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围园捕后”泄机宜——政变突发

光绪帝想要采取康有为的建议，开设懋勤殿，选举通才数十人，并且延请西方政治专家共同讨论政治，以统筹全局。但是这件事事关重大，他必须要请示皇太后。同时光绪帝命谭嗣同考察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开设懋勤殿的情况。其实这件事如果当做一个正常的政治任务来解读也未尝不可，朝廷要以旧朝的某一机构为基础增设机关，那从旧朝寻找先前的典章成例以备参考采择是完全合理的。但是这件事传到康有为那里时，他和维新党一并认为，之所以让谭嗣同搜集前朝典例是为了减轻皇太后的阻挠，这加深了他关于皇帝无权的猜测。

另外，日本明治维新名臣、前首相伊藤博文的到来，以及京城关于光绪欲聘请伊藤博文为顾问的传言也加剧了顽固势力对维新派的提防。

康有为的政治敏锐性使他很快意识到，皇上为了推行新政所做的一系列人事上的大变动引起了诸多不满，裁撤冗官致使冗员受打击面过大，已经招致了顽固派的激烈反对。眼下又要有事关制度根基的举措，积久的帝后矛盾可能会因开设懋勤殿一事而激化。那就不免要有一番较量和争夺，而政治胜负的关键在于有没有强大有力的军事保障。

基于这种判断，康有为迅速向皇上提出了军事上的建议：他建议皇上仿照日本军事体制，建立皇上拥有统帅权的参谋本部，选天下精壮忠勇之士效忠皇上。另外，他还提出了迁都的建议，在公车上书时康有为就提出过迁都的建议，当时主要是因为京师近海，出于保卫京师免受日本挟制而提出的。但是现在他的用意显然变了，主要是为了放弃旧势力积聚的京师，南迁以图新的局面，甚至还提出了变服饰以易旧党心志和改元为“维新元年”的建议。这些建议是要完全架空满族势力，这大概会让大清王朝一尝终结的味道，不仅会引起朝臣的反对，光绪帝自己恐怕也需要考虑，完全抛弃了旧势力之后，新势力是不是真的完全值得依赖。至此光绪帝已经深深感觉到，即便那些老臣掣肘，可依然是他离不了的。因为在这场新旧政治力量的较量中，始终有一个民族问题在纠结。光绪不想做亡国之君，要维新，他是站在新派立场上的；可是在满汉民族问题上，他又是要对大清江山负责的一国之君，他是不可能完全放弃满人的立场去依赖汉人主导改革的。一旦朝廷内部的动荡需要用军事力量来解决，那后果的严重性可能会超出人们的想象。于是皇上对康有为的建议虽没有反驳，但是也没有立即行动，而是陷入了深深的反省之中。前段时间密集的改革步骤所导致的混乱局面，使他有些心力交瘁。

皇上这时默然的态度，让康有为有些着急，因为在他的想象中存在着一场即将爆发的政治危机，如果要在这场危机中赢得主动权，则迫切需要一支军事力量。这支军事力量是政变发生时可以保卫皇上的力量，还可能会因此而为维新事业迎来新的局面。

到28日，皇上要开设懋勤殿的事情在京师已经尽人皆知，大家以为当天就会有谕旨，但是却始终没有动静。本来就坚持朝廷中存在帝后之争的康有为此时更觉皇上无权，而且此前已有传言太后欲在天津阅兵之际发动政变废掉光绪帝。阅兵之事6月15日曾经发布过一次，那是荣禄任直隶总督、翁同騄开缺回籍之时，8月24日又进一步作了详细的计划。就上谕来看自然看不出什么阴谋，但是处于新政频频颁发、新旧党争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有这样的猜测和推断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康有为更是以此为忧，深感形势紧迫。

第二天皇上召见杨锐，让杨锐和新进的小军机商议挽救危局之事，诏书中这样说。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指集体罢免礼部六堂官一事），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之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在折中光绪帝将自己的意思表露无遗，他希望维新派能有更好的主张，既可以推行新政又可以不过于违背皇太后的旨意。但可惜的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几乎不存在。

