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爱国忠君倡保皇——保救大清皇帝会始末

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是一个忠实的保皇派，一方面是因为在他看来所有的政治形态中最切合中国当时实际的是君主立宪制，另一方面由于自幼所受的封建正统教育君臣观念在内心深处支配着他的行动。戊戌政变出逃后，素爱名节的康有为似乎一直有一个心结，认为不以余生尽忠不足以逃叛逆之名。再加上戊戌变法时期光绪帝确实对他恩遇有加，这一切都使他将中国变革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这样既可以实现自己主张民权和自由的政治理想，又不悖逆君臣之道，还可以成全自己的图报之心。

可是自政变之日起，康梁就是清廷通缉的重犯。他流亡日本时，虽然明确表示要与革命派划清界限，但是当时他们并没有自己的阵营。所以即便是他明确表示自己的政见，可是清朝统治者依然把他看成是“孙文党羽”，多次向日本政府交涉，不许康有为在日本居住。最后新的日本政府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利益还是对康有为下了逐客令。1899年4月3日，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出乎康有为意料的是在加拿大他受到了华侨的空前拥戴，这使他看到了保皇主张可以依赖的力量。于是他接连在华人中进行救国演讲，称“唯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希望广大华侨能够“齐心发愤”、“洒血以救圣主”。同时他还积极奔走，希望借助外国的力量保救皇上。4月康有为远赴伦敦，希望通过英国前海军大臣柏丽斯辉从英国政府争取力量向清朝施加压力，扶助光绪皇帝复辟。事情需要追溯到康有为被英国船只解救之后与领事班瑞德的一次会面。我们知道英国之所以营救康有为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不是为了中国的某一个政党或者政客。当时班瑞德会见康有为其实就有探其虚实的目的，查看一下康有为究竟是否能够领导大乱中的中国，以便决定他们的策略。可是虎口脱险的康有为似乎被当时突如其来的缉捕给吓坏了，而且自己即便是在英国人手上，也仍然是生死未卜，英国人随时都可以将他交给朝廷处置。他大概也怕在领事面前说错什么话，所以含糊其辞给班瑞德留下了优柔寡断的印象。班瑞德在给总领事的备忘录中写道：“我认为康有为是一个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做一个动乱时代的领导者。很显然，他被爱好西法的热心所驱使，同时又被李提摩太的一些无稽之谈所迷惑，他的提议改变中国服饰至少是不合理的。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他这建议不是被忽略，便是惹起反抗。可是我相信，康有为是无罪的。西太后的重新当政是一种退步，而且对沙俄有利。”显然这样的印象对康有为是不利的，班瑞德虽然认识到了西太后当政是一种退步，但是他同时也认为康有为无能力领导当时中国的政治。所以康有为这次为保皇争取力量的努力并没有什么结果，很快康有为就返回了加拿大。日本新政府的逐客令、英国政府的回绝都使康有为产生了深深的幻灭感，他渐渐感觉到外国势力并不会轻易接受一个朝廷通缉犯的游说，他们会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先，并不像自己作为一位隆恩在身的臣民一样热切地关注皇帝的处境和国家的未来。

康有为在“蹈日本而哭廷，走英伦而号救”都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于1899年7月20日与李福基等在加拿大创设“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也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简称保皇会或中国维新会。它在性质上算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组织。

关于保皇会成立的国内政治背景及名称由来，康有为的长女康同薇是这样记载的。

（康有为）在加拿大维多利亚、温哥华埠，与李福基、冯秀石及子俊卿和徐为经、骆月湖、刘康恒等集议立保商会。华侨十九皆商，故保商即保侨，亦即团结华侨以爱卫祖国之会也。旋有人献议保皇乃可保国，乃易名保皇会。时那拉后与守旧派正谋危光绪，故保皇云者，当时抗那拉氏之谋而言，此保皇会之缘起也。

