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神机默运抚金瓯——倒袁运动
革命风起云涌时力主保皇的康有为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其实已经被边缘化了，倒袁运动成了他晚年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康有为的倒袁运动与革命党人的倒袁运动有所不同，因为此前康袁之间就有着很深的恩怨，这就需要我们前前后后作些梳理。
袁世凯与康、梁维新党人有着比较纠结的关系。最初在公车上书之时，康有为的救国思想对袁世凯是有重要影响的。袁世凯比较支持变法，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是康有为改革思想的追随者和拥护者。史料显示，康有为和袁世凯最早的交往是在康有为第四次上书遭到都察院和工部拒绝时。当时康有为正为上书的事情苦恼而又无计可施，袁世凯主动提出愿意帮他将奏章递送到督办军务处。当时督办军务处大臣是荣禄，他自然不会代递这样的上书，但是袁世凯这个人却给康有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此，在康有为眼中袁世凯变成了一个站在维新阵营的新式人物。
事实上袁世凯在一开始也确实是支持改革的，在1895年8月呈递的《尊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中，他明确指出了变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窃谓天下大事，递变而不穷者也。变局之来，唯变法以应，则事变乃消弭于无形。此次军兴失利，势诚岌岌，然果能中外一心，不忘仇耻，破除积习，因时变通，不过十数年间，而富强可期，是亦更始之一大转机也……试观三代之际，行井田设封建，秦汉而后，农政钞法，兵律官制，迭经更易，降至今日，旧制所存者，百难一举。以汉宋大儒名臣，亦不能强违时势，追复三代成规，盖因时制宜，人心运会，有必不能相沿者也。”
在条陈中袁世凯还指出学习日本是中国摆脱现状走向富强的最佳途径，并且详细陈述了变法的思路。这个条陈与其说是与康有为公车上书以及第三、第四次上书内容暗合，不如说是受康有为启发而写成的，甚至有可能出自频繁为朝官代拟奏章的康有为之手。所以在变法酝酿时期，袁世凯与康有为的关系是很暧昧的。
当变法思潮已经有一定影响时，袁世凯更加紧密地追随维新党。康有为在京师筹建强学会时，袁世凯不但积极响应，作为发起人之一入会，还十分慷慨地捐出五百金作为会费，而他的目的却是在谋求新军训练权。这是袁世凯的过人之处，通观他的整个活动可以看出，袁世凯和顽固派、维新党以及后来的革命党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他并不真心向往任何一种学说，也并没有真心归属任何一个阵营，他在各个阵营的缝隙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袁世凯曾经跟随淮军多年，在朝鲜亲眼目睹过外国的新式军队，又参加过甲午战争，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旧军制的弊端。在他看来，甲午海战大辱之后，中国必定会大练新军，而新军必然会启用具有新派思想的人物，袁世凯接近维新党大概就是为了标榜自己是新式人物，即便他认为新党的思想对他日后操练新军确有启发，但这也是出于功利目的，与康梁的思想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他在笼络维新党人的同时也深得荣禄等守旧大臣的赏识，这充分说明在他心目中并没有划分什么阵营，而是八面玲珑，只求事成。不久袁世凯就被正式委任到天津练兵。虽然康有为还特意为袁世凯设宴践行，但事实上袁世凯到天津以后与康有为等人的联系已经很少了，特别是强学会遭到守旧势力弹劾、康梁被迫离京以后。乱世兵为大，袁世凯很快抓牢了新军。在人情练达这方面袁世凯的功力在当时可谓是无人能比了。
