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报权争夺内耗多——《时务报》改为官报的隐情

梁启超在上海主持的《时务报》作为维新思想传播的主要阵地之一，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享有极高的声誉。而这份报纸的来历要追溯到康有为筹办上海强学会及《强学报》。

1895年京师强学会在各种政治压力下被迫解体，康有为失望至极，于是出京南下。10月底抵达上海之后，发现上海的政治环境较为宽松，于是产生了创办上海强学会的想法。带着这种政治上的期待，康有为拜访了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得到开明官僚张之洞的支持之后，康有为开始积极筹备强学会一事。但正如前文所说，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过于激进，激怒了张之洞。

张之洞旋即以“论学不合”之名下令停办上海强学会。但是此时康有为已经借助开明官僚为强学会造足了舆论，所以他声称“会章大行，不能中止”，坦然对抗禁令。

两个回合之后，《强学报》终于勉强出版，但是无可避免地要面临难堪的处境。1896年1月26日，张之洞最终解散了强学会，停办了《强学报》。

在《强学报》停办之后，与梁启超素有交情的张之洞旧部汪康年却有意与康、梁再次合作。各方联络和周旋之后，最终形成的格局是开明官僚黄遵宪以朝廷大员的身份维持和疏通与政界的关系，汪康年负责具体的经济运作，梁启超主笔。格局既定，新刊草创，即为后来的《时务报》。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既发表自己的见解，也刊登各种宣扬维新思想的文章，很快以其思想和文笔为《时务报》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在汪康年对《时务报》进行局部调整的间隙，梁启超利用回乡省亲的机会拜访了康有为。此后，梁启超极热衷于宣传“公羊三世说”和“大同说”以及康有为关于创立孔教的学说，以之为圣人之论。康有为的门人甚至以康有为为“教皇”、“南海圣人”，扬言不要十年，当有符命。这引起了汪康年的不满，更激怒了当时同在时务报馆主笔的章炳麟。素以古文经学为立场的他断不能接受康有为今文经学的非常之论，怒骂其为“教匪”。双方矛盾激化，章炳麟愤然辞职。而巧的是章炳麟和汪康年同是浙江人，这就使报馆的分歧又因带上了地域色彩而最终划分出浙粤两大派系。最终的结果是在黄遵宪的安排下，梁启超离开报馆，到湖南时务学堂任中文总教习，同时兼任《时务报》主笔。

梁启超积怨未消，又忙于教习事务，因此后来发表在《时务报》上的文章似乎有怠慢敷衍之意。汪康年在表示不满的同时也采取了具体的行动，开始另寻主笔，对报纸进行改版。这些事情已经让梁启超非常地不满，而汪康年在公开场合对康有为大加挖苦更激怒了这位康门大弟子。他愤而谴责汪康年：“康南海固不知有何仇于公等，而遭如此之形容刻画？”

正当汪康年独揽大权梁启超失意之时，康有为受到了朝廷的重用直接介入新政。追随恩师入京多少平息了梁启超心里的愤懑。但是后来康有为实质性的改革建议受到了阻挠，康有为再次决定从《时务报》入手，一方面是为梁启超争取《时务报》的大权，另一方面希望从舆论上助推改革。这似乎也可以看做是缺少政治靠山的康有为在朝廷之外寻求众人之力的一种努力，是实现其政治诉求的迂回策略。

1898年7月17日，康有为再次通过言官宋伯鲁上了一个奏折，建议将《时务报》改为官报移至京师，由梁启超主持。为了说服朝廷，他详陈缘由，列出了以《时务报》为官报的好处：

一、《时务报》极重论说，议事透彻，足以匡政府所不逮，备朝廷之采择；

二、《时务报》汇各地之说，察其得失，可使民情上达；

三、广译国外报刊，可增广见闻；

四、官报刊政策，利于新政推广。

除了将《时务报》改为官报之外，康有为还建议朝廷将民间报纸一律收归国有，归官报主管，以统一舆论。在给皇上的奏折中他以各地报刊“言论或有可观，但体律似并非尽善”为缘由，表达了择精言而进呈、以备圣览的责任感。但是这种企图垄断舆论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康有为的政治野心。

