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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将孔子装扮成改革的先行者形象是为了替维新变法造势的话，那么后期康有为极力尊孔、主张立孔教的深层原因则更值得深入挖掘。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康有为后期的活动多持批判态度，主要是抓住了两点，即保皇和尊孔。有观点认为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跟保皇和尊孔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但事实上，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就主张尊孔，而且文化意味要盖过政治意味。康有为最初就意识到如果一味地学习西方，则有可能会丧失我们自身的优良传统，被敲开大门的中国需要坚定的信仰保卫自身文化。在他的思想中，入侵中国的不仅仅是坚船利炮、先进技术与令人眼花缭乱的各色物品，还有西方的文化与宗教。后者是无形的，也是更为强大的武器。

西方文化和基督教以水滴石穿的力量慢慢地渗入到中国社会，就像一场无声的侵略。以传教为名的教士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无忌，干涉政治、挑拨事端，利用宗教束缚人们的思想，是西方国家加在苦难的中华民族身上的更沉重的枷锁。“天主、耶稣各教横行，中土士民为其所诱者日多一日，寻至持教力，以割吾地，弱吾国，其患不可胜言，皆由吾士民不知自尊其教，徙借孔子为干禄之具，故圣教微。”“窃泰西以兵力通商，即以兵力传教。其尊教甚至，其传教甚勇，始欲以易人之民，其后以争取人之国……彼教堂遍地，随在可以起衅，彼我互殴，外难内讧，日日可作，与接为构，乱丝芬如，而彼动挟国力，以兵船来，一星之火可以燎原，则皇上忧劳，大臣奔走，土地日削，举国震骇，后此并有伺隙而动，借端要挟者，有之所关，益更难言矣。”这让康有为感到有必要在国民中建立起可以与之抗衡的宗教势力，抵御、保护传统文化不受侵害，因此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康有为“尊孔”是一种文化自卫的行为，以此简单地将康有为后期思想予以否定并不科学。

洋务派曾主张学习西方技术以救中国，有人曾主张实业救国，康有为则明确地表示他是要“以尊孔教救中国为宗旨”。关于如何对待西方的先进技术，康有为说：“泰西之富，不在治炮械军兵，而在务士农工商。农工商之业，皆有专书千百种，自小学课本，幼学阶梯，高等学校皆分科致教之。又皆有会，以讲格致新学新器，俾业农工商者考求。故其操农工商业者，皆知植物之理，通制造之法，解万国万货之源，用能富甲大地，横绝四海。今翻译其书，立学讲求，以开民智。”（《桂林圣学会续闻》）另外，康有为对于民国初推行的教育改革颇有微词，认为教育部过于重视建立新式学堂和传播西方知识为主的学科体制，而忽略了儒学知识的传承。康有为认为，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设立读经课程是必要的，现代教育应与传统教育相结合，方能使先进技术在国家建设上发挥积极作用。可见，康有为肯定西方国家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同时认为学习西方的技术是可取的，这表明其“尊孔”并不是隔绝世界，更不是尊孔复古，他的眼光是长远而发展的。

康有为始终认为政治改革与社会道德建设应并行一致。在他撰写的《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中曾有：“今自共和以来，民主之政既师法美，议院政党，蓬勃并出，官制改于朝，律师编于地，西衣满于道，西食满于堂，鞠躬握手接于室。……凡中国数千年所留之政教风俗法度典章，不论得失，不分是非，扫之弃之，芟之除之，唯恐其易种于新邑矣。”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固然重要，但却不能丢弃传承数千年的传统。虽说传统中有糟粕，但今天要做的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贸然将传统一扫而光，不利于社会发展，也会让新生的国家在发展中迷茫无措。

因此在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之后，康有为鼓吹“虚君共和”，认为中国始终需要设立一个虚位作为精神寄托。从社会思想上来说，中国历史上的君王都曾倚重孔子来增强自身的权威，对儒家思想进行再解释、再阐述，可以说孔子确实是当时最合适的选择。