在胶州湾事件爆发之后，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上达天听，即将迎来他政治生涯上的大转折。这时袁世凯与维新党的关系似乎又密切起来，他先后两次向帝师翁同騄痛陈国危，极力建言变法。其主张与康有为上书中的部分内容惊人的相似。有学者据此认为在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前后很长一段时期，袁世凯与康有为在思想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袁世凯对康有为的支持是真诚的。这种看法我们不敢苟同，即使不说袁世凯是一个投机主义者，至少他是一个比较重实际重时机的人。如果说他是新式人物的话，充其量也只是新式洋务派，而不是彻底的变法派。他曾经说：“《易》曰，穷则变，此其时矣。第于积重之秋，骤行变法之政，兹事体大，猝难毕举，而究其所最要者，如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实属瞬刻不容稍缓。”袁世凯就是这样牢牢抓住最实际的部分而又不触怒旧派，暧昧地游离在新旧之间。
维新变法虽然短暂，但是在康有为当红之时，他是把袁世凯当做自己人真心举荐过多次的。所以后来他才敢将“围园捕后”的砝码押在袁世凯身上。在向袁世凯透露计划之前，康有为上奏折使光绪帝加恩于袁世凯，以使袁世凯有图报之心。可是康梁的围园计划实在唐突，他们对军中之事并不熟悉，只是凭文人的臆想行事。而深知清军武力部署的袁世凯很清楚这个计划是不能实现的。同是维新党人的王照后来曾经为袁世凯辩解道：“袁之不允，非不忠于君也，力不足也。袁赴京之日，荣禄已调聂士成兵驻天津，以制袁之命。况八旗兵虽不精练，尚有数万，精枪、快炮具备，岂三千人可能抗战哉！而梁、谭等书生不知兵事之难，反谓袁不忠。”
历史实在是一个很难还原的庞然大物，站在任何一个立场上分析都可能是盲人摸象，所以我们不得不允许它存疑、存异。
如果真如王照所言，那么袁世凯倒是可能还怀有抛出维新党以救皇上的忠心。因为这个计划在袁世凯看来不可行，就必然会败露，一旦败露必然牵连皇上，所以袁世凯在事变之前将康梁的计划托出，并且澄清皇上与这个计划没有关系。可是这种猜想对袁世凯这样的人物而言恐怕也有拔高之嫌。
不管当时袁世凯有什么样的道理，因此而蒙遭大劫的康有为等人都坚定地认为变法失败、志士喋血是袁世凯的叛卖造成的，所以维新党人与袁世凯可谓是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在宣统入继，载沣摄政时，康有为还曾经给载沣上书，请求杀袁世凯以复先皇之仇。
然而袁世凯的势力日渐壮大，看到袁世凯专制的政治野心后，康有为曾经有一个未能付诸实践的联满倒袁计划。推动朝廷自上而下的变革而非自下而上的革命是康有为一贯的政治主张，他始终幻想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变，特别是在自立军起义失败以后，他更是排斥革命的手段，因为一方面革命代价惨重，另一方面也很容易造成社会上大的动荡。溥仪的登基给改良派带来了新的希望，年幼的溥仪不能主政，辅佐朝廷的大臣们之间存在分歧，这给康梁策划宫廷政变创造了机会。他们积极寻找机会，联络满族亲贵，收买禁卫军，希望在1911年10月前后拥立载涛为总理，全面掌握政权，控制国内形势。
康有为曾经给徐勤发过一封密电，电文已经比较明确地说出了他们希望依靠吴禄贞的兵力和载涛的地位改组政府，成立国会。对革命军改征讨为安抚，平定国内局势。电文中还指出如果不趁机果断行事，大局必为袁世凯所专，改良派将没有回旋的余地。这表明康有为很早就看清了袁世凯的专制野心，而且积极采取行动，希望在袁世凯之前把持大局。较之后来建立了“中华民国”而又对袁世凯拱手相让的革命派，康有为确实看得更深。
可是他们的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出了一些问题，一方面是梁启超当时拿了大笔金钱去收买禁卫军，这笔钱是华侨捐献的，他没有办法向党人交代这笔钱的去处，所以引起内部人员的猜疑。另一方面，在梁启超的计划马上就要付诸实施时，袁世凯还是抢先一步，调毅军入卫京师。计划遭到阻碍，一方面使梁启超很是苦恼，另一方面也使他更清醒地看到当时的形势。无论政变之时的恩怨有多深，此时袁世凯的势力已经到了欲去之而不能的地步。