光绪这纠结的一折辗转中成了“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的求救折。

康有为与谭嗣同闻诏痛哭，皇上手上无可用之权，而形势又这么紧急。康有为等人不得不想到拉拢军人，孤注一掷。当时在清军诸将中，只有袁世凯曾经在朝鲜驻过军，懂得中外形势，主张变法。强学会时期康有为和他有过交道，在康有为眼中袁世凯是可以以事相托的维新同志。于是康有为通过谭嗣同奏请皇上对袁世凯加恩，希望袁世凯能心存感恩，能在危急时刻解救皇上，在和后党的斗争中赢得主动权。

9月11日，康有为还代徐致靖草拟《边患日亟，宜练重兵，密保统兵大员折》，康有为以边患为由保荐袁世凯，以绝后党疑心，请光绪帝召见袁世凯，“隆其位任，重其事权”，光绪帝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即电谕袁世凯来京陛见。

接下来，在9月16日皇上召见袁世凯的时候，详细询问了军中事务，还令袁世凯以侍郎候补，责成其专办练兵事务，将应办事宜随时专折具奏。第二天袁世凯前来谢恩时，光绪帝又当面对他说：“大家公认你练兵、办学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这是皇上培植自己军事力量的明确表示，希望袁世凯直接向自己负责，以此来牵制荣禄的兵权。康有为得知皇上破格重用袁世凯的消息以后非常高兴，称：“天子实在是圣明，这样的恩遇，比我们所期望的还要隆重，袁世凯一定会感戴皇恩浩荡而誓死图报。”

可是就在他们沉浸在充满希望的想象中时，皇上传来了第二道让他们感到绝望的诏书，催促康有为马上出京到上海督办官报，诏书中说：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擅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在当年那场扑朔迷离的维新变革中，政治走向越来越不明朗，京城的政治气氛变得异常暧昧。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清晰判断，而且身在庐山，不识其面，大家能够串联起来的仅仅是自己所掌握的事件。但是出于自危，情急之中大家纷纷就自己所知的事件做着各种解读和猜测，而这些解读和猜测有相当一部分是误读和臆测。结果就是事情越来越云遮雾罩，历史的合力超出了任何一方的估计、判断和准备。变法收场、领袖逃亡、志士喋血这一系列惨剧的伏笔都已经开始在这里深埋。

皇上的诏书让康有为等人感觉举兵勤王之事刻不容缓。初三晚上，谭嗣同径直到法华寺造访袁世凯。深夜来访，袁世凯必知事情非同寻常，于是将侍从屏退，只留下心腹幕僚徐世昌。袁世凯将谭嗣同请进内室，礼貌性地寒暄之后，谭嗣同迫不及待地问袁世凯：“你觉得当今皇上是什么样的人呢？”

袁世凯回答道：“皇上实在是旷世圣主！”

谭嗣同接着问：“太后欲在天津阅兵之时废弑皇上的阴谋，袁兄可知晓？”

袁世凯不语，表示他有所耳闻。

这时，谭嗣同拿出了皇上的密诏给袁世凯看，并说：“如今可以救皇上的人只有袁兄，就看你想不想救。如果你不愿意营救皇上，那就到颐和园告发我，请太后杀了我。”谭嗣同一边说一边就着自己的脖子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你可以凭这件事大富大贵”。

袁世凯正色厉声说道：“你把我袁世凯看成什么人了？圣上是我们大清国的圣上，是吾共同效力之圣上，我和你一样同受皇上的恩遇，救护皇上不独独是你的责任，也是我袁世凯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有什么赐教和安排，愿闻其详。”

于是谭嗣同将荣禄天津密谋和盘托出：“荣禄的密谋都在天津阅兵一事中，您和董福祥、聂士成三军都受到荣禄的节制，荣禄会借助兵力废上。虽然这样，董福祥、聂士成不值得一提，当今形势下最有实力的人是您。如果荣禄真的要发动政变，希望你能以你的军力来抵制董、聂两股兵力，保护圣上恢复大权，清除皇上身边的小人，整肃宫廷，为江山社稷和维新大业保驾护航，这真的是惊天动地的伟业。”

