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去留肝胆两昆仑——志士临变的抉择

慈禧太后于9月19日由颐和园回宫，20日皇上接见袁世凯和伊藤博文时，据说已经失去了自由，是在监视下进行的。第二天，皇上即“发布”谕旨，称“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机，兢业之余，时虞从脞”。而慈禧太后自同治年间以来，“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所以皇上“再三吁恳慈恩训政”，希望能“仰蒙俯如所请”宣布由太后重新训政，这实际上是将政变公之于众。与此同时，朝廷还发布谕旨：谕军机大臣等，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诱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接到捉拿政治犯康有为的谕令后，上午10时许，步兵统领衙门派300人包围南海会馆以及康有为经常出没的张荫桓官邸。但是在康广仁和梁启超的一再劝说下，康有为已经在凌晨离开了京城。抓捕康有为未得，步兵统领衙门只在南海会馆抓到了其弟康广仁和康有为的几个门人。他们将这一干人等带到监舍中，旋即开始询问康有为的去处。这让康广仁担心之余又暗生庆幸，既然朝廷还在盘问康有为的下落，那证明他已经逃出了危险区，但是后有传言称康广仁出卖同志，“诬攀”数百人。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最后毕竟是为中国的改革事业洒血的志士，在狱中曾经是“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还慷慨激越地称：“死则中国强在此矣，死又何伤哉？”想来不会是贪生怕死、变节求荣之徒，但也许正是他的正义气概和大无畏的精神，使他蔑视清廷，侃侃而谈他们惊天动地的政变计划。他不知道朝廷对他们的围园计划还没有完全掌握。康广仁误认为已在清廷掌握之中的交待使朝廷大惊失色。康有为策划的“围园废后”一事在康广仁被捕后真正浮出水面，于是形势急剧恶化。

而在京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弄清楚康有为“围园废后”的全部计划，锁定涉案人员，扩大缉捕范围。根据康广仁的交待，这个计划是受到了皇上的指使或者暗示的。但是随着袁世凯向荣禄禀报谭嗣同当天夜访时的情形，以及各种可以证明皇上并不知情的线索陆续浮出，皇太后或许是相信了皇上的无辜，或许是认为皇室成员是利害相关的一体，所以并没有对皇上进行深究。在9月24日，最终下发的革职治罪名单中有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和刘光第等。

朝廷派人去查抄康有为居住的南海会馆时，梁启超正在谭嗣同的住处，突然听到康有为居所被查抄的事情，紧接着又听到请求太后垂帘听政的上谕。谭嗣同从容地对梁启超说：“原来想要救皇上救不了，现在想要救康先生也救不了，我活着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只等着死期到来。即便是这样，天下事本就当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您还是试着到日本使馆去拜见公使，请他给上海领事馆发电文解救康先生吧。”那天梁启超住在日本使馆，“颜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向日本公使告急：“我三天之内就需要赴死，有两件事要托付阁下。现在皇上已经被幽禁，希望您能帮助皇上脱离危险的境地，另外就是设法营救康有为先生。”日本公使林权助不仅答应了梁启超的请求，还表示愿意将他也一并解救。梁启超感激涕零，但还是离开了。直到晚上，公使馆门口突然发生了一场骚乱，不一会儿，梁启超冲了进来。这一夜梁启超躲在日本公使馆。当时尚在中国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得知此事，也表示赞成救助维新派。而本来可以跟梁启超一起到使馆避难的谭嗣同却留在家里从容待捕。等了一天可朝廷并没有前来缉拿他，第二天他带了自己所写的几本诗词文稿以及一些家书到日本使馆跟梁启超见面，将这些东西托付给梁启超，并且劝他东渡日本，情词恳切：“没有保全性命的人，维新大业就没有将来，没有救死的人，就没有办法报答圣主的知遇之恩。现在康先生生死未卜，程婴杵臼的故事要在我们两个身上上演了。”说完这一席话，他和梁启超紧紧相抱，以示诀别。此后三天他还跟之前的江湖弟兄作着救护皇上的最后努力，被捕的前一天曾经有日本志士劝他东渡日本，可是他没有接受这样的劝告，而是慷慨地说：“各国变法没有不是从流血牺牲开始的，可是如今中国还没有因为变法而流血牺牲之事，这是中国之所以不能强盛的原因所在。要流血那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

八月初十谭嗣同被捕。他在监狱的墙上题诗一首：“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首诗不但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勇毅无畏的人格，也是维新志士坦荡胸怀的集体写照。

杨深秀也表现得非常镇定，政变已经发生，人人自危，可他却依然直言上书诘问光绪帝被废的原因，还援引古义，痛陈国难，请慈禧太后撤帘归政。

刘光第同样是古今难得的义士，政变前康有为曾经遭到湖南守旧势力曾廉的弹劾，光绪帝请谭嗣同逐条驳斥。谭嗣同誓言以百口保康、梁之忠，如果曾廉之言属实，自己愿意先受责罚。刘光第被谭嗣同的义气之举所感染，在驳斥状上同署名愿坐罪以保康、梁，将维护维新志士看做是君子之行，可以称得上是义薄云天。

杨锐比较持重，是张之洞的弟子，位列军机四卿，获罪之后张之洞曾经竭力保救，但是清廷处决之速没有给他留下足够的活动余地。

9月28日，朝廷未经审讯将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六人在北京菜市口杀害。谭嗣同在刑场上还高呼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六君子的从容就义，写就了中国近代史上壮美的一篇。

清廷9月29日公布的案件说明。

谕。近因时事多艰，朝廷孜孜图治，力求变法自强，凡所设施，无非为宗社生民之计。朕忧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

秦桧诬杀岳飞尚有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而对于清廷未加审讯就对志士行刑这种极不负责的做法，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后来的文章中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但都已于事无补，只能让人愈加感觉历史的沉痛。

除了维新变法时期最显眼的康梁和戊戌六君子之外，张荫桓、黄遵宪等主张维新的大臣也在朝廷的打击之列，只是他们此前已是负责朝廷外事的重臣，身上维系着别国在中国的政治权益，所以，朝廷对他们的缉捕遭到了英、日、美等国的干涉，由此才得以幸免。

在政变的关口上，昔日一道为中国维新事业奋斗的人，作出了不同的选择，死者以性命酬志，生者以余生续业。正像谭嗣同诗中所写的“去留肝胆两昆仑”，他们的生命光辉是后人不朽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