这时在倒袁问题上康有为和梁启超又出现了很大的分歧，梁启超审时度势，有所松动，决定放弃冒险的行动，由倒袁转向利用袁世凯来实现自己的一些政治主张。而康有为还是执意要行反袁之事。当时有一部分亲贵准备联合康梁等改革派来共同对付袁世凯。蒙古郡王那彦图等人曾经给梁启超发过一封电文，文中称“扶冲主而慰先皇，唯公是赖。蒙古合境上马，愿执鞭以从”。他还请求梁启超将电文中的意思转达给康有为。当时以那彦图为首的蒙古王公是一支坚决的保皇力量，他们既惧怕革命，也反对袁世凯专制，一度想要和康、梁联合共同实现保皇大业。晚年政治思想不被人理解的康有为，有时甚至是弟子也和他分道扬镳。有这样一股权贵势力意欲保皇，康有为如遇知音，重新看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实践的可能性，于是积极回应这些满蒙王公，并且要求梁启超具体部署。
对此梁启超坦言了自己顾虑的几个方面：第一，满人向来有排汉倾向，是否真的能够共事。第二，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民族、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背离民族主义行事不得人心，是在与国人为敌。第三，即便是宫廷政变成功，也不一定能动摇袁世凯的实权，因为他手上有兵，没有军事后盾的政治是没有震慑力的。另外，现在即使把大权从袁世凯手中夺过来，那么是袁世凯被打倒以后我们再北上呢？还是先北上与各势力一起倒袁呢？先北上倒袁的话，实在是“漫张空拳以当南北极强之敌”，胜算很小；袁倒后上的话，在后续的政治格局中只能寄人篱下，甚至倒袁的成果会被人投机窃取。顾虑重重的梁启超慎重地问过自己，也慎重地提醒了康有为，为一件不能预见未来的事情冒如此大的风险是否值得。
在这个问题上，康有为和梁启超不仅意见不合，似乎还发生了比较激烈的冲突，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措辞相当不客气，他指出了康有为极端主观主义的缺点，并且警告他说“但愿师勿持己脑中所构造之事实以误真相，凡论一切，皆谨于此耳！”
梁启超放弃倒袁，依据当时的形势来看或许是明智的，但是后来当袁世凯窃国卖国的行径昭然若揭以后，他又回到了倒袁的路上。这是康有为的悲怆之处，他确实如梁启超所说的，是一个“先时之人”，很多事情他看得比别人更清楚，但是他看清楚的时候却不是做事情的时候，因为时机是事实造就的，而不是产生在预见当中。
1913年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追随袁世凯的梁启超依然是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人物。虽然在政见上跟康有为有所分歧，但是后来他曾经写信给康有为道过歉。此时他在中间积极疏通康有为和袁世凯的关系，袁世凯也想借康有为先前的威望笼络人心，另外在对待革命党的态度上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致性的，所以袁世凯一直在寻找机会拉拢康有为。从这一点来看，袁世凯是一个很懂得统战策略的人。8月，康有为的母亲在香港病逝，得知他打算回国为母亲奔丧的消息后，袁世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他借机电请寓居日本须磨的康有为回国主持名教，还随电附了一大笔丧葬费。
去国念年，困心衡虑。大著发抒政见，足为薄俗针砭，钦仰无似。凡河汾弟子，京洛故人，均言先生不愿从政，而有意主持名教。举国想望丰采，但祈还辕祖国，绝不敢强以所难，敬具蒲轮，鹄候明教！何日税驾，渴盼德音！
袁世凯的电文中称“先生不愿从政，而有意主持名教”，实际上已经将康有为预设到一个无关紧要的位置上了。对这样缺乏诚意的邀请康有为当然不会买账，更何况他从骨子里瞧不起袁世凯这样临危变节的人。所以很快他复电道：“亡人负罪，久播异城，有母八十，莫奉尸瓮，遂竟见背，永维哀悼，崩摧肺肝，过承厚赙，感刻不任。匍匐奔丧，未及言谢。途次得门人梁启超电，转述尊意拳拳故人，归国则待以特殊之上位，还乡则代筹警备之未周。昨抵香港，又接须磨寄来东京使馆转明公冬电，隆文稠叠，辱以蒲轮。召还苏武，伤其去国之久。访于箕子，本元陈畴之材。斩然衰，不入公门。母死谓何？敢有他志！加以两世之先茔被掘，廿年之遗骨须收。痛绝无棺，并陈新旧。凄凉营葬，难返乡间。重以寡姊六十，病乳三载，沉绵床褥，天忽朝夕。是以魂魄飞越，岂知人世！固无心预闻政治。难补涓埃，更末由北首燕路，上承明问，伏望明公，幸垂矜原。若夫大教沦胥，人心陷溺，则中国可亡，而种族随之。实为邃古所无之变，同于金甲无避之义。他日誓墓余生，未忘扶持所至。托于徇铎，尊圣卫道，想公同心，冀公援手，圣教幸甚！稽颈鸣谢。康有为叩。文。”
