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逢蒙弯弓专射羿”——师徒分道扬镳

在为中国前途命运奔走的岁月中，康梁两个人的名字似乎已经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的确，作为康有为最得意的大弟子，梁启超不仅聪慧过人，在康有为那里，学到了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为他以后的政治和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在追随新思想的道路上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在学术上他帮助康有为整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在维新变法的政治实践中，他也始终是康有为最忠实的追随者。

1895年春，康梁一起赴京会试，正值《马关条约》议定之时，梁启超受康有为之托，四处奔走，为公车上书一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上书不达，梁又追随康有为主办《中外纪闻》，组织强学会。康有为南下组织上海强学会时，梁启超留京办报，守护着他们艰难创办的维新阵地。不久强学会被封，康南下广州继续在万木草堂讲学，梁启超南下上海与汪康年、黄遵宪一起创刊《时务报》，继续宣传维新思想，还与康广仁共创大同译书局、上海不缠足会、女学会、女学堂等。此间梁启超还受康有为之命到澳门参与了《知新报》的创刊。随后，康、梁分赴广西和湖南办会讲学，可以说一直是非常默契的配合。

即使变法失败，康有为也以他独特的思想魅力影响着梁启超，共同为保皇奔走呼号。梁启超听命于康有为，不仅是出于中国尊师的传统，更是缘于他对康有为学说心悦诚服的接受。

可是后来，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和革命思想的影响，加上自己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进一步了解，梁启超的政见发生了改变。他接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博爱的思想，开始由保皇主张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会彻夜长谈。后来还计划要合作组党，“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梁启超深知争取康有为加入革命的可能性为零，所以召集其他有革命倾向的同学一起，联名致函康有为，希望他退出政治，“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思想之后，非常恼火，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梁启超倡导革命是错误的。出于对恩师的尊敬，梁启超听从了康有为的安排。但是骨子里，梁启超是一个“爱吾师更爱真理”式的狂傲书生，他并没有完全从内心放弃自己的主张。

不仅在保皇问题上，在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与康有为产生了分歧。康有为一生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理论基础都与尊孔有关，所以在他看来，中国的儒家思想是应该像西方国家的宗教一样得到尊崇的。最初，梁启超在康门拜师学艺的时候，对康有为构建的今文经学及其阐发的孔子教义是深以为然的。他不但参加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编辑整理工作，还见到了康有为尚未公开的《大同书》。至公车上书，维新思想已经进入实践层面以后，康有为所阐述的保教思想还是深得梁启超认同的，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梁启超在保教思想上比老师走得还要远，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表示，他认为钻研和传播孔教比维新运动更为重要，还建议康有为“或一切不问，专以讲学授徒为事，俟吾党俱有成就之后，乃始出而传教，是亦一道也”。1897年，康有为的保教思想遭到顽固派的攻击的同时，也受到一些开明人士的质疑，认为保教主张会对人们的思想造成束缚，不利于自由开化。此时梁启超延用康有为的思想为保教主张辩解道：“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既合之矣，然后因而旁及于所举之的之外，以渐而大，则人易信而事易成。……彼言教者，其意亦若是而已。”这时的梁启超还是康有为保教主张的重要捍卫者，甚至为宣传保教主张，梁启超在主持《时务报》时还违背办报初不言今文经的约定，极力宣言师说，扬言“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前者变法之议，未能征引，已极不安。日为掠美之事，弟其何以为人？弟子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若以为见一康字，则随手丢去也，则见一梁字，其恶之亦当如是矣”。从《时务报》辞职前去湖南时务学堂任总教习期间，他也还在宣扬“爱同类及异类，推孔教以仁万国”的思想。可是到1902年，梁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公开放弃保教主张。他放弃了之前认为保教重于保国的主张，认为国家人民必须保。而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应该听其优胜劣汰，而且保教主张束缚国民思想。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更多地体现了梁启超从文化主义到国家主义的价值转变。可是保教主张是康有为诸多政治主张的基石，梁启超此举，无疑是背叛师门。尽管梁启超此举实际上是摆脱对古人思想的依傍而探索独立道路的进步之举，并且还专门给康有为写信解释这件事，但是这是动摇康有为一生政治活动根基的事情，他还是非常恼火。然而这非但没有使梁启超放弃他的新主张，反而加速了他摆脱康有为思想的窠臼。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他指出：“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

