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是非难云孤忠存——参与张勋复辟
在讨伐袁世凯倒行逆施的运动中，康有为可谓是一大功臣，可是时隔不久他却参加了更加荒诞不经的张勋复辟，这让很多人觉得费解。但如果我们对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主张作一下梳理就会发现，作为向西方求真理的先进中国人的代表，他对中国的传统体制和西方的先进制度都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即便是参与这场看似闹剧的复辟运动，也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的。
参与复辟并不意味着康有为拥护专制。早在戊戌变法之前所撰写的《实理公法全书》当中，康有为就从几何原理出发，提出“以互相逆制立法”的观点，他认为“凡地球古今之人，无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内……以一顺一逆立法，凡使地球古今之人，有彼能逆制人，而人不能逆制彼者……则必有擅权势而作威福者，居于其下，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在欧洲游历多年之后，他的民主政治主张并没有改变，而恰恰是看得更全面、更深刻。在表明自己反对革命的立场时，康有为分析道：“统计欧洲十六国，除法国一国为革命……其余十余国，无非定宪法者，无有行革命者。”这是综观大局的审视，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至于革命他不仅看到了暴力可能带来的政治生机，更看到了暴力可能带来的巨大危机。他常常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难以收拾的动荡和不可预计的代价是康有为所不愿看到的。最后即便是动荡的局面得到了平定，“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借以自为君主而行其压制，如拿破仑者，凡两世矣”。我们可以分析，不管暴力最终是为了实现什么样的诉求，它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不民主，以不民主的手段寻求真民主是不会有十足的结果、满意的答卷的。所以虽然法国是第一个彻底实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可是康有为看到的却是“其官之贪酷压民甚至，民之乐利，反不能如欧洲各国”。革命造成的混乱又极易使政权出现真空状态，给那些没有坚定政治主张的投机者制造机会，使革命成果大打折扣。刚刚被打倒的袁世凯就是鲜活的例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康有为骨子里的文人气质其实还是很重的，自幼所受的封建正统教育以及青年时代朱次琦先生的影响使他特别注重名节。他反对专制，但是思想深处却又有君臣之别。加之在戊戌变法时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使康有为一生都纠结于君主立宪。
他反对袁世凯，一则因为袁世凯窃国，名不正言不顺；二则因为袁世凯卖国，专制横行。而我们习惯上称的张勋复辟并不是张勋自己当皇帝，而是拥戴前朝被迫逊位的溥仪皇帝。这和袁世凯称帝有着很大的区别。溥仪作为皇室正统，他若即位，既能起到一个象征的作用，又能安抚前朝遗老。革命总是伴随着复辟的，这是历史发展中不能逾越的新旧较量阶段。复辟成功，两相折中，保留虚君，实行宪政，英国和日本已有先例，不是不能效仿。而且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保留虚君在康有为看来也是有必要的。中国从秦朝开始就实行君主专制制度，经济上又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很容易形成割据局面，即使在封建大一统时代都存在封建割据的隐患，所以一旦中国发生革命，“以中国土地之大，人民之众，各省各府，语言不相通，各省各府，私会不相通，各怀私心，各私乡土，其未大成也，必州县各起，省府各立，莫肯相下，互相攻击，各自统领，各相并吞，各相屠城，流血成河，死人如麻，秦、隋、唐、元之末季，必复见于今日。加以枪炮之烈，非如古者刀矛也，是使四万万同胞，死其半也”，到时候中国将是一片战乱，“民不聊生，工商俱废，必将数百年而后定”。况且中国又有外患，正所谓“鹬蚌相持，渔翁得利”，国内的混乱又会给外国人以可乘之机。