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感戴圣恩拒革命——与革命党的关系
康有为流亡日本时，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也活跃在日本，鉴于大家共同的救亡图存的目的，革命党希望能与康梁等人合作，共谋大业。在革命党看来，维新事业遭此重创，志士喋血，可能会引起维新派对救亡道路的重新探索。武力往往都是在和平方式行不通时的无奈之举。今日的革命党昔日也曾经有过和平改革中国的主张，跟康有为不同的是，在温和的建议碰壁之后，他们没有像康有为那样坚持不懈地在维新的道路上继续努力，而是在甲午战争还没有结束时就开始走上了激进的革命之路。而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大多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注重名节，更执著于君臣之道，在清朝的通缉令已经把他们逼到生死关头时，依常理或许会让他们的思想有所转变，且又有革命党的热忱欢迎之时康有为仍自认为受过光绪“衣带密诏”，隆恩在身，虽被迫流亡但是政治上的定位与革命党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在这个时候双方的政治观点也是有分歧的。康有为等人对政变的失败不会不反思，但是他们反思的结果是，变法不同，坏在后党，为中国赢得希望需要推翻后党，营救圣主，而不是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即便他觉得和平的方式没有办法达成改革的目的，需要借助武力的手段，那也只会是类似之前“围园捕后”，反对后党而非将清王朝完全推翻。他毫不留余地地回绝革命党道：“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唯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
革命派和维新派的政治立场不同，但是他们所做的同是摆脱民族危机的爱国探索。早在1894年孙中山就有意招揽思想卓著的康有为一道救国。孙中山的拜盟兄弟、革命党领袖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我想到那年的春天，我和孙先生特地到广州去找他，到他那广府学宫里面教学的万木草堂，刚巧他还没有开学，没有见着。”第一次寻访不遇，这是一件遗憾的事，但是当时孙中山已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并已经迁至广州挂牌行医，所以要见康有为还是比较容易的。可是接触起来恐怕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一方面康有为出身于书香门第，骨子里还是有很深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康家曾经参加过镇压农民起义，所以康有为是排斥革命的。正巧这时康有为在广州讲学，热心西学的他经常出入一家教会的藏书楼。楼主叫左斗山，是一名基督徒，也是孙中山的好朋友。于是孙中山就借用这里的一间房子作为他的诊所，以行医为幌子，行延揽革命同志之实。孙中山机要秘书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中这样记道：“时总理假圣教书楼悬牌行医，因康常在该书楼购书，知其有志西学，欲与结交，爰托友人转达。康谓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总理以康有为妄自尊大，卒不往见。”可是康有为这个恃才傲物的狂人只是暂时使孙中山放弃了对他的期待。
不久甲午战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维新思想在朝野有所酝酿。认识到革命形势紧迫的孙中山又有了和维新派合作的意向，派陈少白到上海后又“碰巧”与北上赶考的康梁师徒同住一家旅店，于是就前去拜访。康有为接待了他，对陈少白所谈的革命主张也表示同意，还介绍了梁启超给陈少白认识，这算是革命党和维新派比较愉快的一次接触。
但是紧接着这场努力就又化为了泡影。康有为到京城应试时，战争局势出现了急剧的变化。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他领导了公车上书，一时间名声大振，紧接其后又成立了强学会，在朝廷开明官吏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势力尚小，政治风险又很大，自然更难影响和说服康有为。不过他们还是作了一些尝试，1895年革命党在广州设立农学会作为革命机关，曾邀请康有为及弟子陈千秋加入。陈千秋有心接受邀请，但是迫于康有为的压力而放弃了。
