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科教革兴硕果存——京师学堂的建立及废科、译书问题

关于科举制度，人们并非都愚昧不知其弊，而大家之所以都孜孜以求地跋涉在科考的路上，是因为在那样的时代里这是读书人可以修得正果的唯一途径。体制和人的关系，变态就是常态。当然也有一些深受其害的有识之士朝这种不合理的人才制度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早在康有为坚决主张废除科举考试之前，十年科考未中的西学通才严复就曾经写文章严密地论述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而清廷内部也有官员提出过科考制度的改良方案，其中贵州学政严修1897年提出的设特科以补旧科考不足的建议，以及内阁中书王景沂“下布告于海内，使草野贤者自荐”的主张一度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

科举制度必改无疑渐渐形成朝野共识，但是对要温和的改良还是彻底的废除，却众论不一。康有为力主坚决废除，不仅因为他早年深受其苦，还基于他新的人才观和较为激进的改革立场。他认为强国需要经世致用的新人才，而培育新人才需要新的教育和选拔制度。科考一日不废，则人才一日不兴，国家一日不强。另外，激进的改革观决定了康有为对新人才需求的迫切性。但是作为由科考晋身的封建官吏，一方面他们要维护国家制度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会考虑保护苦读以求取功名的天下学子的利益，因为在封建社会这是一个庞大而特殊的群体。

康有为在1898年6月16日面见皇上直陈废科主张之后的几天里又相继上折表达同样的诉求。6月17日，康有为上折以自己的经历痛斥八股取士的荒谬。同时康有为还请梁启超以御史宋伯鲁的名义呈递废科奏章，请清政府明下诏令，宣布自庚子年开始永远停止八股考试。皇上读完之后旋即命军机大臣拟旨。虽然命令并没有迅速执行下去，但是废科的消息很快传出，京城内外一片哗然，在维新派看来废科的形势一片大好。6月18日康有为又上折《请停止弓刀石武科考试制度改设兵校折》，建议开设新式军事学堂。6月19日康有为又上折《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谨写孔子改制考进呈御览，以尊圣师而保大教折》指出“弱国之故，民愚俗坏，亦由圣教坠于选举，四书亡于八股为之。故国亡于无教，教亡于八股。故八股之文实为亡国亡教之大者也。”在建议设立孔教的同时，又以亡教之罪将八股狠狠批判了一番。与此同时，梁启超也在积极联络各省举人连署上书，以参加科举考试者的身份呼应康有为等人的废八股建议。但是在这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活动之后，皇上并未像之前承诺的那样，直接废除科举，而是召集大臣商议。结果正如康有为之前所料想的一样，来自各方面的声音使废科一事再度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刚毅坚决主张此事交由礼部详议，再作定夺。皇上担心道：“如果交由礼部商议，他们必定会提出反驳的意见。”

皇上所担心的事可能正是刚毅所期待的，他顺势回答道：“此事事关重大，千百年来如此，不是说废就废的，必须从长计议，请皇上三思。”皇上厉声说：“你难道是要阻挠这件事不成？”

刚毅就不敢说话了。等到他和皇上的谈话要结束的时候，刚毅又试探着说：“皇上，此事事关重大，希望你能跟太后商议。”皇上沉默了一会儿，只得表示同意。6月20日，皇上就此事到颐和园向太后请旨。

康有为对此十分不满，他更强烈地认为朝廷之中有一股保守势力在阻挠变法。在他的《我史》中他愤愤地记载道：“百事皆如此，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然而时隔一百多年，更客观地来反观当时的情形其实可以认为，当时的种种阻力与其说是进步与保守的思想交锋，毋宁说是改革思想和政治实践的矛盾。朝臣并非不懂得新旧利弊，只是改革本身就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可以有超前的思想，但是不可能有超前的实践。就连康有为最得力的弟子梁启超也说，康有为是开启时代风气的“先时之人”，而非时事造就的“应时之人”。康有为考虑的是未来一个崭新的图景，而朝臣们却不得不考虑怎样稳健的涉过改革这条大河。实践是需要基于现实的，所以这些大臣如礼部尚书许应骙等对康有为的指责甚为恼火，他们声称并未反对过科举体制改革，所议之事无非如何改革。

经过反复争论，6月23日皇上终于明下谕旨改革科举考试，宣布废除八股取士制度，要求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中过去一直使用的四书文一律改试策论。为妥善过渡，三年后正式施行。