出乎康有为意料的是朝廷将这份奏折转发孙家鼐办理。因为在京师大学堂的人事问题上康有为多有得罪，所以7月26日孙家鼐提交的处理意见带有很强的反制意味。他以梁启超所负责的译书任务繁重为名，反对梁启超兼办，而建议由康有为亲自督办，以加强舆论监管。康有为本想利用自己的权力一面为梁启超挽回其在《时务报》中的主动权，一面加强自己在舆论主导中的地位，却没有想到为孙家鼐排挤自己出京制造了机会。

朝廷为宣国是达民情接受了孙家鼐的建议，同意将《时务报》改为官报，由康有为南下督办，并随时进呈。

其时孙家鼐对康有为的反制和打压似乎已经不仅仅是个人恩怨的问题，而是代表了朝廷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立场。在皇帝下诏明令变法，康有为进入改革核心层以后，他高估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确实有得志猖狂之嫌。连他的弟弟康广仁也曾经说过，他不知收敛，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树敌太多而又不自知，积怨甚深而又自以为是。在改革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康有为在北京官场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了。

从道理上讲，作为维新领袖人物，其个人的处境似乎代表着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影响着整个阵营的走向。事实上，康有为个人处境的恶化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维新阵营，比如先前比较支持康有为的军机大臣廖寿恒，为寻求自我保护已经开始疏离维新阵营，甚至协助反制康有为。

孙家鼐的反制让康有为甚是纠结，而当时康广仁对局势似乎已经有了更清醒的把握，他劝康有为接受朝廷的安排顺势离开京师，南下开创新的天地。另有若干门人也认为自八股废后，民智打开，国必不亡，而人才是推行新政治的基础，可以考虑先南下育才然后再谋求政治变革。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康有为决定接受督办官报局的安排，南下与《时务报》的负责人汪康年交接。

康有为利用权力强行接收《时务报》的做法不仅在政治上遭到反制，在道义上也为很多士大夫所不齿。汪康年一边利用大家对他道义上的同情制造舆论，一边借助张之洞之力，得到上谕允许“时务”改为“昌言”，作为商业报纸继续出版。这样一来实际上是只留了《时务报》的空名给康有为，而且汪康年还将此事登报声明，这使康有为和梁启超一时颜面尽失。

康有为不知此事内情，还致电张之洞、刘一坤等要员，怒斥汪康年不配合督办意欲抗旨，要求停办《昌言报》。

张之洞并没有正面处理这件事，而是将这件事的处理权交给了京师的孙家鼐。孙家鼐回电表示支持张之洞和汪康年，并且告知张之洞，所谓禁止《昌言报》出版发行的消息，是康有为故意散布的，京师并无查办之意。孙家鼐这样的回复将康有为置于了更为尴尬的境地。

刘一坤收到康有为电文之后，详查始末，并将汪康年所述的《时务报》创办事宜及其与康、梁交恶的过程上奏。8月22日，皇上下旨命钦差大臣黄遵宪查明此事。黄遵宪是当时的创办人之一，声称时务报并非汪一人之力，系五人合办。梁启超乘势笔伐，声明自己不仅是当时的创办人之一，而且在创办之初，报馆利用了强学会的余款，所以汪康年无权大包大揽将报社视为己有，这才为康有为挽回了面子。

此时的康有为一方面在政治层面对汪康年继续施压，另一方面从经济上争取朝廷更多的支持。他开口大要经费并且建议公费订阅，想要在经济上为难孙家鼐。再次出乎康有为意料的是，孙家鼐将康有为的请求原文上呈，并欣然建议朝廷速速拨款。孙家鼐显然是将排挤康有为的政治目标放在了第一位，根本没有把经济问题放在眼里。

事已至此，康有为应该离京南下，但或许是对京师这个政治中心还心存留恋，康有为又转而以交接不顺为由，建议孙家鼐在京师另行重组官报局。一意排挤康有为的孙家鼐不但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还利用朝廷向康有为施压。9月17日，康有为收到责令其“速往上海，不得借故迁延观望”的谕旨，关于《时务报》的人事纷争至此方无翻覆的余地。

《时务报》的人事纷争，不仅造成了维新阵营的内耗，而且使康、梁的政治信用急剧下降，这似乎也为维新变法的最终失败埋下了另一道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