梁启超在思想上既已与康有为发生了分歧，那么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自然也会选择不同的道路。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又一次面临政治制度的抉择，共和制和立宪制成为当时基于不同立场的两种鲜明的政治观点。起初，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一道坚持“虚君共和”，但是因为流亡中的梁启超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所以他的这一主张并不如康有为坚定。所以，很快，随着现实形势的发展，梁启超的主张就发生了改变，要“和袁慰革，逼满服汉”。而康有为此时已经看到了袁世凯假共和真专制的面目，所以他还是坚持要和满蒙贵族联手继续他的虚君共和理想。梁启超给康有为致信，分析康有为想法中的诸多不可实现的因素，还尖锐地表示了自己对康有为固执己见、独断专行的反感：“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这段时间虽然他们之间已经有不小的矛盾，但是并没有公开，表面上还维持着正常的师生关系。

康梁关系的公开恶化是在“民国”年间。康有为感慨于国内出现的混乱局面，于是在他一贯的虚君共和主张的指引下，1917年7月，他联同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之间发生府院之争的机会，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并且仰赖复辟之功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而此时的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认识到民主共和已经深入人心，任何复辟的企图都是与人民为敌，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刻即发表《辟复辟论》，将矛头直指康有为。不仅如此，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刻追随段祺瑞组织讨逆军，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康有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生自师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而康有为始终认为自己拥戴溥仪复辟是没有错的，所以面对梁启超出言不逊的指责，他简直是怒不可遏，痛骂梁启超是“梁贼启超”，还将梁启超比做专食父母的枭獍，作诗斥责：“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康有为真的是一代才子，诗中的感情由愤怒始而由感伤收，虚君共和之梦已经再无希望，他一辈子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宣告彻底终结。而他寄托了最大希望的弟子，在这个时候站在他的对立面攻击他，不管是出于多么正义的理由，都不免会使在政治上已经被边缘化的康有为感到晚景的凄凉，难怪乎他会“坐看日落泪潸潸”。

但是要说康梁之间恩断义绝也并非如此，只是他们都有很深厚的思想底蕴，各自见解的产生也都有着深刻的道理，一方很难轻易说服另一方。一开始梁启超追随康有为是因为梁启超尚未入门，所以他觉得老师所讲授的东西都是闻所未闻的，可是渐渐地，在老师带领下接触了更多的先进学说之后，有着惊人的思考力和判断力的梁启超就不会再被老师所束缚了。他们的分歧是在政治见解和政治道路的选择上，在生活中，倒还是情深意浓的。1922年，康有为的大太太张云珠在上海逝世，梁启超亲自前来吊唁。1927年，康有为七十大寿时，康门弟子云集上海为他祝寿，梁启超还特意做了寿文和寿联。梁启超在寿文中深情回顾了早年从学时与康有为之间的真挚感情，表达了对老师的无限谢意，而且对康有为一生所从事的学术和政治生活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寿联中写道：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致欢欣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焉，更是对康有为极力称颂。这是师徒关系仍然很浓的见证。可是祝寿的喜庆气氛似乎还没有完全散去，康有为就已经在青岛逝世。

梁启超在北京闻讯悲痛不已，为晚景拮据的康有为电汇以办葬礼，并亲自召集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先师。在追悼会上，梁启超深情地诵读了为康有为写的悼文，对康有为一生所作的贡献作了很高的评价。自此，师徒二人已是天人永隔，所有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也都画上了句号。

关于两人关系中出现的分分合合，梁启超曾认为康有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梁启超的分析是不无道理的。康有为的过度自信和固持不变确实是他在很多事情上失败的原因，与康梁关系一度交恶也有相当的关系。而康有为对梁启超也有过这样的评价，说梁启超为学就像上海先施公司，百货具备，只是“性如流质，朝夕数变”。在这一点上康有为也确实有资格这么说，因为康有为是一个始终如一，无论处境如何都能坚持己说的人。这些性格中的因素当时造成了他们的一些分歧，但是百年后我们再来看，无论是“固执己见”，还是“朝夕数变”，都是有他们的思想魅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