这本是改革落实可喜的一步，皇上为此已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却并未达到康有为预想的效果。他认为皇上当时承诺要立即废除科举考试，而后却发表这样不彻底的上谕是受制于守旧势力。当时也确实有一股势力对废科一事持有异议，但是康有为将之严重化为“企图翻国是、复科举”。为了跟这股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康有为又开始积极谋划一个新的运动。他以杨深秀的名义草拟了一份奏章，请皇上大誓群臣，并制定毁谤新政当以重罚的条律。看到这封奏章之后，皇上再次下令不得有人阻挠新政。这样反对的声音才渐渐地少了。许应骙等人因为多次在废科之事上提出异议，所以康有为以御史杨深秀、宋伯鲁的名义弹劾他。皇上也觉得他有意阻挠新政，有罢免他的意思，但是刚毅极力在皇上面前为他求情，又请总理衙门重新详查此事，可皇上都没有允许。改革不同于革命，改革的艺术在于巧妙的妥协，康有为显然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6月20日他上折以迂谬守旧之名弹劾时任礼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的许应骙，由此拉开了政见分歧向新旧党争演变的序幕。

康有为以毫不妥协的姿态坚持立即废八股，以期通过运动突破守旧势力对皇上的包围和影响。6月30日，康有为、梁启超将他们讨论的结果写成奏章《请将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以御史宋伯鲁的名义呈递，力主即刻废除八股而非三年之后。

以御史名义上呈的这道奏章引起了皇上的重视，6月30日皇上发布谕旨修正23日谕，决定采纳奏章中的建议，立即废除八股。这一消息当时不可谓不令人震惊，而且很快出现了“直隶试子欲行刺康有为”的传闻。一道上谕可以顷刻之间断送很多人，政治是一场不断需要有一些群体来充当牺牲品的游戏，这对于寒窗苦读的学子来说是残酷的。可是康有为坚持认为“大抵法之所以不能变，弊之所以不能除，由于恃旧法为生涯，以弊政求衣食之人充塞于天下，故一有兴革，群起而谣诼之，此新政之所以难成也。”当时有朋友为他的安危考虑，建议他“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一笑置之，不以为意。身为大改革家，必有其过人之处，康有为置生死于度外的胆识和魄力时隔百年依然魅力不减。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将改革措施置于不容讨论的境地，无疑造成了改革中越来越尖锐的对立。

一向以折中稳健著称的张之洞、陈宝箴等人认为为了克服弊端，必须设计出一个体用一贯之法，“求才不厌其多门，而学术仍归于一是，方为中正而无弊之新体制”。在审慎的权衡之后，他们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分三场定案，先中后西，从粗到精，由博而约，分场发榜，如此“学堂有登进之路，科目无无用之人，时务无悖道之患”。这种设想增加了新因素而并未完全废除旧学问，可以做到在传统学问的根基上鼓励学子重视西学，是一种可行性较强的方案。

7月19日皇上最终发布诏令，宣布以张之洞、陈宝箴的方案为基础，参照礼部以及宋伯鲁等人的建议制定新方案。在康有为看来，这或许依然是一个不尽如人意的折中方案，但最终在其弟弟康广仁的奉劝下，接受了这种尚可容忍的缺陷。

人才的选拔和人才的培养是教育问题上密不可分的两个部分。

迅速以失败告终的百日维新除了在思想上大开变革风气之外，似乎并没有留下多少实实在在的东西。只有在11日诏书中明令设立的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成了那段历史永久的明证。

京师大学堂的设立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其实有教育改革试点的作用。梁启超在分析过去洋务学堂失败的原因时指出，根本原因是“只学皮毛，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而具体原因有三：

一、取士制度不改，学习西学的出路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调动不起学子的积极性；

二、师范学堂不立，没有掌握近代教育知识的老师；

三、专门之学未分，生员没有办法在一门科学领域中继续深造。

针对过去洋务学堂存在的问题，姚文栋提出“在京师设立隶属于中央政府之新式学堂，以为人才总汇之所，并为全国教育楷模，举国则效”。这种在京师设立试点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设想，先破而后立，无疑是一种可以减轻改革阻力的做法，因而深得皇上赏识。

然而在6月11日下诏之后，设立京师大学堂之事并没有如皇上所期待的那样很快落实。6月26日皇上又下了一道怒旨，此时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才连忙请康有为主持编写具体的章程。康有为当时忙于别的事务，就请梁启超代笔。章程很快拟就，其中不仅罗列了一系列具体的方案，而且渗透了一些对今天仍有启示意义的办学思想。例如康有为、梁启超认为，如果不能深究中国自古以来圣圣相传的儒家义理之学，则学无根底，其所浮慕的西学也只能是得其皮毛，徒增习气，必无心得。由此他们在主张借鉴西方办学模式的同时也充分借鉴了中国传统书院的经验。无论是办学思想还是具体条议可以说都是没有问题，甚至值得称道的。

设立京师大学堂是百日维新中比较具体、可行性比较强的一项措施，但是其中也还是经历了一些波折，主要问题不是在具体措施上，而是集中在权力分配上。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规划只是一个方面，再好的规划都是要落实才有意义，而落实必然涉及人事和权力的问题。据康有为说，京师大学堂的创建思路基本上是由他提供的，总理衙门的方案也基本上合乎他的设想。但是在京师大学堂的权力分配上，康有为让梁启超参照各国的经验，设计虚置的管学大臣，这样实权就可以掌握在总教习手里。康有为这种意在由自己独揽学堂大权的设计导致的却是完全相反的结局。