具体说来，“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对于如何阐释“仁”，孔子说，“仁者爱人”；荀子说，“人主仁，心设焉，知其役焉”；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各家对于“仁”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均未出其囿。康有为在“仁”论述中融入了近代价值观，从新的视角对“仁”作了进一步的构建和阐释。他说：“自黄帝、尧、舜开物成务，以厚生民，周公、孔子垂学立教，以迪来士，皆以为仁也。旁及异教，佛氏之普度，皆为仁也。故天下未有去仁而能为人者也。”可见，康有为是将“仁”的内涵扩大为宇宙万物的伦理道德和最高行为准则，并暗示“仁”与其他宗教中的教义在哲学层面上是相通的。

“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夫主乎太平，则人人有自主之权；主乎文明，则事事去野蛮之陋；主乎公，则人人有大同之乐；主乎仁，则物物有得所之安；主乎各明权限，则人人不相侵；主乎与时进化，则变通尽利。”

不难看出，康有为始终都是要利用儒家思想来实现其政治意图的。针对民国初年体制尚未完备的不足，康有为提出新朝未立法制时应沿用前朝礼制。这里所谓的“前朝之礼”就是尊孔教为尚。他利用所谓的“孔教”极力提倡君主立宪制，攻击共和制，认为当时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共和制。共和党人追求“共和”却换来“帝制”、“专制”，号称“民国”却见不到国民的影子。所谓“民国与中国不并立，民国成则中国败矣，民国存则中国亡矣”。客观地说，康有为指出当时民众的意识中并没有成熟的民主意识，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骤然落幕，广大的民众从思想上缺乏相关基础，贸然行使共和，得不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必然走向分裂，因此只有“虚君共和”才符合历史的出路。

其实早在1895年“公车上书”之时，康有为就阐述了创立“孔教”的想法：“今宜亟立道学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量授国子之官，或备学政之选。其举人愿入道学科者，得为州、县教官。其诸生愿入道学科者，为讲学生，皆分到乡落，讲明孔子之道，厚筹经费，且令各善堂助之。并令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

1898年，德国人闯进山东即墨县文庙，大肆破坏孔子像，挖去了仲子的眼睛，这件事引发了朝野内外的愤怒，康有为及其弟子借此机会高举尊孔旗帜，鼓动官员百姓联名向皇帝上书，指责德国人辱没我国的先贤，实则是要借欺蔑圣教的名目挫败中国民众心中的权威，试图攻陷人们的心理防线。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化差异问题，而是隐藏着险恶的政治企图。如果不加以重视，则日后西方国家会变本加厉，辱我圣贤、灭我国教，中国将会落入不复深渊。一些激进的官员甚至喊出“既毁我圣像，我何不可毁彼教堂，人人攘臂切齿……借端雪恨”之类的话，充满了文化交锋的火药味。

康有为在1912年7月30日《致仲远书》中，提出了创立孔教会于国内的想法：“近者大变，礼俗沦亡，教化扫地，非唯一时之革命，实中国五千年政教之尽革，进无所依，退无所据。顷并议废孔教，尤为可骇，若坠重渊，渺无所属。呜呼痛哉！自吾中国以来，未危变若今之甚者也。虽然，时变之大者，必有夫巨子出济艰难而救之，今其时也。吾欲复立孔教会以振之。”在此信中，康有为又详细指示了操作步骤与方法：“今以人必饮食男女，则已为儒而非释。人必尊祖敬宗，则已为孔而非耶。以此语人，计必易人。趁方今旧学士夫诸生遍于全国，及今令人人入会，计必景从。议入会者，无分男女老幼，一律注册……每乡必一会，举讲生讲焉。以来复论孔子而说经，借地为之，不必迁设席。吾注有《礼运》、《中庸》、《四书》、《春秋》及《礼记》选，可以宣讲，发明升平、太平、大同之义，令人不以君臣道息而疑孔教之不可行。但以勇猛之力，精切之辨，忧大教之废，伦纪之坠，家人之失，启诱大众，计无不来归者。先行于瀛，徐推行于各省会，不及半年，人心愤激，必可令各郡县皆有孔会焉……昔弟在美，以行孔教为任，研讲深明。今若以传教自任，因议废孔之事，激导人心，应者必易，又不为政党所忌，推行尤易。”