保皇会以“忠君爱国”作为自己的口号，以保救光绪皇帝为宗旨。康有为称：“非皇上无以存中国，非皇上无以保四万万人，此中国人所共戴，亦且万国所共拥也。盖那拉与诸贼之篡虐，割我地以予人，吸我膏以偿款，涂炭吾士民而荡覆我京邑，亦即前车可鉴，此祖宗所不食，而普天所共愤怒矣。”据此看来他们的保皇并不是为了一家一姓的江山，而是为了国家民族，保皇只是手段，而救国才是目的。这一观点在其弟子梁启超的《尊皇论》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所以康有为的保皇主张可以看做是一种国家民族观念。他们的保皇主张基于这样的逻辑：欲保中国，非保皇上复位不可。国家的兴亡和光绪帝的复位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所要保救的明君身上寄托着中国强盛的希望，这样的保皇主张更具有号召性。这年冬天，他们刊印了《保救大清皇帝会例》，会例中称“今同志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凡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的都是会中同志。将有保皇爱国之心的人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第二年他们又刊印了《保皇会草略章程》，章程中不仅进一步阐述了保皇和兴国的联系，而且深刻揭露了慈禧太后等封建顽固势力的愚顽卖国行径。广大华侨身在异乡，没有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经常会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也非常急切地希望国家能够繁荣富强，所以这样的宗旨号召起一大批的爱国华侨。

保救大清皇帝会突出的是该组织保皇救亡的政治性，而它的另一个名字“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突出的则是它的商业性质。这个性质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保皇会除了上文所说的保皇救亡之外，还有一个宗旨是保护侨商。《保救大清皇帝会例》第二条中有这样的规定：“此会为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即保种会、保国会，亦为保工商会之事”。以公司命名，既体现了它保商的性质，又指这个有政治目的的团体是以公司这样一种新的形式来运作的。二是该组织的活动经费不仅是通过捐款来筹集，还以集资作为工商、开矿的股份。对捐款的人会例中也许以优厚的政治回报，会例中称：“为救得皇上复位，会中帝党诸臣，必将出力捐款之人奏请照军功例，破格优奖。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另外还在经济上给予开矿、筑路、工商等优先权。康有为是深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侨商的利益诉求的，这种带有资本主义商业色彩的经营模式恰恰迎合了侨商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

康有为之所以将这两个宗旨融合在一个组织中，和他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救国的改革主张是一脉相承的。早在公车上书中他就提到过“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以后的历次上书中他都提到奖励工商的措施。

当时的海外华侨人数众多，西方国家又处于资本主义急剧发展时期。就如同政治上国家的强大和发展需要振兴工商业一样，广大华侨要维护自己经济上的利益需要有强大的政治后盾。他们热切地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够强大起来。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于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戊戌变法之失败，特别是对戊戌六君子被害和光绪帝被幽禁都表示极大的同情。

保皇会忠君爱国的正义号召，丰厚的政治经济许诺，保商的性质，以及它所具有的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运作模式都对海外华侨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据说当时华侨纷纷追随，甚至有华侨表示：如我圣主崛起而行新政，康先生佐之，斯诚救时之急急，莫急于此者也。出现了“人心日谈维新之益，全不畏贼党之谣言”的局面。康有为的政治主张在国外更容易为人接受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国外的封建势力比较薄弱，新思想的传播所受到的阻力就会比较小。另一方面生活在国外的华侨们，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切身的体会，具备接受维新思想和新政的视野。在广大爱国华侨的热情支持下，保皇会很快形成了规模。它不仅在香港和澳门设立了总会，由康有为任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还分别派人到一些华侨较多的国家和地区宣传保皇会的主张，发展新的组织，大力鼓吹“尊皇斥后、爱国救亡、伸张民权”等。

康有为向来就很重视宣传的作用，为了扩大保皇会的影响，配合保皇会的发展，他和梁启超开始考虑建立自己的宣传阵地。1899年12月23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发刊《清议报》。保皇会正式有了自己在海外的机关报。因火灾于1901年12月21日停刊。共出一百期。

《清议报》奉行保皇会尊皇保皇的主张，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设论说、名家著述、文苑、外论汇译、纪事、群报撷华等栏目，由梁启超任主笔，不遗余力地颂扬光绪皇帝，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在报刊中梁启超曾详细阐释保皇与中国政治前途命运的关系道：中国能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能改革与否，全系乎皇上有权无权，故当前“唯有一策，曰尊皇而已”。既然是保皇尊皇自然免不了抨击反对派，所以《清议报》还不遗余力地抨击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的愚蛮，批判封建专制，阐述现代“国”、“民”关系，提出权利义务对等的资产阶级“国民”的概念，进一步发展民权思想。在流亡海外的时间里康梁虽然是保皇派，但是他们所宣传的思想是很有进步性的，而且梁启超文采非凡，擅长主笔，因此《清议报》在舆论界非常有影响。虽然在1901年刊行百期后，因报馆失火于12月21日被迫停刊，但是它在保皇势力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保皇会的势力很快发展至百余万人，成为近代史上颇具影响的群众性华侨爱国团体。

