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得失寸心未尽知——关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戊戌变法被残酷地镇压了，维新阵营流落四散。朝廷迅速作出了比较大的人事调整，1898年9月25日，荣禄进京任军机大臣上行走，直隶总督由袁世凯暂时代理。此后维新期间被罢黜的官员很多相继复职。而针对维新期间颁发的很多政令，这时也有了新的“上谕”，称筹办新政本来是“为国家筹富强，为吾民筹生计”，但是“体察近日民情颇觉惶惑”，所以为了稳妥起见，“仍悉其旧”。行新政之难，有如登天，而废新政之易，覆手之间。伴随着这一道上谕，官场大地震中决定要裁撤的机关得以恢复。允许士民上书言事的政策也因为“疏章竞进，辄多浮词，雷同附和，甚至语涉荒诞，殊多庞杂”而被废除。另外，政变前已经决定归官办的《时务报》也以“无裨治体，徒惑人心”的罪名勒令停办。新办的学堂除京师大学堂之外，也都“听民自便”，而京师大学堂的保留还是因为“外洋各教习均已延订，势难中止，不能不勉强敷衍”。其他各项，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才等各项新政也都搁置毋议。

戊戌变法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是一场进步的运动，可是最终留者舍其性命，行者流亡终身，而且成果也被摧残殆尽。这不禁让人觉得惋惜，也很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最早对戊戌变法失败原因作出详尽分析的是变法当事人之一的梁启超，他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维新阵营领导层的一致看法。在谈到总原因的时候梁启超将之归纳为：一、朝廷内部帝党和后党之争，皇上无实权；二、顽固大臣痛恨改革。

这也就成为后来我们谈论这一问题时最主流的声音。除此之外，关于维新大业为何以及如何遭到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阻挠，梁启超又将具体原因详列了十三条之多，简言之：

一、变法前保国会遭弹劾一事给维新力量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二、骤废八股的上书阻断了读书人的仕途，惹怒了大批靠八股晋身的人；

三、湖南新政得罪了大批顽固势力；

四、皇上下诏改革，尤其是废科举遭到很多朝臣的不满；

五、维新派关于改革官制的建议触犯了顽固势力最直接的利益；

六、地方仰仗顽固势力有令不行；

七、维新派的废淫寺之举，遭到奸僧怨恨诬蔑；

八、七八月份时官场大裁员使失势者与维新党势不两立；

九、王照上书一事引发了官场奖罚序幕；

十、破格提拔四小章京，使其行大权招致猜疑和嫉妒；

十一、士民可以上奏之事使守旧势力感到恐慌；

十二、皇上采纳维新派的建议欲设懋勤殿一事，成为西太后废上的直接导火索；

十三、维新派得到上位不保的密诏之后，希望借助袁世凯的力量保救皇上却遭袁世凯叛卖。

这样的分析不可谓不详尽，但是也有着当事人跳脱不出来的历史局限和立场上的局限。

后人用阶级分析法来剖陈这一历史事件时，多将阶级力量的不成熟归结为根本原因。诚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列强的侵略下，中国被卷进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浪潮中，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十分弱小，但是维新变法的诸多诉求是代表新生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国所谓的这些心向维新的人物成分又非常复杂，他们本身与封建势力在利益上或者在思想上都还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因而这样的力量并不十分可靠。这种分析结合当时特定历史阶段的特点，准确揭示了戊戌变法不能成功的特殊历史原因。这是康梁等人没有看到的。

近年，随着中国改革风潮的兴起，戊戌变法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对那段历史更多更深刻的反思和总结不断涌现。关于改革失败的历史必然性，何晓明在他的《戊戌110周年祭》中这样写道：朝廷内部的权力制衡关系和利益协调关系极难允许一派力量的独大或独强。变法大臣依赖变法君主的权威强制推行种种措施，往往随着变法君主个人原因的变化而迅即烟消云散。在这样的历史定式下，再强悍坚韧的大臣也是极度虚弱的。这就从朝廷内部制约机制上找到了历代改革往往流于失败的历史原因，维新变法作为针对封建体制发起的改革，当然也必然会面临这样的结局。

在这种必然性的基础上，康有为的变法还存在另一些加剧失败的因素。何晓明论道：

其一，光绪所拥有的仅仅是君权的一小部分；

其二，康梁等人在朝廷各方势力心目中的地位、声望远远无法与王安石、张居正等重臣相比；

其三，此时朝廷内部的权力平衡关系和利益协调关系更加敏感、尖锐，更加错综复杂；

其四，以往变法只是体制内的政策调整，而此次却是企图根本改变体制。

直言之，康、梁等以并不优越的既有条件，去争取实现起来困难得多的目标，这其实是一个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横向上作阶级对比分析和从纵向上寻找历史必然性，都可以看到戊戌变法失败的必然结局。这些是超脱了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的后人更清醒的分析，深刻性远在康梁“帝后之争”的归因之上。

虽然戊戌变法如昙花一现般迅速以失败告终，但是它的失败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它不是一个领袖和一个团体的失败，相反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维新派在民族危难之际，以国家为己任的担当，为自强而奔走呼号的热忱，时隔百年依然感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操。维新派不仅有着高尚的出发点，而且有着睿智的主张，他们以积极主动的姿态真诚地探索改变中国面貌的良方，竭力推动传统中国向近代社会迈进的步伐。而最值得一提的当属他们在解放思想方面的功绩，对此范文澜先生这样评价：“戊戌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得到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中国的封建制度，相沿几千年，流毒无限。清朝统治者，选择一整套封建毒品来麻痹知识分子，务使失去头脑的作用，驯服在腐朽统治之下。这些毒品是程朱理学、科举制度、八股文章、古文经学等，所有保护封建制度的东西，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不许有人摇一摇头，其为害之广之深，与象征帝国主义的鸦片，可称中外二竖，里应外合，要中国的命。以康有为为首的思想家们，公然对清朝用惯了的毒品大摇其头，拿陆王来对抗程朱，拿今文来对抗古文，拿学校和策论来对抗科举和八股，所有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措施，也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把述而不作改变成托古改制，拿孔子来对抗孔子，因此，减轻了非圣无法的压力。当时一整套毒品，受到了巨大的冲荡，知识分子从此在封建思想里添加了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起完全封建思想来，应该说，前进了一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解放，虽然仅仅走了第一步，却是很值得重视的一步。”维新运动不仅在思想上对人们造成了直接的冲荡，维新运动前后，康梁等人创立新式学堂，创办学会、报刊，培养通达时务的人才，从中国传统经典中寻找改革的依据，冲破封建守旧的思想，为新思想的传播和改革风潮乃至日后革命风潮的到来作了思想上的铺垫。

毛主席在谈到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历程时曾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维新变法时期思想上的探索是我们民族前进道路上一笔富有启示意义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