康有为拒绝邀请的复电貌似客气，但是字里行间还是有难平之愤。
接到复电以后，袁世凯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效法刘备当年三顾茅庐，锲而不舍地发了第二封、第三封电文。
第二封电文写道“念年契阔，怀想匪任。每读大著，救世苦心，昭然若揭。贤者有益人国，于兹确信。比者大难粗平，百废待兴，方思与天下之才共天下之事。洛社故人，河汾弟子，咸占汇进，宏济艰难。忧国如公，宁容独善？立盼戾止！论道匡时，敬具蒲轮，以俟君子。”这里他请康有为“论道匡时”，或许是梁启超在其中做了工作，显然比第一封要诚恳很多。可是他收到的还是康有为婉言回绝的电文。
“曾复文电，想达记室。顷由龙都督、李政长转到即日文电，勤勤拳念，垂存故人。仰见明公，搜岩访献，求治之盛心，鄙人何以当之。茕茕在疚，自念得罪久亡，重遇变革，致八十余倚间，盈盈望绝，不孝之罪，上通于天。顷归省遗泽，触处崩痛。执杯圈而恸绝，抚几筵而陨心。物在人亡，形存神悴。加以割疡未愈，衰病侵羸，寡姊病危，奄在日幕。虽忧国难忘，而思亲未已！幸曲赐惠怜，俾尽衷慕。亦明公教孝之义，或补清化。垂涕感叩。有为。”
康有为无论有过多么慷慨激昂的政治主张和实践，归根到底他内心深处的文人情结还是很重，而中国旧文人的可爱恰恰在于他们或真或假的清高。如果袁世凯就此放弃，事情一定就到此为止。可是袁世凯还是屈尊给他发了第三封邀请电。
“昨奉复电，既观望于高蹈，仰感叹于纯孝，夺情之举，固非敢施于守礼君子。遁世之行，又岂所望于爱国仁人。所望葬祭粗完，旌车仍戾。发摅伟抱，矜式国人。比者大教凌夷，横流在目。问俗觇国，动魄惊心。匪有大哲，孰为修明？执事毅然以此自任，其于正人心培国本之功，又岂今之从政者所可拟。绵力所逮，敬当共赞。霜风渐厉，诸唯节哀，为道自重。”
从电文的内容来看，袁世凯是很能看透人心的，他已经吃定了康有为不甘做无为之辈，但凡自己有一分心力绝不会对国事民众坐视旁观，所以他不停地激发康有为“正人心，培国本”的使命感。对怀才之士而言，最大的恩情是知遇之恩，是能够看到他的抱负并帮助他实现抱负。本就有诸多不忍的康有为经袁世凯多次屈尊致函，内心渐渐有所松动。所以在第三次回函中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不再是泛泛的客套和推辞。
“强学旧游，相望垂白。记室骑兵，庶范云之善记。访泽加腹，存严陵之故人。问道求言，三征未已。猥以衔恤，莫酬隆礼。情岂忘于忧国，而创深巨于思亲。不呼丧门，幸唯垂悯。承许翼教相助，拯教人心，感不去怀，中国犹有望耶！昔浦公草创，入鲁而礼太平。汉宗尊圣，登堂而躬下拜。顷岁俎豆停废，弦诵断绝，人无尊信，手足无措，四维不张，国灭可忧。伏望明公亲拜文庙，或就祈年殿尊圣配天。令所在长吏，春秋朔望，拜谒礼圣，下有司仪，令学校读经，必可厚风化、正人心。区区迂愚，窃用报礼，幸祈裁察！康有为叩。”
信中康有为向袁世凯提出了亲拜文庙、祈年殿祀天、令学校读经等建议，算是对袁世凯一片苦心的报答，以备袁世凯裁察。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接受袁世凯的邀请，我们猜想康有为当时内心应该是一片纠结。一面是过去无情的叛卖，一面是现在屈尊礼贤的诚意；一面是他已经看到的袁世凯的专制野心，一面是一介文人论道匡时的机遇。政治和机遇其实都是稍纵即逝的，犹疑就是无形的放弃。好在袁世凯在这件事上比较坚持，三次电函都请不动康有为，他就换用比较卑劣的手段，在报纸上散布孙中山、黄兴二次革命与康有为有牵连的谣言。康有为是一个忠于自己的政治主张的人，他与孙中山政见不合一生未曾见面，而且康有为身上文人气质很重，他很在乎名节，获悉此事，立即向袁世凯发了电文，想要为自己辩白。不久，他将母亲和弟弟康广仁的灵柩送回故乡安葬，随后移居上海，结束了长达十六年的流亡生活。
1913年袁世凯为消灭南方革命势力向帝国主义大肆借款。得知消息后康有为大怒，在《不忍》杂志上发表了《大借债驳议》一文，痛斥袁世凯饮鸩止渴的卖国行径，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阻止袁世凯签订借款合同。