中国的局面一旦散乱，是否还能保全就很难说。此外康有为还看到，思想先行，事情才有成功的可能。国外的大革命是先经历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由内因主导的。而中国之行宪政是外患相逼的被迫之举，在思想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民主风气。所以，即便是革命成功也往往会重走专制之路。革命之后迎来的也可能是假共和，尊奉虚君内阁钳制也未必不能行真宪政，所以康有为坚定地认为不能以共和或虚君来划分实行的是否为民主政治。君主立宪主张在康有为那里不是随便提出的，而是有着非常深刻的思想基础，所以他能奉行一生，至死不改。
康有为希望中国统一，他说：“分裂则必争而大乱，统一则必治而修明，物之理也，人道则不能外者也。”但是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政权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军阀混战、各派轮流执政。当时所谓的“共和”并不能真正使中国统一和安定，康有为对中国革命后所谓的共和失去了信心。他极力反对“共和”旗号下的军阀纷争，就此他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中国实非共和，而冒名共和，其祸足以害民；实非自治而冒名自治，其祸足以丧国。”
而张勋复辟的直接起因也恰恰是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关于复辟前的形势，康有为曾有诗记道：“围城惨淡睹龙争，蝉嘇声中听炮声”，中国当时确实已经陷入了他所担心的严重混乱局面。事实一再地验证他的预见，这更加坚定了他君主立宪的主张，至少有一个虚君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争夺。
同是复辟，康有为反袁而支持张勋，因为在他看来二者有着很大的不同。同样是拥戴溥仪复辟，康有为和张勋又有着很大的不同。张勋可以说是一个封建遗老式的人物。他忠诚于大清王朝，从里到外的忠诚。辛亥革命爆发之时，江浙联军攻打他守备的南京，成为整个辛亥革命中最惨烈的战役，民军血战十天才把南京光复。辛亥革命之后，对已经分崩离析的清王朝他还是忠心不贰。除了在心理上归依旧朝之外，张勋还留着清朝的辫子不肯剪去，就连他手下的士兵也不能剪。有人好意相劝时，他就摆出一副要跟人拼命的架势说：“谁敢碰我的辫子，我就和他同归于尽！”辫子问题可以深刻地反映出张勋思想的迂腐，以及他行为方式的落伍。剪辫子的问题，康有为早在1898年的维新运动时给光绪帝的上书中就已经明确提出，他甚至把辫子问题上升到维新、强国的高度上来谈，认为断发易服可以振奋国人精神。在剪辫子蔚然成风之后，甚至溥仪都有断发的念头时，张勋在民国六年还留着他的辫子，率领着他的辫子军。
张勋这么执著于前朝，从常情来看，或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在前朝所取得身份的认同和满足。张勋幼年家贫，无以为生，就到时任两江总督的许振伟家当书童，后来假造了许振伟的推荐信，投奔清军江南大营。1895年在袁世凯手下任管带，1899年任总兵，到辛亥革命时，他已经是江南提督兼江防大臣这样的大人物了。在这一点上，康有为与他或许有相似之处，维新时期，皇恩隆厚，是他人生中最辉煌最骄傲的一页，尽管最后失败了，他也要用余生去维护那分骄傲。
张勋之所以上演这一出复辟的闹剧，是因为他自认为手握兵权，康有为之所以参与复辟，是因为他自认为胸怀良策。可是这两个人的想法如果没有合适的导火线都很难实现。这个导火线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府院之争。袁世凯死后，继任大总统职务的是黎元洪，而北洋的实权人物又是国务总理段祺瑞，这样总统府和国务院就一直处在一种明争暗斗的较量中。
1917年的对德宣战问题激化了府院矛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事正酣的时候，中国一直持中立态度，要介入欧洲战争的美国收买中国政府一道参战，可是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总统府与主张对德宣战的国务院针对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各执一词，闹得不可开交。日本支持段祺瑞的国务院，英、美等支持黎元洪总统府。黎元洪行使总统大权想要罢免段祺瑞。段祺瑞是北洋的实力派人物，对此免职令不予承认，并令属下各省督军宣布独立。黎元洪于是电召督军张勋入京调停，段祺瑞也想利用张勋对付黎元洪，他也支持张勋入京，而张勋也打着自己复辟的小算盘。就这样，六千多辫子军在张勋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进了北京。张勋一到京城立即要求解散国会，声称否则他不负调停之责，紧接着就去参拜溥仪，等黎元洪搞清楚状况为时已晚。