是年10月，孙中山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而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派却处于非常活跃的时期。低潮中的革命事业需要新的力量，孙中山再度派杨衢云等人与康广仁、何易一在香港秘密商议合作事宜，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未果。
在推动两党合作的事情上，孙中山可谓是锲而不舍。1897年8月16日，他抵达日本横滨后，结识了宫崎寅藏、犬养毅、平山周等日本友人。在与宫崎寅藏和平山周的交往中，他们曾经多次笔谈。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与维新派的合作事宜。孙中山曾对宫崎说：“弟近欲发信上海，请梁启超或其亲信一人到此一游，同商大事。”宫崎回答说：“是也。康先生或梁先生此两人中一人来此地与先生商议，万事可望也。”孙又说：“康断不能来。因他在中国亦未有公然出名，此反映新闻纸而言。若他来此，必大招物议，因弟在此也。梁氏或别位已可。弟不过欲彼到来报知中国现在情形耳，因弟离国已有二年，各事已有多变矣。”孙中山既不愿意放弃争取革命同盟的努力，又对康有为的固执颇感无奈。
这年冬天日本衡冰侨商邝如磐、冯镜如在中华会馆发起组织学校，他们希望能聘请到国内懂得新学的人士教育华侨子弟，前来与孙中山商议。孙中山推举才华横溢的维新派人物梁启超。可是当时梁启超正忙着主笔《时务报》，维新派离不了他，于是康有为就将另外一名得意弟子徐勤推荐过去。学校本来定名为“中西学校”，后来听取了康有为的建议，改名为“大同学校”，擅长书法的康有为还亲自为学校题写匾额。虽然还不是政治上的合作，可是这件事为两党之间共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徐勤等人初到日本时，与孙中山、陈少白等不仅相处愉快，还“时相过从，互讨论时政得失”。
不过好景不长，在革命党正对两党的进一步合作满怀期待时，1898年6月，光绪帝下诏维新，康有为得到皇上重用，政治生涯迎来了辉煌的转机，俨然以“帝师”自居。这种情况下，与革命党的任何关系都对维新党不利，很快就有人以康党徐勤在日本与叛贼孙文同设大同会为名向维新阵营发起攻击，其中所谓的“大同会”就是徐勤主持的“大同学校”。康有为担心变法事业和维新党会因此而受到牵连，所以他很快给徐勤写信，让他断绝与革命党的一切往来。徐勤不仅是康有为的得意弟子，也是其最忠实的追随者。康有为的得势就是整个维新阵营的得势。徐勤等人也马上觉得自己和革命党人的身份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渐渐与革命党疏远。从常情看，这并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但是在革命党看来，这却是势力的小人行径。关于此事，日本人宫崎滔天曾记载道：“康先生当时在北京，已为王佐之臣，声望震于四海，因此其党羽的气势也为之大张。但是，孙党以及其他一部分人士，却把他们看做是变节分子，非常憎恶他们的行为，把他们看做是放弃了共和主义、投降异族帝王的变节分子。因而，互相对抗，彼此倾轧，已达极点。”至此可以说两党的关系已经濒于破裂。
如果说这仅仅是因为政治见解不同而选择不同的道路的话，其实无可厚非。道不同不相为谋，百年后回望，自然能够比较轻松地言说一些事情，但是无论多么精辟的谈论都永远代替不了选择历史的沉重。当时大家都是在探索，局势究竟如何尚不清楚。任何一个党派，无论自认为多么合理正义都不能将自己的政治见解强加给别人，何况是要冒生命危险的革命。可是，康有为当时的所作所为超出了独立选择政治道路的合理性。他对日本此前关注两党合作的人也发生了态度上的改变。他因为平山周是“孙文党”而不愿相见，并指责引见的毕永年，这就有些欠妥和可笑了。
可是康梁的维新运动很快就以失败告终，不仅如此还惹来了杀身之祸，康有为无奈只好开始流亡生活。孙中山在日本闻讯后，深感同为天涯沦落人，而且觉得这是争取康有为加入革命阵营的绝好时机，于是请求日本浪人宫崎寅藏前往香港营救康有为脱险，平山则到北京，使梁启超、王照二人换上日本服装到天津，乘坐轮船逃亡日本。当时康有为托足香港，去向未定，有人前来营救本是天大的好事，但是清廷缉捕未得，料到康有为可能会前往日本，已经迅速作出了一项人事调整，由李盛铎取代黄遵宪做清廷驻日公使，这是明显针对康有为而采取的措施，于是康有为犹豫了。前来救援的宫崎寅藏觉得康有为这样胆小怕事实在是有失领袖风范，但是又不好直接说他，于是就斥责康门弟子不应该那么胆小，如果老师真的不幸死于刺客之手，弟子就应该继续他的遗志，而不是画地为牢、无为自保。一番指桑骂槐的斥责之后康有为才决定前往日本。此事之后日本人曾经感慨道，维新的领袖居然只是一个故作矜持自重、优柔寡断的策士而已。