1915年日本出兵山东，抢夺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并且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急于称帝的袁世凯为了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公然置国人的反对于不顾，接受了将使中国万劫不复的《二十一条》。康有为撰文大骂袁世凯是鬻国事仇而无耻的走狗，为谋得一己的富贵不择手段，实在是天下公敌，他号召国人共同讨伐贼人袁世凯。
1915年8月，袁世凯为粉饰其恶行大造舆论，他的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在上海《亚细亚报》上发表《共和与君主论》，污蔑中国人智识不高，没有研究政治的能力，还说辛亥革命使中国一下子从专制变为共和国太突然，不会有好的结果。袁世凯的另一位日本顾问有贺长雄也公然鼓吹中国须复辟帝制。这样的言论激怒了很多有智识的中国人，梁启超在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后曾经追随过他，希望能借助袁世凯实现自己的一些政治理想。但是当他发现袁世凯假共和真复辟的阴谋后，毅然决然地转向了倒袁运动。20日他拒绝了袁世凯二十万元的收买，不顾威胁撰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在上海《大中华》杂志上，声色俱厉地驳斥了袁世凯外国顾问的荒谬言论。
梁启超倒袁的主张越来越坚决。康有为也断言“独夫必败”，他还分析道：“倒袁必须举兵，不举兵无以倒袁。举兵之任最佳莫如冯国璋，但冯为人持重。其次则蔡松坡（蔡锷），蔡僻居云南，令袁有鞭长莫及之势。”
基于这样的分析，康有为令弟子潘若海去南京说服江苏总督冯国璋保持中立。潘若海作为冯府幕僚，游说很见成效，冯国璋很快就倾向于倒袁运动。另外他还让梁启超设法帮助蔡锷出京，回云南起义。在梁启超等人的运作下，11月以养病为名到天津的蔡锷乘日本人的轮船，取道上海、香港回到云南。途经香港时康有为还发电报给徐勤请他接船保护。
时隔不久，袁世凯终于将他复辟帝制的阴谋暴露于世人面前。12月13日，袁世凯在制造了一个深受拥戴“被迫”称帝的假象之后，下令改民国五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登基。12月25日，袁世凯在京城接受朝贺之时，在康梁等人和各方力量的支持催促下，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并组织护国军。康有为还曾经两次亲自给蔡锷写信，信中建议他：“先收复川蜀，以开发天产，设银行，尊孔教。安抚以定，然后出师，以三秦西驰面争楚汉。”康有为还对倒袁运动充满了信心，他认为“以朝气方兴之义旅，对时日曷丧之独夫，其必胜无俟言也”。鼓舞了护国军的士气。
康有为动员大弟子徐勤回广东举兵讨伐亲袁的广东都督龙济光。为了给徐勤筹款，康有为与夫人张云珠毁家纾难，将自己在香港亚宾律道的住宅抵押出去，筹到两万的军饷。
在筹划武力倒袁的同时，康有为还给袁世凯写了两封长信，以兄弟相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力劝其主动放弃帝位。其第一函全文如下。
“慰庭总统老弟大鉴：两年来，承公笃念故人，礼隆三聘，频电咨访，累劳存问，令仆丧毕，必至京师，猥以居庐，莫酬厚意。今当大变，不忍三缄，栋折榱坏，侨将压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唯明公垂察焉。自筹安会发生，举国骚然，吾窃谓今之纷纷者，皆似锁国闭关之所为。皆未闻立国之根本，又未筹对外之情势者也。夫以今中国之岑岑也，苟能救国而富强之，则为共和总统可也，用帝制亦可也，吾向以为共和、立宪、帝制，皆药方也，药方无美恶，以能愈病为良方，治体无美恶，以能强国为善治。若公能富强自立，则虽反共和而称帝，若拿破仑然，国人方望之不暇。若不能自立，则国且危殆，总统亦不能保，复何纷纷焉？自公为总统以来，政权专制，过于帝皇，以共和之国，而可以无国会无议员，虽德帝不能比焉，威权之盛，可谓极矣。然外蒙、西藏万里割弃，青岛战争，山东蹂躏，及十五款之忍辱，举国震惊，至第五项之后商，共忧奴虏。中国之危至矣，人心之怨甚矣！方当欧战至酣，列强日夜所摩厉者武事也，忽闻公改行帝制，日夕所筹备者典礼也，行事太反，内外震骇，遂召五国干涉，一再警告。