当时任管学大臣的孙家鼐与康有为是相识多年的朋友，作为学识渊博的开明官僚，他其实是当时朝廷中最具维新思想的大员之一，因此也非常赏识康有为。他曾经对自己的同僚说：“当今朝野内外，忠肝热胆而心通时务者，唯康某一人而已。今皇上发起新政，我唯举康某人。”所以当皇上命他主持京师大学堂的创建后，他竭力推举康有为。在还没有看到梁启超所拟章程之前，孙家鼐就诚意邀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一职，及至见到梁启超所拟章程中管学大臣和总教习的权力分布之后，孙家鼐勃然大怒。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是康有为违反了潜规则，在封建官僚体系和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对有举荐之恩的人自当是俯首听命，绝对忠诚。这可能也是很多官员在举荐新人时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中国社会事实上是由一套人伦体系架构的，中国的政治因此也就从来没有脱离过人情而存在。在政治意图上，无论康有为真的是野心勃勃、心怀叵测还是忠肝热胆、磊落无私，人情上犯了大忌就等于在政治上自毁前途。身为管学大臣不好在学堂权力分布上争论，孙家鼐于是从学术上封杀康有为，一改先前竭力举荐的态度，上呈奏章举报康有为维新理论中存在异端思想。但是当时改革急需务时之才，所以皇上并没有因折废人，这更加剧了孙家鼐对康有为的反感。

在学堂权力上如此争夺是因为京师大学堂在当时并非纯粹的学术机构，而是新官僚培养基地，其学员经由学堂考察后是要入仕途任官职的。所以学堂的实权多少代表了日后官场的人事权。而权力问题往往是链条经营的，康有为无论有多大的政治抱负，毕竟是体制的边缘人，出局是其必然结局。而且康有为当时主办的《时务报》也归孙家鼐主管，这更加速了康有为主动被出局。学堂的人事风波告一段落，康有为也就此向孙家鼐致歉，但是并没有挽回这位昔日好友对他的信任。而且后来在《时务报》的事情上又引出了新的问题，这无疑也为1898年改革的最终走向埋了一道伏笔。

设立京师大学堂是在总结过去洋务学堂失败的基础上，为学习西方真精神而作的教学体制上的尝试。与此互为表里，译书一事也事关传播西学成败。康有为认为，译西方有用之书和育通时有用之才同样重要。尽管在六七十年代洋务大臣也设立了同文馆、广方言馆培养翻译人才，译印西方书籍，但是在洋务时期往往把西学等同于西文，很多是稍涉范畴，在未通门径的情况下草率译出，所以很多译著难免驳杂迂讹，这实际上是导致中国“效西法三十年，而效之愈久去之愈远”的重要原因。梁启超也指出了中国所译之书很多是西方已经吐弃不屑的旧论，不能够借以追赶日新月异的西方社会。

基于这种“言学堂而不言译书，亦无从收变法之效”的主张，康有为代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拟了一份建议设译书局、专译日本典籍的奏章。

康有为在奏章中所强调的译介日本书籍其实是对学习西学途径的一种新探索。把西方的语言文字学至精通所需的时间很长，所以导致过去所译西学书目有限。而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在向西方学习的几十年中，已经有丰富的译著可以借鉴。另外，日本和中国的文字较为接近，比较容易学习。这样的话，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取道日本是一种比较便捷的方法。

封疆大吏张之洞的《劝学篇》中有与之类似的看法，以及后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陈述相同主张的奏折也是译书局一事引起朝廷重视的重要契机，皇上很快下旨责成总理衙门拿出创办译书局的具体方案。6月28日，总理衙门建议由管学大臣一并负责译书局事务，而在具体事宜上梁启超一度被委以重任。

康有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符合改革需要而又便于实践的美好设想，但事实上，康、梁在译书事务上的努力后来也遇到了挑战。

首先是8月份的时候总理衙门上了一道奏折，建议西方各国的最新政治思想动向由派驻各国的使馆来组织翻译，并由熟练外国语的出使大臣来详细核对校订，然后寄回国内。这一意见迅速被朝廷采纳，于是大清王朝的翻译任务就不再单单依赖译书局了。

另外，在甲午海战失败之后，虽然士大夫阶层普遍认为转译日文书籍是向西方学习的捷径，但是朝廷之中也并不乏反对的声音。户部员外郎恩裕就曾经明确表示过对日文译著中难免有疏漏篡改之处的顾虑，主张要学习原汁原味的西方精神，必须要立足于翻译原著。恩裕还用“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道理，来说明只有直接学习西方才能胜过敌国日本，如果学习日本，虽变法，尤将步其后尘而未能过之。

事件的进程往往由合力决定，康有为主张设立的译书局也是在各种声音和力量的左右中蹒跚前行，虽有开启风气之功，但最终并没有形成维新领袖所期待的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