康、梁平安抵达日本时，正是日本进步党执政时期，进步党领袖大隈重信任总理大臣，犬养毅任文部大臣，都主张中日亲善政策，对于中国维新党异常优待，不但保护他们的安全，康有为、梁启超、王照三人的起居费用都是由日本政府供给的。大隈内阁倒台以后，也依然是由进步党供给的。
孙中山在康梁逃亡时鼎力相助，又在他们到达日本后，通过日本友人周旋，想促使维新力量向革命道路转变。但是深受衣带诏之恩的康有为并没有丝毫合作的意向，即使是在亡命天涯时，他也依然沉浸在大清朝的隆恩中，拒绝与孙中山见面。
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之梦》中详细记载了这段故事。
“次日孙逸仙来访，要我介绍与康先生会晤。康托词拒绝。孙先生之所以要见康，并非在主义方针上有如何相同之处，而只是对他当前的处境深表同情，意在会面一慰他亡命异乡之意，这实在是古道热肠，一片真诚。而康先生之避而不见也自有其理由，盖从清帝看来，孙先生为大逆不道的叛徒，悬赏而欲得其首级。孙先生之视清帝，亦不啻是不共戴天之仇，伺机想一蹴而就推翻他。而康先生虽然中道挫折，亡命异国，但依然梦想挽回大局，恢复皇上的统治，自己做一个幕后的人，以立空前的大功。因此，无论从以往的情义上，从怕受人怀疑这个利害的观点上，不愿会见孙先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我国的有心人士，却莫不为之惋惜。甚至有人费尽心思斡旋他们秘密会面，但终未能成功。不仅如此，在无知之辈中间甚或演出互相倾轧的丑态，竟至有人捏造谣言来中伤孙先生，以致两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疏隔，的确令人遗憾。”
此事很快被犬养毅知道了，他希望能从中调和两个新党的关系，就作为中间人约请双方重要人物孙中山、陈少白和康有为、梁启超一同到他的寓所会谈。但是康有为没有来，梁启超解释说康有为因为有事所以特派他为代表。三个人的会谈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散去。所谈内容不外乎是两党合作的前提和可能性。
大概是在跟梁启超的会谈中看到一些希望，几天后，陈少白再次受孙中山的派遣前去说服康有为，这次康梁都在，还有王照、康有为的大弟子徐勤等人。少白慷慨激昂地讲他的革命理论，痛陈清政府的腐朽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唯有彻底推翻，以新易旧方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他希望能够唤起康有为对朝廷的清醒认识，结果依然是徒劳无功。康有为也意识到了朝廷的腐朽，但是他将改变这种腐朽落后局面的筹码押在开明君主光绪身上。他认为如果没有顽固派阻挠皇上施行新政，那么清政府就能通过自身的变革而改变腐朽的状况。所以他仍然以“力谋起兵勤王，解救光绪皇帝”为己任，称“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唯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任陈少白滔滔不绝，他自岿然不动，始终将自己和革命党的界线划得很清。
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有详细记载。
“我对康有为说：‘清政府已不可救药，先生也要改弦易辙了。今日局面，非革命国家必无生机。况且先生以前对于清政府不算不尽力，到现在他们倒要杀你，你又何苦帮他们呢？’康有为说：‘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的’。我说：‘要是先生是个没出息的人，我倒可以不说，如果你自命为一个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人物，那么你不能为了今上待你的好，就把中国都不要了。所以请先生出来的意思，就是不以私而忘公，不以人而忘国……’康有为没什么好回答，只说了‘今上’怎样好，差不多比尧、舜、汤、武都要胜过几倍。我同他三个师弟反复辩论了三点钟，末了他还说我不知其他，只知‘冬裘夏葛’而已。我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了，就说我们改日再谈罢。就告辞出来。”
康有为拒绝与革命党人合作的态度很明确也很坚决。但是并非康派人都与他持同样的态度。当时谭嗣同生前的刎颈之交唐才常正在与革命党人商讨在长江流域各省起兵反清的计划。他还是主张康有为和孙中山两党合作以壮大革命力量的。特别是孙中山曾经提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这让唐才常很感动，他主动提出愿意再请梁启超说服康有为。可是很快日本新政府就在清政府的请求下对康有为下了逐客令，康有为由日本逃亡至加拿大。至此两党合作之事又中断了。
