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面见圣主进忠言——维新伊始的破格召见

历史纵有必然之趋势也总需要某些偶然的因素来促成。如果说大变革是中国摆脱内忧外患局面的必然选择的话，那么恭亲王奕讠斤病逝则为这场改革的真正到来提供了绝佳的时机。

1898年5月29日，皇叔奕讠斤卧病两个月之后辞世于恭王府。恭亲王在原有的清王朝政治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政随人亡又是中国王朝政治千百年来的规律。康有为凭借他的政治敏感，立即采取行动。他首先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通过帝师翁同騄促使皇上利用恭亲王去世后的权力真空从速变法，以通过变法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又紧锣密鼓地通过代拟奏章等方式以多方名义催促皇上变法之事需趁势而行，不宜久拖。6月1日，康有为代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上折；6月8日，代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折；6月17日，代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上书。上书中言辞恳切，以为外辱方深，国是未定，守旧开新，两无所据，建议皇上“速奋乾断”，以救艰危。

奕讠斤逝世后的几日，光绪与慈禧一面安排皇叔的后事，一面也在谋划变革事宜。6月10日，光绪在向慈禧请安后宣布了几项人事调整，提升荣禄、刚毅、崇礼等皇族成员。这事实上有一定的权力改组意味。改组的第二天，光绪颁布了《明定国是诏》。该诏的颁布一般被看做是维新变法的开端。诏书中指出，议论纷纭，空言无补，国是不定，号令不一，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儒学之积弊，于时政毫无裨益。号召国人宜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方近代学术之有切于中国时务者，掌握西学精髓及其真精神。认为要学习西学精髓创建京师大学堂为最亟要务。这份诏书虽然表明了皇上变法自强的决心，但是跟康有为的改革设想相去甚远，除了创办京师大学堂之外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革内容，看上去更像是一纸决心书。

国是诏中京师大学堂的设立不仅关乎教育，也是人才选拔上突破科举局限的第一步，诏书规定凡主持新务的官员必须经过京师大学堂的培训。6月13日，皇上读到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委任》折。折中保奏“通达时务人才”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等人。这份保奏折可谓对康有为参与维新变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光绪终于亲自召见了康有为，使得康有为有机会在皇上面前直接陈述自己的变法主张，这次召见也是康有为坚定其改革信心和鼓励其追随者的重要资本。而另一方面，这份保奏书似乎也为后来康有为的失败埋下了祸根，因为不久就有消息传出，徐致靖的保奏折事实上是康有为、梁启超代拟的自保书，康有为利用与湖南学政徐仁铸的关系，请徐以其父徐致靖的名义上奏。改革伊始，维新思想的领军人物就留下了政治操守值得怀疑的话柄，无疑给本来就阻力重重的变法改革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康有为正式被光绪帝召见是在6月16日。就在这前一天，原来极力举荐过康有为的帝师翁同騄的政治生涯随着一道“开缺回籍，以示保全”的谕旨戛然而止。据后来康、梁之说，是后党和皇党权力争夺中太后欲斩断皇上的左膀右臂而为之。而我们似乎也可以认为是皇上听取了恭亲王临终前对朝野人物的分析，认为汉臣翁同騄一旦与政治新锐联手，权势恐超出朝廷的控制范围。所以皇上在召见康有为之前忍痛革了翁同騄的职。历史总是隐隐绰绰，令人很难一眼看清它的庐山真面目。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断言即是妄言，也或许本来就纠结交错，各方面因素兼而有之。果是如康、梁所言的话，则皇上失去了重要的政治砝码，于变法不利；果是遵奕讠斤叮嘱的话，康有为失去了重要的政治砝码，亦于变法不利。这可能也是后来我们看到的戊戌变法中维新派无可赖之权，宫廷政变之时光绪无自保之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16日的清晨康有为在等候皇上召见时遇到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荣禄。作为为清朝统治计的皇族大臣，其立场与康有为不同，政见不合在所难免。荣禄得知皇上要亲自召见康有为，便问：“以子？？之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康有为改革的信念坚如磐石，回答道：“非变法不可。”

荣禄也依然保持着自己固有的论调：“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

或许是在康有为看来皇上明令改革的国是诏已下，变法便有了可以仰赖的皇权，也或许是荣禄挑衅的神情和口气激怒了康有为，他出言不逊地回击道：“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则新法行矣！”

康有为这样忿恨的态度无疑又一次得罪了荣大人。

皇上先问及康有为的年事和出身，康有为据实以对，话锋一转，论及时局，再次强调大清王朝的处境是列强环视，危在旦夕。

光绪帝也深知时局艰危新法难推，遂道：“皆守旧者致之耳。”

皇上此言一出，康有为大为感动：“皇上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在此，既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变法与维新不能自强。”在皇上表示今日诚非变法不可之后，康有为接着说：“近岁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康有为还以大厦将倾为喻来陈述变法自当全变的道理。

听完康有为一番慷慨陈词，皇上深以为然，认为康有为的想法很有条理。康有为甚是急切地顺势问道：“何以久拖不决？”

据后来康有为的记载，当时皇上神色略显慌张，环顾四周方才叹气道：“奈掣肘何？”

康有为似乎能感觉到皇上背后更大的权威，但是当时他对形势估计不足，对皇上所言的“掣肘”究竟指什么也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心领神会，所以才会轻言：“以皇上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唯方今大臣皆老耆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故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鱼。”