当然张勋起事之前已经与康有为谋划了很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康有为在整个复辟过程中充当了军师的角色。之所以能一起谋事，除了他们有共同的目的之外，还有一点是他们性格上都有妄自尊大的缺点。复辟之事绝无成功的道理，这一点连张勋的大太太曹瑞琴都看出来了。张勋举事之前她曾经拼死阻拦，可是旧社会妇女人微言轻，终究没能改变张勋的主意。但是在张勋北上起事时，她派了堂侄前往广东拜会孙中山，拿三十万银票为张勋和子孙买下了后路。
1917年6月7日，张勋以“调解”黎、段之争为名，率五千“辫子军”北上。16日入京，入京以后，他再度密电康有为“襄赞大业”，康有为带着他提前拟好的十数道诏书入京。7月1日凌晨，张勋驱逐黎元洪，重新把十二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由溥仪发布“即位诏”，称“共和解体”，宣告亲临朝政，收回大权，张勋被封为政务总长兼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康有为也被授予了弼德院副院长的职位，赏头品顶戴，加恩在紫禁城内赏坐二品肩舆。弼德院是清末仿日本枢密院新设立的国务顾问机关，按照规定，其权限之大与内阁相维系。康有为一生中做过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可是却始终没有像样的官位，这是康有为一生中最高的官职。当时清廷曾委任徐世昌为院长，康有为为副院长，徐世昌借故推脱没有接受这样的任命，可是康有为欣然接受了。保皇是他一生的主张，在他的心目中，实现政治理想很重要，是否名正言顺也很重要。
可是当时国内的形势不允许人重温前朝旧梦，当天黎元洪就趁势连发三道电令：一、要求各地立即讨伐国贼；二、宣布重新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三、宣布由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安排妥当后，黎元洪于次日入日本公使馆避难。真的是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一旦涉及政体，段祺瑞和黎元洪马上站到了一条战线上，在接受大总统黎元洪号令的名义下，段组成了“讨逆军”讨伐张勋。
讨逆声势浩浩荡荡，迅速在全国形成，熊希龄声讨张勋、康有为复辟逆举致各省电。
至康有为乃一诈骗流氓，前借保皇之名，讹骗华侨数十百万。戊戌之事，卤莽灭裂，致使前清德宗困陷瀛台。口谈礼教，而身在美洲，以妾为妻，竟在耶稣教堂行礼。貌称君宪，而于乙卯西南之役，自矜有功共和。其顽钝无耻，误人家国，清帝、张勋必皆为其所卖。如此小人而谓能成大业，未敢信也。
就连康有为的得意弟子梁启超也是站在段祺瑞一边坚决反对复辟的。段祺瑞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发出的讨伐张勋的通电檄文就出自梁启超之手，电文中说：“天祸中国，变乱相寻，张勋怀抱野心，假调停时局为名，阻兵京国，至七月一日，遂有推翻国体之奇变。窃唯国体者，国之所以与立也，定之匪易。既定后而复图变置，其害之于国家者，实不可胜言。且以今日民智日开，民权日昌之世，而欲以一姓威严，驯伏亿兆，尤为事理所万不能致”，还在电文中影射康有为是“大言不惭之书生”，号召国人共同声讨颠覆共和政体的张勋。在晚年，梁启超和康有为的政见多有出入，如在跟革命党的关系问题上，在跟袁世凯的关系问题上，包括这次对待复辟的问题上。其实康有为所为并不是梁启超电文中所称“复图变置”的倒退行径，康有为并没有落后于时代，相反，他的看法常常是超前的，可是这两种情况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不合时宜。康有为往往是这样，他是一个有着非凡预见的思想家，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先知式的人物。他参与复辟，但是他不支持专制，他认为君主独裁与共和对立，但是如果不给君主独裁之权，尊其位同时又虚其位，那么设立君主也可以行民主政治。他参与这场闹剧是因为他认为“复辟宜行虚君共和，政权当归内阁”，他希望建立像日本一样的责任内阁制，有一个虚设的君主来作为一国精神的象征。他深知千百年来处在封建王朝统治之下的中国，皇权至高无上，皇帝乃是国家统一的象征和至圣至明的偶像，舍此必乱。这就有点儿以帝王代替宗教的创神论意味包含其中了。在《丁巳复辟真相》中也有关于康有为复辟主张的六项基本原则，列在第一条的就是：今日复辟当行虚君共和制，万不可恢复大清旧号；第二，即为虚君，政权当归内阁，内阁对国会负责，君主无责任；第三，既为国家起见，自身不宜包揽政权，国务总理一职，暂请徐世昌担任，各省军政长官皆宜仍旧，切不可妄自更动。由这前三条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康有为参与复辟事件背后真正的主张是虚君共和而不是倒退到专制时代。