说到康有为前往加拿大一事，就不得不再提到上文中所说陈少白会见康、梁、王照一干人时的情形。当时陈少白又反复讲了三个多小时，可是康有为的立场依然没有任何的松动。政客基于自己的判断坚持一定的主张，是无可厚非的，各行其所是的结果无非是各自在不同的道路上前行而已。如果康有为只是这样，革命党恐怕也是不能说什么的。可是问题出在王照身上，在这次谈话期间，有一个小的插曲是王照突然打断当时的谈话内容对在座的各位说：“我自来东京以后，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来往书信也被人拆阅检查，请各位评评哪有这样的道理？”王照这样突然的举动使康有为大为恼怒，他马上让梁铁君将王照强行带了出去，并且对陈少白说：“这是一个疯子，不要听他信口雌黄。”
陈少白是绝顶聪明之人，他当然看出来了事情可能别有隐情。于是他嘱咐平山周找机会将王照带出来，不要让他处处受康有为的钳制。平山听从了陈少白的吩咐，几天后，趁着康梁外出，将王照带到了犬养毅的寓所。这时王照终于有机会一吐心中的苦水，为了避免谈话被外人听见，他用笔写下了出京的一切经历以及康有为诈言有衣带诏的事，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跟康有为言之凿凿的说法很不相同。
这个王照本来是礼部主事，变法期间是站在维新阵营一边的，他曾经给皇帝上书建议皇帝出国考察别国政治，先到日本，再去欧美等国。但是礼部堂官不但不为他上呈奏折，还指责他不为皇上的安全着想。当时光绪帝已经下达了不许阻隔奏章的诏书，所以王照申斥他们抗旨。皇帝看到王照的奏章以后将礼部六堂官集体罢免，还嘉奖王照不畏强御，赏四品京堂，对维新之事所知甚多。康有为到东京之后，担心王照揭露他假托衣带诏的事，所以严密地监视，不许私自会见客人。王照当然不能忍受被限制人身自由，多次和康有为吵闹。所以康有为又派了略有功夫的梁铁军来约束王照的行动。
王照对日本当权所说的事情很快传开了，康有为却误认为是陈少白从中作梗，于是对革命党非常恼火，抵制革命的情绪就愈发强烈。日本政府因为担心康有为和王照的关系，以及和革命党的关系会水火难容，所以给了康有为九千元作为旅费，令他限期离境，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是康梁话语系统之外的另一种叙述，出自革命党。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很难说，如果真是实情，那康有为为什么要诈称有衣带诏呢？顺应形势的发展，转向革命道路，既不违背潮流，也能报清朝追杀之仇。再综看他后半生的政治活动，几乎都是在为保皇奔走，如果真是诈伪的话，笔者更愿意相信那是误会而不是诈伪。变法之时康有为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上，他误会了皇帝的口谕。即便真的是诈伪，那他后半生真诚的相信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付出恐怕也足以够将一个假变成真了。
到加拿大不久康有为等人就发动广大爱国华侨成立了保皇会。1899年，梁启超奉康有为之命到檀香山暗中成立保皇会，这时孙中山与梁启超正谋求联合改组新政党，关系密切。梁启超隐瞒其檀香山之行的真实意图，并向他保证对筹组新党有利，孙中山很高兴，写信给孙德彰及兴中会的同志让他们配合梁启超的工作。
梁启超于12月31日到檀香山，即持孙中山的介绍函访谒兴中会各同志，得到了兴中会同志的优待。梁启超在檀香山搞保皇会组织与宣传长达半年，他称其保皇会名为保皇，实为革命，因而得到了兴中会会员的支持并成为保皇会会员。梁启超称只有保皇才能抵御外侮，许多侨商对此深信不疑，捐银达十几万两用做保皇会的勤王费用。梁启超于1900年1月11日致信给孙中山声称，“我辈即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
孙中山哪知大势已经转变，原来革命党兴中会的发源地，至此已变成了保皇会的势力范围。当孙中山醒悟过来时为时已晚。从此两党形同仇敌，他们通过报章进行笔战，想借此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持。
1899年陈少白奉孙命回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宣传革命，与保皇会刊论战。
1900年元月下旬，陈少白化名服部次郎，创办了中国民主革命派的第一份报纸——《中国日报》，并亲任该报社长和总编辑，杨少欧、陈春生、冯自由等先后任主笔，胡汉民、章炳麟任特约撰述。在陈少白的主持下，《中国日报》刊登了一批宣传革命的文章，其中《民主主义与中国革命之前途》等文章对唤醒人民群众起来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份报纸成了宣传革命道理的重要阵地。