听完谭嗣同的一番话，袁世凯表示：“如果皇上在阅兵的时候迅速地进入我的军营，并且传号令诛杀奸贼，那我一定会跟随诸位，保护皇上，万死不辞。”

得到袁世凯这样的表态，谭嗣同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可是他还是担心袁世凯在荣禄那里不好交代。于是便问：“荣禄待你不薄，你怎么跟他交代呢？”

袁世凯笑着没有说话，但是据袁世凯幕府里的人说：“荣禄并不是真正推心置腹地对待他。原来有人曾经想增加袁世凯的兵力，可是荣禄反对汉人手握的兵权过大，所以荣禄对袁世凯不过是表面上的笼络而已，并非真心相待。前年胡景桂弹劾袁世凯，荣禄谴责他的行为并且将其查办了，以此来显示对袁世凯的恩情，可是胡景桂就被贬谪到宁夏做知府，不久就升任宁夏道。荣禄一向这么阴险有心计，袁慰帅当然是知道的。”

听到这样的话谭嗣同开始觉得袁世凯这股力量是可以信赖的，但是真的要拉袁世凯入伙，他又有些担心：“可是荣禄是非常不好对付的。”

袁世凯怒目相视说：“如果皇上来到我的军营，那杀荣禄就像杀死一条狗一样简单。”

至此谭嗣同完全相信了袁世凯的话，将企图保救皇上的围园计划详详细细地告知了袁世凯。可是听完计划后袁世凯却又一再申述自己的难处，他说天津租界地有很多外国人，以下犯上谋杀总督会引起列强的巨大反应；另外就朝廷的武力配备情况来看，北洋有宋庆、聂士成、董福祥各军共四五万人，淮军、练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也不下数万，而自己只有七千人，恐怕难以胜任这样的事情。他需要从容布置。

谭嗣同的回话是没有余地的：“事情十分紧急，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我才可以复命。”

袁世凯听到他这样声色俱厉的催促，又看到他腰间衣襟高起，好像藏有凶器，袁世凯不敢有正面冲突，便向谭嗣同保证：“只要对国家和皇上有利，我一定以死相报。”接着又借口说，“现如今，营中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上，而且营哨官员也多是荣禄的旧部下。事情这么紧急，而且计划已经订好了，那么我需要马上回天津营，更选将官，设法储备一些弹药。”

谈话至此，谭嗣同才起身告退。

这次谈话是在八月初三夜里，时隔一日，初五皇上又召见了一次袁世凯，在这次召见中，袁世凯在光绪帝面前其实隐约透露了一些自己对“围园捕后”之事的想法，因为他觉得如果真的按照谭嗣同等人的办法行事，可能会酿成大祸。但是这毕竟事关重大，袁世凯不好直说，所以他只是“稍露词意，冀可补救”，劝光绪帝古今各国变法均非易事，皇上宜等待时机，切不可操之过急，免生流弊。还说变法问题的关键在用人上，维新派虽然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是毕竟阅历太浅，办事可能有失偏颇，一旦有所疏误恐怕会连累皇上。所以他建议启用明达时务、老成持重的旧臣张之洞等人。袁世凯虽一再强调在用人问题上皇上需要小心，但是似乎并没有引起皇上的警觉，也或者是皇上已经知道大势已去，多言无益。所以，在袁世凯一番用心良苦的劝告之后，皇上还是“无答谕”。

第二天政变就发生了。在此后维新派的话语体系中，始终是将袁世凯向荣禄告密作为政变发生的直接原因，这给人一种康有为与袁世凯不共戴天的印象。但事实上，在政变发生之后的1898年10月，康有为还曾给袁世凯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他还是坚持认为在中国岌岌可危的情况下能够挽救时局的只有袁世凯，表示了对“围园”一事未果的谅解，称“公受知遇，同衔衣带，当别有苦衷，以救圣主而救中国，但需时耳”，希望“与公分居者行者之任，为国为家，努力努力！”康有为对袁世凯的谅解未必是真诚的，只是出于文人无兵权、无力量的无奈，不得不讨好袁世凯，但是他对皇上的一片赤诚却是不容怀疑的。为了挽救皇上性命，恢复皇上的权力，他在为一切可以依赖的力量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