除了对政治体制的理智认识之外，康有为后期的政治活动也始终撇不开对光绪皇帝的报恩思想。这一切纠结在一起，使康有为这位热切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身上同时充满了回归传统的虔诚。对一个在传统思想熏陶下成长的人来说，无论后来的眼界有多开阔，内心深处都会有一些不能摆脱的传统情结。这是必然，必然就不是投机，所以康有为在政治上始终是比较坚定的。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评价一个事件是进步还是倒退，但是作为一个人，康有为忠于自己的政治信念和有知遇之恩的先皇，他保有了文人士大夫非常高贵的忠诚的品性。而且他还曾因为要求改清室国号为中华而得罪过溥仪，大半生以保皇为务，却还得罪了皇帝。康有为死后，溥仪拒绝赐谥，不知九泉之下康有为作何感想。
但在当时，就康有为自己对复辟一事的态度而言，他还是坦然的。复辟失败躲避缉捕期间，康有为还在他所撰写的《康氏家庙碑》中特意写下了自己在复辟期间被封为“头品顶戴弼德院副院长”的官衔。
晚年时，他曾经动情地跟自己的弟子忆及保皇的甘苦：“现在的后辈都视我为保皇党，不知我处于当时的情况下，实在是有难言之痛。清朝末年，国运衰微，列强威逼，太后又不以国事为重。我之所以保皇是为了变法。变法不成，我又到处奔走呼号，尽心竭力，可是世人往往只以成败论英雄。我自幼遍览群书，中国一向没有宗教，佛教来自印度，耶稣来自欧洲，伊斯兰教来自麦加，都不是我们本土的宗教。儒教也只是一种教化的方式，算不上是真正的宗教，其中所讲的道理都是为了政治或者处事律己的实用目的，没有宗教的参拜仪式。道教虽然称教，但是极为浅薄，是愚人之术，与老庄的学说没有关系。李渊父子之所以扶植道教是为了收拢人心，维系他的统治，并没有真正的宗教上的意义。我过去一再倡导君主立宪，意在宪政，君主不过是维系人心的一大主教，供人顶礼而已。如果宪政雷厉风行，未尝不是中国积贫积弱状况下的一条好的出路。”他不仅真诚地这样认为，也这样坚持着。甚至在他去世前夕，他还将蓬勃发展的大革命视为暴乱，致电军阀张宗昌，要他先发制人“用重兵”对抗已逼近上海的北伐军。
不管当事人有什么样的初衷，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历史都是有自己的规律的，它还是把逆势而动的康有为抛向了失败和遭人遗弃的角落。7月12日，讨逆军攻入北京，辫子军很快就散作一团，溥仪再次宣布退位。康有为则躲进美国公使馆寻求政治避难，12月6日化装出京。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康有为都处于避难的状态。直到“五四”运动爆发，为民族和正义呼喊的学生遭到政府武力镇压，康有为才又在这样的时刻在政治舞台上出现。5月6日，他发《请诛国贼救学生电》对学生“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的要求表示同情和支持。此间他还给故交犬养毅发了近两千字的电文，要求日本撤兵，交还青岛，表达在山东问题上的正义诉求，虽然他的电文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但是一片爱国赤诚依然感人。
贯穿康有为后半生政治活动的君主立宪主张随着张勋复辟的失败而最终宣告破产。
他作为一个向君主专制挑战的启蒙者，却又企图利用专制体制下君主权倾天下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向西方孜孜以求救国救民的良方，却不能彻底摆脱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所以，虽然他的思想是非常进步的，但是却缺乏实践的可能性。然而思想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我们也不得不说，他失败的政治实践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光照后人，给我们带来种种启示。