及遣大使东贺加冕大典，道路传闻，谓于割第五项军政、财政、警政、兵工厂外，尚割吉林全省及渤海全疆，以易帝位，未知然否？然以堂堂万里之中国元首，称帝则称帝耳，不称帝则不称帝耳，虽古詈莽、操，然力能自立，安有听命于人如臣仆者哉！……今仆为中国计，为公计，有三策焉：闻公昔有誓言，已买田宅于伦敦，若黄袍强加，则在洹上，此诚高蹈之节，远识之至也。若公禅让权位，遁迹海外，啸歌伦敦，漫游欧、美，旷观天地山海之大，娱游其士女文物之美，岂徒为旷古之高蹈，肆志之奇乐，亦安中国，保身名之至计也，为公子孙室家计，无以逾此。今既为左右所误，谬受大位，遂致内乱外拒，威信隳矣。然今为公计，为中国计，仍无以易此。明哲保身，当机立断，策上之也。次则大布明令，保守前盟，维持共和，严责劝进文武僚吏之相误，选举伪冒民意之相欺，引咎罪己，立除帝制，削去年号，尽解暴敛，罢兵息民，用以靖国民之怒，塞邻好之言，或可保身救亡，然大宝不可妄干，天下不能轻动！今者民心已失，外侮已深，义旅已起，不能中止，虽欲退保总统之位，亦无效矣。虽欲言和，徒见笑取辱耳，必不可得矣。唯公审之！若仍逆天下之民心，拒列强之责言，忘誓背信。强行冒险，不除帝制，不革年号，聊以自娱；则诸将云起，内变飚发，虽有善者，爱莫能助，虽欲出走，无路可走，王莽之渐台，董卓之坞，为公末路！此为下策。以公之明何择焉？公之安危，在于今日，决于此举，及今为之，犹可及也，过是欲为之，亦不可得矣。悔思仆一言，则无能为计矣。往者外论有拥戴仆为总统之事，此诚有之，然仆力拒，亦与癸丑之夏同也。仆一书生耳，终日以读书为乐，畏览公牍，癖耽书画，雅好山水，自以为南面王之乐，无以比之，而甚畏事权也。仆自释褐入部时，未尝一到署，但忧国危，不得已而发狂言，亦如今日耳。当戊戌时，仆毗赞大政，推毂大僚者十余人，而己身未尝受一官，上意命入军机，亦未尝受。前年某大党势焰弥一国，戴吾为党魁，且欲推为总理，吾亦力拒不受，且嘱党人切勿投票相举，此皆公所知也……仆人不可受总统，犹公之不可受帝号改元年一也。我唯不为总统，故敢以规公亦并谢示，运有荣悴，时有穷通，唯我与公，正可互相劝勉也。追昔强学之会，饮酒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唯吾与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尚存，感旧欷，今诚不忍见公之危，而中国从公而亡也。《传》曰：‘忠言逆耳，药石也。’《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仆度左右之人，明知阽危，不敢逆耳，窃恃羊裘之故人，廿余年之交旧，当中国之颠危，虑执事之倾覆，日夕私忧，颌颌愚计，敢备药笼，救公急疾。吾闻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今推戴公者，姑息之美也。《传》曰：‘美不如药石。’唯智者能预见事机，唯善人能虚受善言。不胜冒昧屏营之至，唯公图之，伫闻明诲。北风多厉，春色维新，为国自爱。”
康有为的电文指明了当时举国反对专制的形势，给袁世凯提出了两个自我保全的建议，一是让出权位，遁迹海外，颐养天年；一是削去年号，取消专制，保身救亡。康有为还警告袁世凯如果一意孤行后果将是“无路可逃，犹王莽之渐台，董卓之坞”。该电文曾经多次在《时报》、《中华新报》上刊登，从舆论上很好地配合了当时的护国战争。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虽然表面上取消了帝制，但是却暗渡陈仓，想从美国商人那里筹款谋事以图东山再起。康有为得到消息后立即致电美国驻华总领事，请求禁止商人借款给袁世凯。同时康有为还致电南方诸省督军，劝他们认清形势不要助纣为虐。康有为的倒袁运动可以说是一直坚持到了袁世凯绝望而死。
袁世凯被打倒得很彻底，但是在倒袁运动取得最终胜利之后，康有为并不是像革命党人一样主张恢复共和，而是依然不改其虚君立宪的主张。他认为“虚君者，如存一神以保虚尊，如存一庙以保香火，名为皇帝，实不过一冷庙之土偶而已”。他依然幻想建立类似英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制，以“皇帝”作为国民精神的象征。这也是他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又参与张勋复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