余在讲室口述，诸君笔记，不经篡改，即可成骈体一篇。”还为有人说他诗学杜工部而大加辩解。狂傲自负，处处争锋。

晚年的康有为还颇为迷信。不仅痴迷风水，还从人的面相上来解释很多事情。他说维新变法时，谭嗣同、林旭虽入职军机，但是面无福相，唐才常好回顾，总是一副凄凄惶惶的样子，好像待刑之人，所以他们都死得很惨。说到康广仁的时候，康有为略有悲戚地回忆，弟弟小时候批过的不吉八字，说弟弟是被小人所卖的福薄之人。在参与维新的一干人等中，梁启超最有福相，所以全身至今。这不免是事发多年后的附会之词，但却让我们真实地看到一个晚年痴痴于相貌禄命的康有为。其实人对天命的臣服更多的是出于对人生的无奈。一世沧桑，亟亟求进，在很多事情面前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早年变法是他在推啊推，椎心泣血却未能唤醒大梦中人；晚年革命是他在挡啊挡，声嘶力竭却未能阻止滚滚洪流。倘若还有天命一说的话，还可给这一生些许宽慰，那就且将微不足道的一生淹没在天命和历史中吧。

康有为与孙中山政见不合，终身未曾谋面。当时革命洪流席卷全国，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南昌以后康有为决心移居青岛。于是趁学生放寒假的机会，康有为宣布天游学院停办，并把生前的手稿交给留在学校的同学抄录副本，准备携带。他还嘱咐学生可以自愿报名随同北上，以后跟他上课不收学费，半工半读。与上海动辄千百人的各高校相比，天游学院只有区区二十几人，这一北迁恐怕跟随的人就更少，可是康有为却丝毫不觉得心灰，他说：“耶稣有门徒十二人，尚有一匪徒在内。今其教遍于天下，岂在多乎！”腊月老家在北方的任启圣和李维新结伴北返，行前康有为给言行拘谨的李维新写道，“开张天案马，俊逸人中龙”。而给面色忧戚、心事重重的任启圣写道，“应求贤作砺，更与天为徒”。康有为援笔立成，深得孔子因材施教真义，实不愧为真正的教育家。

他尽心竭力地砥砺后学，而在对待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他却显得极为旷达，并不拘于中国传统望子成龙的思想。这大概是因为他周游世界，见识极广，所以显得十分开明。据康有为天游学院的门生回忆，学院开办时康有为的两个儿子康同、康同凝都十八岁，肄业于圣约翰中学，庸碌无才。追随康有为多年的大弟子徐勤私下里担忧，说：“师弟不贤，何以传父业？”没想到康有为朗声大笑说：“子孙贤，明吾德；不贤，犹我身生一虱虫而已，何必细问！”康氏子孙未必不肖，但是康能视子孙为虱虫，非参透人生齐同万物之人难为此言，他的思想已经不能拿看待芸芸众生的眼光来考量。晚年的他自署“天游化人”，绝不是妄为虚名，而是有着他对人生万物深刻的领悟。康有为曾经有诗句，“避人避地与天游。且言人生天地间，智愚贤不肖，虽各有等差，而终身役役，内摇其心，外铄其精，忧苦随之，小者以身家为忧，大者为国家天下忧，身心为役，精力尽耗，实一囚徒耳，非人囚之，自囚也。不忘数十年前离合悲欢，荣枯得失，爱爱仇仇者，囚于过去；遇事三反四覆，畏首畏尾，唯恐他人误会，自己无日不误会他人，可成之事亦因循怠惰，不了了之，此囚于现在者也；期待他日治国平天下，荣华富贵，子孙贤智，明知无望，放不下来，是囚于未来也。欲多而无觉心，哪得不苦？唯见其大则心泰，诚能心游物表，逍遥于诸天之上，翱翔于寥廓之间。”

晚年的康有为自言庸夫不能自免，然而，他还是一个有大智大觉的人，与天同游是常人不能企及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