就在两党笔战正酣时，义和团运动高涨起来，国内形势对革命非常有利，日本浪人宫崎寅藏和孙中山联络，希望借机在南方举行革命。孙中山同意他的看法。除此之外，宫崎寅藏当时还提到一个建议：“现在应该联合康有为，共同协力办事”，孙中山赞成这个意见，革命党的大部分人也都同意。宫崎寅藏知道康有为在新加坡，便主动提出一同前往游说，因为政变时他对康有为有营救之恩，于是1900年6月29日孙中山偕日本浪人内田平、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抵达新加坡，希望能说服康有为，一方面也需要筹集为起义作准备的军饷。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当时身在新加坡的康有为时时刻刻都处在被刺杀的危险当中。于是，孙等一行到新加坡，筹备军饷兼说服康有为一事辗转变成了行刺康有为的消息。当他们到达后，康有为不但不见，还密告给了英殖民地政府。很快，宫崎寅藏等人涉嫌行刺康有为被拘留，随后被驱逐出境，孙中山更是五年不得入其境。
行刺案对孙中山的影响很大，之前他一直是以政见不同来看待康有为，所以很多时候出于革命大计的需要他都能以宽容的态度相待，多次主动诚恳地邀请康有为合作。经过这一事件后，孙中山可以说是真的彻底失望了，从此以后他便放弃了与康有为合作的努力，并且公开声明：我已放弃与康有为协办商讨当前局势的想法，我们党现在正努力颠覆北京政府，我们将在中国南部建立一新政府。至此，保革两党的合作以破裂告终。
综观康有为与革命党的关系，他坚定地主张变法而反对改革，他坚定地希望依靠有权有位的皇帝和开明官僚，而不是下层人民。在饱读诗书有着深厚旧学功底，尤其十分推崇《周礼》的康有为眼中，有位才能有为，在封建社会里情况也确实是这样的。他希望依靠制礼乐以安邦、思进取而兴国的贤主来主导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这是封建旧文人的局限，但是他为这样的局限付出了全部的真诚。至于革命所依靠的下层民众，康有为不是看不到他们的力量，而是在看到他们的力量的同时，也看到了这种力量的蒙昧性，所以他的惧怕不只是软弱，而是有着一个封建士人清醒的担忧在里面。底层革命力量的蒙昧性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就是很近的太平天国起义也不例外。首发起义之时提倡地权平等，可是政权还未稳固内部就已经腐败得一塌糊涂。义和团运动更是到处充满了它的盲目色彩，所以康有为对革命和革命所主张的共和理想提出过这样的担心“然则革命者之言民权自立，不过因人心之所乐而因以饵之，以鼓动大众，树立徒党耳！假令革命果成，则其魁长且自为君主，而改行压制之术矣”。这样的担忧其实也是被后来袁世凯的假共和以及军阀混战局面所证实了的。
康有为拒绝与革命党人合作在后来革命话语的叙述中是退步的，但是他们认为有所坚持的人是有非凡的思想魅力的，没有深刻的思想认识作为基础，行动是很难找到方向更难以坚持的。康有为拒绝革命除了对所依靠的力量更倾向于上层之外，还基于他渐进的历史观，他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他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把革命描写得十分残暴吓人：“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然则必欲予民权自由，何必定出于革命乎？革命未成，而国大涂炭，则民权自由，且不可得也。是故真有救国之心，爱民之诚，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在此他厘清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他认为应该注重的是目的而不是实现目的用什么样的手段。这种认识是很睿智的，但是也有一点局限，目的固然重要，但是正因为目的很重要，所以需要探讨什么样的方式能更好地实现这样的目的。方式的可行性直接关乎目的的实现，所以可行性的探讨也是十分重要的，而康有为恰恰忽视了这一点，所以后期他的失误不是出在对方案的设想上，而是出在对方案的可行性估计不足，对形势的判断不准确上。
激进的改革派和保守的革命派在历史上的处境是最尴尬的，康有为作为一个激进的改革派不被封建旧势力所接受，甚至引来了杀身之祸。作为一个拒斥革命的保皇派，他不仅被后来的政治形势边缘化，而且也不为革命党所接受，甚至在后世的话语系统中几乎被定性成了保守落后。这是一个政客的悲剧，但对于思想史来说却是一件幸事。他为我们保留了一分幻灭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