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出师未捷身先死——失败的自立军起义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以保皇著称，加之与革命党的对立，给人以保守倒退的印象。但是他也曾经策划过一次军事行动，只是这次军事行动与革命党推翻清政府的目的不同，他是为了推翻顽固派恢复光绪帝的统治。

关于这场起义的策划要从一名美国军人荷马李说起。他出生于美国丹佛城，是一个身高不满五尺的残疾人，却有志要做一名军人。由于生理条件的限制未能如愿的他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法学，并一直对军事保持着浓厚的兴趣。1898年，中国发生维新运动。年轻的荷马李认为，改变世界的历史性事件将从中国开始。帝国主义将会在太平洋地区展开角逐，美国也会不可避免地卷入。于是荷马李带着一封介绍信到广州找到康有为，表达了自己想要做一名军人的愿望。康有为看着眼前这位身材矮小的驼背洋人，不知该如何处置。荷马李看出了康有为的心思，就对世界局势以及他来中国时沿途所做的一些关于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的军事考察进行了分析。康有为被年轻洋人的这一番谈论说服了，于是帮他获得了一个类似于中将的官衔，统领一小股部队。可是很快中国就发生了戊戌政变，康梁逃亡海外而且朝廷下了严令捕杀和维新有关的人。在追捕令下荷马李也匆匆逃出中国。

后来康有为率领弟子在海外倡导保皇运动时，荷马李又一次看到了他在中国施展抱负的机会。当时华侨渴望祖国能够通过维新实现自强的人不在少数，美国各地也纷纷成立保皇分会。当时在洛杉矶的荷马李看到了保皇势力在华侨社会中的影响，十分支持康梁保皇运动，并且亲自前去拜访康有为。在交谈中，荷马李不仅分析了中国的局势，还表达了愿意率军直捣北京城，清君侧，使光绪复位，以推行康梁新政的愿望。听完荷马李的一番分析，康有为非常兴奋。一场关于勤王运动的策划就此开始了。在荷马李的建议下，康有为决定成立保皇军，召集华侨子弟在加州创办学校，培养军事干部，准备在国内举兵勤王。康有为还代光绪帝封了荷马李一个将军的头衔，此后，康党都将荷马李视为中国的拉埃脱（曾经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协助华盛顿作战的法国军事家）。但是很快荷马李就认识到要想改革清朝政治，走自上而下的温和改革路线是行不通的，要想挽救中国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的力量。于是他舍弃了保皇路线转而结识孙中山，成为革命党的军事顾问，但是由他而始的举兵勤王之事并没有因为他政治思想的改变而取消。1900年康有为保皇党还是联合唐才常在中国策划了一场自立军起义。

1900年对中国来说是灾难深重的一年，对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来说更是遭受毁灭性打击的一年。外有八国联军侵华、内有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加之海外康、梁保皇派奔走呼号，南方革命势力蓄势待发，内外交困的清王朝竟然试图以义和团来抵制外国势力。也许是无计可施，情急之下才出此下策，但打着“扶清灭洋”口号的义和团大肆攻击洋人却给中国招来了巨大的灾难。现在即使是让一个毫无政治头脑的人来分析都能看出，在列强巴不得寻衅找茬蚕食中国时轻易开罪各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更何况当时清朝的朽弱之躯是连区区一个日本都抵挡不住的。

在八国联军侵华，京城几乎被洗劫一空时，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却看到了天不灭中国的一线希望。1900年1月康有为曾经给日本的大隈伯致信，在信中强调了东亚本为一体，唇齿相依，休戚与共，请求日本“力争于我朝，正色危言以相挟保皇”。这时的他还苦于国内守旧势力强大，凭一己之力难酬保皇之志，希望寻找可以借助的力量帮助自己完成保皇大业。随着国内传出西太后废立光绪帝的消息，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加快将兴师勤王提到了主要的议事日程上。

而此时在中国内地也有一股力量在寻找机会推翻清室。那就是唐才常组织的自立会。但是他们的目的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又有所不同。唐才常是谭嗣同的至交，曾经参与过维新，听说谭嗣同就义以后异常悲愤，他的武力策划更多的是为了给昔日的刎颈之交报仇。康梁虽然与唐的目的不同，但是考虑到过去都参加过维新，而且现在大家的势力本来就很单薄，如果各自为阵就更难以成事。于是康梁在保皇党中大力倡导筹款招兵勤王，此时他们眼中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唐才常。康有为给他三万元活动经费，并表示愿以募集到的三十万元继续支持，而唐才常也确实需要利用保皇会会款作为起义的经费来源。所以1900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在日本横滨成立自立会，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并在《清议报》上发表《自立会序》，宣布维新保皇的政治宗旨。