对他这一番话皇上默然沉思，就国中之事而言，康有为算是深谙时局，但是对朝中之事而言，康有为却只能算是个边缘人。我们猜想他并不能真正理解皇上最切身的困扰。政治本身就是一种相互制衡，即使对皇上而言也不例外。康有为这个并没有真正纳入官僚体制中的改革家当然可以高谈阔论他的理论和主张，但是言翻空而易论，事征实而难行，康有为可以空谈，光绪帝必须步步落实。依靠谁？满汉的民族问题首先就是一个难题。重用汉人，前朝并非没有先例，但是大变革的非常时期，局势是否能够完全控制？若有闪失，祖宗江山断送。拔擢满洲权贵，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势必以关乎己运的王朝利益为先而反对彻底的变革，则新法难行，国不能强。朝野的民主问题又是一个难题，起用新人，变法无可恃之实权；仰赖旧臣，深陷在官僚体制中的人很难有在野派的改革锐气。权力是人的网络，有权力的人必然是网络中的某个节点，可以利用这个网络，也被网络牵绊着。

良久之后皇上说：国事全误于守旧诸臣之手，朕岂不知？但朕之权不能去之，且盈廷皆是，势难尽去，当奈之何？

康有为略收了一下自己的锋芒说：“并非尽然，诸大臣年事已高，又身兼数差，新务不通，故不知所措。变法欲行，宜举新人，变法之事宜皇上宜逐一明诏以绝纷争。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唯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唯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彼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即皇上果有黜陟之全权，而待此辈之大臣，亦只当如日本待藩侯故事，设为华族立五等之爵以处之，厚禄以养之而已，不必尽去之也。”

康有为在此方面表现了他用新而不弃旧的人事折中建议，较得皇上赏识。

在建议皇上宜尽早下“罪己诏”之后康有为又谈到了开民智，认为今日中国之患在民智不开，甲午战败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极言八股之害。

皇上点头称是。

康有为顺势说：“皇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

光绪帝当即表示可以。

康有为又怕皇上的应诺会因众大臣的阻挠而不能付诸行动，所以接着说：“皇上既以为可废，请自下明诏，勿交部议，部臣必驳矣。”

光绪帝表示同意。

这件事可能是康有为这次面见皇上最直接的收获。自隋唐以来在中国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到后期已经严重阻碍了人才的选拔，康有为年轻的时候就对这种如同女人裹脚一样，束缚住读书人心智的考试深恶痛绝。在废除科举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上他确实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谈话接近尾声时，正如西花厅问话时翁同騄最关心财政问题一样，皇上也迫切地想要知道解决国库空虚的良方。因为钱饷的问题一旦存在就显得尤为迫切，而且它会滋生很多其他问题。康有为略谈西方国家的税制、币制之后，又谈到了内政上，认为政治上有办法，其余困难都会迎刃而解。这显然有点儿空泛，不能解皇上燃眉之急，有论虚而不务实之嫌，而且康有为此次所谈的问题没有超出他之前上书的内容，甚至还没有上书中的表述更有条理，此外据说当时还有方言问题也成为康有为和光绪帝交谈的障碍，两人的沟通似乎不是特别顺畅，所以康有为并没有因为面见而在皇上那里得到更多的好感。

一个多小时的面谈结束后，皇上召集李鸿章、廖寿恒、刚毅等臣僚讨论康有为的任用问题，最后决定任命其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章京”是满语译音，在这里指的是总理衙门内一个相当于今日科处级的普通官员。区区一个章京上行走，有意辅佐维新大业的康有为对这样的安排不甚满意。梁启超得知这一结果之后，也愤愤不平地表示对一个主导维新的关键人物做这样的人事安排非常的荒唐。可是康有为等人认为皇上既然已经亲自召见，就说明他是有意要重用康有为。据此他们推测，这样的决定不是出于皇上的本意，而是为西太后所牵制。而西太后在光绪帝召见康有为的前夕确实将二品朝臣的任命权收归己有，因为此前与康有为关系十分密切的言官徐致靖曾上折保奏康有为为光绪帝的变法顾问。当时维新大业刚刚开局，支持改革的翁同騄又开缺回籍，皇上极需要新的膀臂来辅助自己，因此在这个时候他重用康有为是极有可能的事情。慈禧太后事先得到了消息，她自然不会留下余地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她提前作出了决定，称日后补授重要官职须征得她的同意。因此康、梁的推断就不能说是没有道理。在维新刚刚开始的时候，太后在维新派的心目中就已经留下了顽固保守、阻挠新政的印象，难怪后来康梁派的著述始终是坚持帝党后党之争的说法。后来同僚以实情相告，更证实了康有为的这一推断，荣禄先在皇上面前参劾康有为，然后又串联刚毅在皇上要重用康有为的问题上万万不能同意，一定要给他来个下马威，挫挫新党的锐气。所以皇上召集军机大臣商议该如何安排康有为时，虽然廖寿恒想要举荐康有为做五品卿，但是刚毅发表意见在先，要给康有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官职，以此羞辱刚刚要正式踏入官场的康有为。

不过后来在21日刚毅转递康有为的谢恩折时，皇上说：“何必代递？此后康有为有折，可直接呈递。”这样康有为就有了直接报送专折的特权，关于康有为的任用问题得到了些许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