康有为试图利用西方宗教的形式，将孔子塑造成团聚中国人精神力量的偶像。中国虽然有佛教、道教，却始终没有一个如同基督教一样占据主流地位的宗教，以及一位像上帝一样的宗教教主。康有为认为所谓宗教，总是要依托神迹等方式令人尊崇，而唯有孔子是不依靠神化而成为教主的，因此孔子无愧是“真文明世之教主也”。康有为曾建议清政府命孔子后人公开孔教会，无论贫贱皆可入会，尊孔子为教主。从体制上，按照天主教、基督教的形式，以衍圣会为最高督办，各省、府、县等设立分办，推举才学之士为学办，可派学办至海外，与当地教派沟通联系，与其他教派订立合约，教派之间的事务自行解决，不涉及政治等等。可见康有为设立“孔教”的目的与守旧派所谓的“保卫圣道”并不相同。在外国列强屡次以“教案”为借口侵略中国之后，康有为希望能够把宗教与政治分成两端，也算是一个无奈的办法。

1912年10月，康有为命他的学生陈焕章在上海成立孔教会，一场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的孔教会运动拉开序幕。

孔教会成立之后，陈焕章等人积极筹备成立全国孔教总会机关，公布了《孔教会开办简章》，初步确定了孔教会的宗旨、章程等内容。1913年2月，孔教会的机关刊《孔教会杂志》在上海出版，1913年3月，康有为和他的学生陈逊宜、康思贯、麦孟华等在上海创办了《不忍》杂志，它与《孔教会杂志》一同成为宣扬孔教的大阵地。康有为亲自担任主编、主笔，杂志上刊登的也都是康氏一人的文章。他的《大同书》也是通过这本杂志与世人见面的。办刊主旨则是要宣扬尊孔读经，当其时，也即1912年前后，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已有九个月的时间，推翻了清政府国家却丝毫没有起色，反而内忧外患不断。他在《〈不忍〉杂志序》里阐述办刊的目的：“睹民生之多艰，吾不能忍也；哀国土之沦丧，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堕落，吾不能忍也；伤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见法律之蹂躏，吾不能忍也；睹政党之争乱，吾不能忍也；慨国粹之丧失，吾不能忍也；惧国命之分亡，吾不能忍也。躬际中国之危机，于是不忍之心磅礴而相袭，触处而怒发，不能自恝……此所以为不忍杂志也。”种种的不能忍实际上直接抨击了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

随着上海总部孔教会有条不紊地展开，各地遗老遗少创立的尊孔组织如孔社、孔道维持会等纷纷加入到孔教会来。在北京，严复等人倡导创立的孔教公会声势浩大，国内尊孔的形势一片大好。1913年7月，陈焕章北上联合各尊孔组织，试图向国会施压，促使国会通过立孔教为国教。一时间，赞成与反对之声四起。1913年10月，国会通过的《天坛宪法草案》中就有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的表述。

1913年9月，第一届孔教大会在各方尊孔势力的支持下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召开。会议决定将孔教会总会迁入北京。自此孔教会的重心由南方移到北方，回归到政治中心。

在陈焕章等人的积极运作下，孔教会迅速走向兴盛。1913年，刚刚归国的康有为被推举为孔教会会长。其实，孔教会自成立以来，会长的位置便一直空缺。康有为多年来鼓吹孔教，梁启超谓之“孔教之马丁·路德”，陈焕章谓之“孔教巨子”，众人心中孔教会会长的位子非康有为莫属。陈焕章邀请康有为出任会长，并尽快来北京总会主持工作。康有为接受了会长的职位，却迟迟没有北上。此时，一直处心积虑的袁世凯频繁接触康有为，三次电请康有为北上，但是康、袁之间矛盾仍在，故而康有为始终没有入京。

抓不住康有为，袁世凯便转向陈焕章寻求帮助。一开始，陈焕章并没有拒绝，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成为总统府的顾问。袁世凯的称帝野心迅速膨胀，陈焕章似乎感觉到了这股危险的政治空气。1914年，他南下向康有为汇报孔教会教务情况，并希望辞去总干事和《孔教会杂志》主编的职位，侧面反映出他有意躲避政坛纷争。但是康有为没有应允他的辞呈，而是决定将孔教会总部迁往曲阜。当时袁世凯妄图利用孔教为称帝造势，这一举动无疑表明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利于孔教会的发展，最初成立孔教会的初衷也在外部势力的作用下一点点地偏移。

1914年第二届孔教大会召开。会上，康有为委托堂弟康有田代为宣读了辞呈，欲辞去会长一职。但与会人员不予应允。一方面综观海内，除了康南海无人可担此重任，另一方面会长之职三年一任，今就任不及一年，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辞职。