1900年夏秋之际，唐才常与梁启超、林圭等人在东京会面，商议在长江沿岸利用会党力量起义，夺取武汉作为自立军勤王的基地。商议决定由与哥老会关系密切的林圭回国与各会党联系，梁启超负责各地筹款与联络事宜，唐才常、秦力山等人在汉口设立自立军总机关，专事联络会党、策反清军工作，而康有为则亲自坐镇新加坡指挥。与此同时康有为还大力吁请“各国联合救皇上复位”，积极争取列强支持勤王运动。

唐才常依靠的武装力量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会党组织和新军中下级军官及士兵。为便于联络这些人，唐才常采取了秘密结社中传统的建山堂、发票布的办法。自立会会员称“会友”，每人发“富有票”一张，上面写着救国保民的政治宗旨，作为会员凭证。自立会建立富有山堂，设有山堂各种名目，体系庞大。由于自立会以各地原有会党为基础，又有保皇党经费作为后盾，其发展壮大得十分迅速。当时林圭认为机不可失，请求唐才常立即到汉口发动起义。唐才常到汉口时，正值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兴起，太后和光绪帝离京西行。北方暂时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英国方面也希望张之洞在东南建立新的国家。在这样有利的时机下，为减少起义的阻力和风险，康有为令唐才常通过日本人转告张之洞自立会拥护其宣布两湖独立。但这一举措非但没有成功，还引起了张之洞的警觉。

自立军起义原定于8月9日以武汉为中心，湖北、湖南、安徽三省同时发动起义，其他各地继起响应。后来因为等待康有为的接济款迟迟不到，所以起义屡屡延期，当时的通信条件非常落后，难以统一行动时间。8月9日，秦力山率前军如期在大通发难，一开始形势十分有利，但是因为得不到其他各路的响应和援助，孤军奋战，结果以失败告终。8月22日，汉口自立军总机关被清军破获。起义失败以后，湖北大兴党狱。张之洞发布了查拿自立会匪首的通令：康党谋逆，创设自立会，勾结两湖、三江会匪，同时作乱，已经拿获匪首唐才常等多名正法，派营四路剿捕，饬令缴票解散，其在逃各首匪，咨行各省严拿。唐才常等自立军领导人被捕，在武昌紫阳湖畔英勇就义。此事发生后康有为嘱文《唐才常勤王辩》，致电张之洞，痛斥他镇压自立军起义的行为是“取媚那拉后，坐视皇上之废，背主事仇”的贼党行径。还热情讴歌了唐才常烈士的才学志向，并为他撰写了墓志铭以表达对英雄的敬意。

自立军起义失败了，它没有完成帮助大清皇帝复位的任务，但是志士为国喋血的精神感染了无数中华志士。蔡锷听说唐才常牺牲的消息以后，赋诗悼念：前后谭唐殉忠义，国民终古哭浏阳。湖湘人杰销沉末，敢谕吾华尚足匡。

自立军起义对后来的革命也产生了积极影响。1911年上海光复以后，沪军都府召开追悼革命烈士的大会，发布《启事》将自立军列为武昌起义前光复起义之一，章太炎曾称：“庚子倡义汉口，被杀，虽托名勤王，而志在革命，其后武昌倡义诸人多其部下。”而一开始的倡导者多是经历过维新运动的人，就这一点来说，自立军起义是上接维新运动，下启辛亥革命的关键一环。不仅从它的人物和事件上来看具有这样的过渡性质，从它依赖的力量和宗旨上更反映出了这一点。在筹建勤王军队过程中，唐才常一方面接受康、梁等人的指导，另一方面又遥戴孙中山为“极峰”，在两派中周旋，“各方咸为之用”。他们既有清醒的民族意识，认识到“非我同族，必有异心”的排满情绪，又有一种封建君臣观念夹杂其中，特别是对光绪有一种特殊的纠结感。宗旨不定，输个干干净净。自立军起义的失败固然值得惋惜，但是也必然有着深刻的原因。唐才常为勤王喋血的悲剧，使很多知识分子对保皇派的改良路线开始产生了怀疑，保皇会的离心倾向日益严重，保皇党的海外活动开始瓦解，华侨对保皇会的捐款热情也有所下降。康门弟子中也有不少人的政治态度开始发生转变。清朝的残酷镇压使他们看到只有用激烈手段推翻清朝统治，才能实现救国和改革的伟大目标。就连康有为昔日最得意的弟子梁启超这时都开始转而信奉革命排满之论。这种政治上的低潮期的到来对康有为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不肯轻易放弃自己保皇主张的他虽然还在竭力宣扬“用专制之权变法，乃今最适时之灵药”，认为革命将导致亡国，但是他的内心已经开始陷入苦闷的思索中。