保皇会的成立使康有为等人的保皇思想有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依托，具有爱国救亡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进步意义，使中国在执政府之外出现了两股政治势力并存的局面。它依然代表了对民主政治和中国前途命运的一种进步探索。但是保皇会宣传的“爱国”最终归结为“保皇”，把挽救中国危亡、国家自立富强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光绪帝一人身上既不符合历史潮流，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完全不现实的。而且康有为的保皇主张不再是纯粹的、理性的政治主张，其中夹杂了很多对光绪帝的个人情感。据说保皇会成立后曾在维多利亚中华会馆遥为光绪皇帝祝三十岁寿辰。康有为率众华人在龙旗飘舞中“北望行礼”，“拳跪起伏”，祝愿皇上健康长寿，早日“复政以保中国”。康有为还吟诗道：“遥从文岛瞻琼岛，波绕瀛台梦几回。”诗文幽怨感人，但是政治不是诗，也不是梦，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现实，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保皇会始终幻想中国通过走自上而下的改良路线发展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与当权者分权，无异于与虎谋皮，是不会有结果的，这就注定了保皇会的主张在历史上发挥不了实质性的作用。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清政府惧怕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宣布预备立宪。康有为旋即布告各埠保皇会会员：适当明诏，举行宪政，国民宜预备请求，故今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亦称为民国宪政党，以请求制定宪法，更求进步。至此保皇会正式改为国民宪政会。1908年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康有为又以帝国宪政会的名义请求下明诏开国会。在革命星火燎原之时，康有为的政治抉择确实是站到了封建王朝一边。但是以此就论定康有为是倒退的、反动的，似乎也并非如此。同是君主立宪，大清王朝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其自身摇摇欲坠的腐朽统治，甚至可以说就是一个为抵挡革命风潮而设的骗局。而康有为却是没有识破清廷无可救药的腐朽，心存幻想，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渐进的方式实现共和理想，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忠君的成分。他之所以有这样的选择是有其很深的思想基础的，否则也不会逆势而动始终不变：

一则，感戴皇恩；

二则，国民尚不具备完全的民主意识；

三则，群龙无首，会出现争夺领袖地位的战争，国无宁日；

四则，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君主可以起到凝聚人心的象征作用。

等到辛亥革命彻底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清帝已经被迫逊位，保皇派这种说法已经行不通了，可是康有为还是明确表示，本会名为宪政，以君主立宪为宗旨，鉴于法国革命之乱，以及民主之害，以民主共和万不能行于中国，故我会仍旧守戊戌旧说，并以君民共治、满汉不分为主义。凡本会会众，当恪守宗旨，不得误为革命邪说所惑，致召内乱而启瓜分。这时康有为将保皇换了一种说法为虚君共和，他始终认为共和政体是不能行于当时的中国的，并且强调立宪国设立君主其实也是一种比较隐蔽的共和。他认为由小康而至大同，由君主民权而至民权自主，宜循序渐进而不宜骤变。因为骤变极易生乱，而中国又面临着外辱，“时未至而乱反生”，这种思想又是基于他以下的设想的：“若立宪，君主既已无权，亦与民主等而，他日君衔亦徐徐渐废，而归于大同耳”。作为一个怀抱大同理想，并且对未来社会有系统的理论架构的人，他并不是反对共和，只是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得不够准确，认为在外敌眈眈相视时中国不宜骤变。他曾经给各地会众发布公告：

仆审内外，度形势，以为中国只可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若行革命则内讧纷争，而促外之瓜分矣。

他之所以在革命形势已经很明朗，甚至清帝已经逊位之后，还竭力主张虚君，也与他一心以为师法的日本维新道路有关系。他曾经表示走虚君共和的道路是“与日本同轨而可望致效矣”，“移而攻满洲是效法印度”最终会沦为殖民地。我们公正一点来说他这样不遗余力地宣扬君主立宪思想，至少在出发点上带有曲线救国的意味。仅从思想上来说，康有为是值得佩服和敬重的，他的忠君或许褊狭，但那不仅是中国大政治的一部分，更是他人格的一部分。试想，假如出逃后的康有为不是感戴圣恩，没有为因新政而遭囚禁的光绪帝殚精竭虑地奔走，那他首先在私德上已经是一个没有担当的小人了。中国千年的封建伦理架构本就是私德重于公德，而报恩是私德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维新失败、志士喋血、明主幽禁这些是康有为一生的隐痛，我们不能以一国的形势漠视一个人椎心泣血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