1914年前后，袁世凯的称帝野心世人皆知，孔教会陷入时局的政治漩涡当中。康有为、梁启超等均投入到反袁阵营中，孔教会因此受到袁世凯的打压，被勒令更名。作为会长康有为不得不“自游西湖”避风头。这一年的孔教大会如期举行，却明显比之前冷清许多，各地孔教会也没有特别的行动，孔教会处于低迷的状态。

1915年，陈焕章重回北京主持孔教会各项事宜。在当年的全国孔教大会上，康有为再一次以生病为由提出辞去会长职务，事实上他担心的是自己不与袁世凯合作会影响孔教会的前途。好在袁世凯的称帝闹剧很快便结束了，孔教会再次向国会提出立孔教为国教的意愿。康有为出席了当年的孔教大会，这是他唯一一次亲自参加的大会，并再次当选会长。这一年，康有为为立孔教四处上书，要求总统向国会施压“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一时间，是否立孔教为国教的争论四起。支持孔教会的尊孔团体日益增多。然而1917年张勋复辟的闹剧在北京城上演。康有为满怀信心地加入到复辟大军，却只维持了十几天就宣告结束。事后，康有为被政府通缉，不得不辞去会长职务，由陈焕章接手。康有为不做孔教会的会长，却始终没有离开，他“仆努力于孔教，无论为会长与否，同是心也”。1922年的孔教大会上，康有为被孔教会成员推选做会长，他婉言谢绝了。1926年，万国道德会在山东泰安召开成立大会，推举康有为为副会长，并将万国道德会的总会迁往青岛，为康有为提供方便。

孔教会在康有为手中建立，在陈焕章手中得以发展，但是已没有当年的热潮。国教运动失败之后，孔教会依然决定继续争取立国教等事宜，在宪法未订立国教之前，务必保全全国孔庙，并规定了相关礼法及孔教会内部规章。在陈焕章的领导下，孔教会日益规范，其重心逐步由曲阜转回北京。1918年陈焕章成为新国会参议院议员，并四处筹资在北京甘石桥设立了“孔圣堂”，成为孔教会“发达之始基”。随后的数年时间，孔教会逐渐兴盛，并在北洋政府的支持下开办了孔教大学，推行孔教教务。在康有为辞去会长职务后，各地涌现出一百多个尊孔组织。孔教会在陈焕章的领导下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之所以孔教会能够有新的起色，与陈焕章组织制订的孔教发展计划有关。陈焕章指出孔教会的宗旨是“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一定程度上带有宗教意味。对于未来孔教会如何发展，他提出，首先是要争取更多的人加入，重中之重在于争取青少年，若能以少年之力扶持孔教，兴隆昌盛指日可待。故而孔教会极力主张在学校推行拜圣读经之事，实则关系到孔教的前途生死。其次是要争取农工商兵加入孔教。他指出儒家败落的原因即是将自身的前途命运都寄托在士人的身上，殊不知文人只是将儒家思想作为通往仕途的敲门砖，一旦取得功名便将圣人之学抛在一边。相比之下，农工商兵淳朴质实，没有读书人的七巧心思，更不曾反对孔教会。更重要的是，在他们中间普及孔教，定能使人人皆有士君子之德行，一举多得。第三是争取广大妇女加入孔教会。一方面女子更容易接受宗教思想，另一方面女子执掌家中大权，可以影响夫君、子女，其作用是男子所不能及的。第四是将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如今城市为西方观念侵染，不中不洋，难以挽回颓势。乡村则尚有古朴之意，为“中国元气所在也”。