年底康有为经过沉痛的思考，撰文《中国布新先除旧论》，通过虚设布新子和除旧士的对话表达了自己对当时国内形势的看法。这段自问自答的对话对中国当时的形势剖析得非常深刻。以这种方式来谈极其严肃的问题，写法也很可爱。

他在文中先借布新子之口分析道，想要中国强大，需大破京师，尽焚六部例案。百年以来，综观世界各国，都在除旧布新，只有中国尚未经历这种变革。自甲午战败之后，各国纷纷入侵。穷则思变，可是守旧压力却越来越重。天意难违，中国势必要走革新之路，而如果不能铲除强大的旧势力，革新就不能顺利地进行。昔日台湾、辽东割地之痛都未能唤醒昏聩守旧之人。现在京师被破，六部尽焚，例案尽失。礼部焚无余烬，而捐纳保举之事也都不会再有了。这就好比是种庄稼，不先犁除旧的根茬，翻出肥沃的新土也不能耕种。现在苍天有眼，想要保全中国，使它焕然有新的面貌，必得以先扫除积弊旧污，然后使新政能够顺利地推行。中国现在所经历的劫难，看似惨祸，实则福音，京师大劫可使全中国不至于灭亡。

紧接着展开了布新子和除旧士的对话。

布新子问道：“现在京师已破，六部已焚，中国是不是可以很快走上富强之路？”

除旧士回答道：“时机还未成熟啊。旧政府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积弊很深，现在只是京师被破，各地方的旧法并没有完全清除，地方上也需要革旧布新，中国方可自立自强。”

布新子又问：“如您所说的话，那地方上会不会有惨烈的祸变呢？”

除旧士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这自然是免不了的。”

布新子接着问道：“果真要有祸变的话，那会在什么地方爆发，又会在什么时候呢？什么地方最为严重？希望您能指教我们这些聋痴凡人。”

“这哪里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真的要有祸事的话各个地方都会遭殃，至于祸变的时间，那就更不好说了，时机一到祸事即发。”

布新子不满足于这样的答案，追问道：“即便是这样，我还是很急切地想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希望您能帮我分析一下。”

除旧士大发宏论：“以南北来分呢，北方是政治中心，守旧势力重于南方，祸事自然也会重于南方。在北方，又以晋、豫、陕、甘为重。以南北交汇、新旧交锋的情况来论呢，湖南、湖北是比较严重的地方，而武昌定为必争之地。这是因为张之洞本来是支持新政的，可是后来又回归到了守旧势力，迫害新党，所以在这个地方两股势力都比较强大，新旧不收乃两攻之道，祸事极有可能从这里先发生啊。”

看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感叹康有为是一个非凡的人。而接下来他还有更精辟的论述：“后日之祸，会始于陕、甘，这是新政府遗毒的结果。而祸事最惨烈的地方将会在武汉，因为这里是新旧角力的中心。这两个地方事发之后，会迅速地蔓延到其他各省。这两处的混战结束之后，旧中国的余毒就已经大半被拔出来了，新的曙光就会出现了。拭目以待，庚子年的冬天，祸事首发，己丑年方可结束。中国现在还是风雨如晦，但这好比是天晓之前最晦暗的时候，认为此时是保皇复位的大好时机。‘顷者拳匪作乱，杀害各国人民，因及公使，祸酷无道，闻之愤怒，令人发指，此皆由西太后、端王、庆王、荣禄、刚毅通联拳匪之所为也。其所以结通拳匪，出此下策者，为废弑皇上，绝其根株起也。’”

此后几年里，他的主要活动仅限于游历日本、加拿大、英国、香港、新加坡和印度等地，而且并不是完全从事政治活动，而是不时著书研究儒经，继续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大同书》就是他这一时期思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