首先，关于政体与政治的问题，康有为曾经有过精辟的表述，他称：窃唯方药不论补泻，唯在能起沉疴；政体不论君民，唯在足以立国。盖身有老少强弱之异，决无万应之单方，国有历史风俗之殊，难全从人而舍己。若误行之，可以死亡。今中国群医之误，几以共和之方杀中国，成效已毕见矣。他不但将政体与政治作了比较明确的区分，还提出了要注重本国实际情况的主张。这虽然是在为他政治主张中的尊君尊孔因素声辩，但是即便是今天看来，也依然具有非常鲜明的进步性。
其次，在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方式上，他始终没有完全背离传统。他坚持社会进化论，认为自身的扬弃同样可以实现进步，旧制度在合理化的改造之后，能够产生新的制度。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新旧交锋的时代，这虽然有将资产阶级民主与封建开明政治之间的界限模糊化的嫌疑，但是这种调和军权与民权之间矛盾，以求达到平衡的努力是值得后人铭记的。
再次，在民意和民权的问题上，康有为也有很深刻的见解。他始终把“通下情”看做是民主政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虽然有人据此说康有为一再强调“通下情”是没有看到西方议院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权力机构对君权的制约作用，但是在我们看来，他之所以十分强调“通下情”，不仅与他最初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时深受阻隔的切身经历有关系，而且也基于他对议院和权力的深刻理解。权力的行使始终是由少数人来实现的，即便是民主政体也不例外。更广大的人则是身处政治之中却不直接参与政治，那么他们只有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政治权力中才能体现出他们作为个体的权力。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民意是否能充分地表达，是否被充分地重视，是民权能否实践的重要前提。
民意和政体之于民权好比是内容和形式。综观康有为的政治主张，他认为民意是否通达，远比通过什么形式来实现这一目的更重要。这对我们现在也有很深的现实意义。政治的民主内涵绝不仅仅是一种先进的政体就能完全赋予的，相反是政体的先进性要靠政治的民主内涵来体现。
在归结康有为政治实践屡次失败的原因时，大家习惯上称，是因为没有真正可以依赖的政治力量，也就是当时他没有代表一个成熟的阶级，所以前期变法时他只能寄希望于本质上还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皇帝和开明官僚，而后期保皇时，又不见容于新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阵营。这样的分析是中肯的，点到了康有为悲剧政治命运的关键。可是我们想要说的是，阵营是推力也是局限，正因为康有为的这种政治依靠，才使他的学说的思想性没有因为政治实践的失败而被湮没。
最后，还要谈谈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主张。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处在种种危机之中，国内外的矛盾都非常的突出，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将民族危机排在了首位，所以他力主革命，希望通过民族和民主革命来实现民权上的保障。而康有为相反，他虽然没有明确的表述，但是通观他当时的政治主张和实践，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将民生放在了首位，所以他竭力反对革命，以实现人的生存权利。然后通过虚君这一种较为平衡的方式来谋求民权，在巩固和扩大民权的基础上最终化解民族危机。就实践性而论，革命派的主张更强，但是就人道主义的情怀而言，改良派主张不能说不宽广。这是儒家济世、佛家普世思想在康有为身上的体现。
是是非非，论说一个历史人物往往有很多维度，无论历史是怎样取舍的，康有为一片忠君爱国的情怀都是值得后人肃然起敬的。英雄不以成败论，他的思想同样是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中不可多得的一笔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