然而到了30年代，随着军政势力的兴起，国民政府从教务礼制、孔庙管理、教育管控、社团组织等方面对孔教会进行控制，从某种层面上说，孔教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它的宗教性被削减，转而成为国民政府统治下的民众组织。1927年到1930年，孔教会依然在曲阜召开全国大会，但是场面较从前大为冷清。而后陈焕章南下香港，总理孔繁朴去世，孔教会运动偃旗息鼓。孔教会末期仍有零零散散的活动，但是已不成大气候。30年代，曲阜孔教总会希望借助国家力量重塑昔日辉煌。会长孔繁裕于1935年两次向国民政府申请立案。1937年，孔繁裕病逝，同年8月孔教会响应中央要求，更名为中国孔学总会。至此，孔教会从名义上消失了。另有孔教会的分支在国外，如新加坡等地继续发展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康有为“尊孔”的主张在一段时间内饱受指责，凭借传统的儒家思想根本无力抵挡西方宗教文化的入侵。他的学生梁启超等人就曾批评说，如果尊孔保教，势必会造成孔教一支独大，有可能钳制人们的思想，凋零学术，扼杀人才，最终也会走到八股的老路上去。美国学者列文森指出，康有为与那些只注意到儒教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和历史关系的人相比，更为深刻地意识到了二者之间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关系。由于他相信法律和哲学不足以约束那些任性的民众，因此，他真正的希望是通过定国教来增进人们的美德。另一位美国学者张灏也指出，康有为从一开始就看出西方扩张的威胁不仅仅在社会，而且也在文化和宗教方面。除了民族危机之外，中国还面临着被西方宗教吞噬的精神危机。因此，处于危急关头的不仅是作为“国”的中国，还有作为“教”的儒家。因此，“保教”和“保国”同等重要。这双重目标最终构成了康有为改革纲领的核心。如果说康有为的戊戌变法是一次救国实践的话，那么创立孔教会便是一场“文化自卫”运动。

1915年前后，新文化运动领导人陈独秀与康有为之间围绕“尊孔”这一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论。陈独秀等人高扬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打倒孔家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口号，并引发一批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文化等受到空前的震慑。新文化运动给当时死气沉沉的中国思想界吹入新风，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中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史的意义远非戊戌变法所能比拟。

但还是应该辩证地看待新文化运动。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他们片面地认为西方文明都是先进的、正确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落后的、陈腐的。这种非此即彼的、带有狂热色彩的判断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蒙蔽了人们的眼睛。当然，陈独秀等人需要极具冲击力的方式宣传民主与科学，他们不止一次表示要废弃中国一切固有文化，将祖宗所遗留、圣贤所垂教、政府所提倡、社会所崇尚的通通抛弃。不仅要推翻帝制，连四千年国粹也要一同推翻。在陈独秀看来，中国的封建文化与西方的先进文明从根本上就是磁石的两端，格格不入、互相排斥的。而康有为却认为：“国魂不亡，国形乃存，然后被以欧、美之物质，择乎欧、美之政治”，即保存传统文化，辅之以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等物质文明，如此方能保存国家，否则国将不国。可见，陈独秀与康有为在文化主体问题上有着本质的不同。

诚如前文所论，新文化运动号召“打倒孔家店”，实际上是针对“尊孔读经”这股逆流，挽救革命果实。康有为倡导“尊孔”的初衷是为了保护传统，却不可避免地被政治所利用。从这一角度来说，陈独秀等人的观点值得肯定。他特别针对儒家思想对于“三纲五常”的论述，认为儒家三纲之说，是一切道德政治的根源所造。君为臣纲，则百姓臣子变成了君主的附属品；父为子纲，则子女变成了父母的附属品；夫为妻纲，则妻子变成了丈夫的附属品，抹杀了他们独立自主的人格。则天下男女或为臣民、或为子女、或为妻子，均不见有独立人格，都是三纲学说导致的。由此而生的金科之辞，谓之忠、孝、节，并非什么推己及人的道德，而是让自身不得自由的奴隶之道而已。实际上这是借孔子批判其与封建帝制之间的关系，其内容及角度均十分到位，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同时也应看到，纲常说固然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却绝非全部。真正尊学孔孟之德行的人从学术的角度尊其精神、规范自身行为即可，确实不必与政治挂钩。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尊孔与新文化运动表面上看似水火不容，实际上却是殊途同归。两者都在寻求救国之道，康有为通过“尊孔”、改造孔子形象来实现文化自卫的目标，陈独秀则通过“反孔”、尊“德先生”和“赛先生”实现最终目标。就重建中国近代文明这一目标而言，康有为与陈独秀的做法都是值得肯定的。

有学者指出，一个国家或民族若要迈向近代社会，需要经历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改革，借此建立起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基础。新文化运动仅是“打倒孔家店”，并未完成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即对传统思想的扬弃。从长远来看，似乎康有为的方式方法更加符合发展规律，对儒家思想全盘否定则更多地像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然而在中国近代最主要矛盾的面前，康有为之所谓“尊孔”终究只能是一纸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