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舌战群儒西花厅——胶州湾事件后的政治生涯大转折

1897年6月，康有为从桂林回到广东继续讲学，这时新风气已经渐渐形成，贤者云集，昼夜讲谈，康有为体会到了其中的乐趣。也正是在这一年，他新纳了一房小妾，心态稍有变化，决心退出政治，建一处惬意的住所教书隐此生涯。但是房子刚刚建成还未及入住即被查抄，这使康有为不禁发出了“人生原逆旅，我身非我有”的感慨，一生曾为自己经营布置，刚有心想为自己平静的生活作些打算，却发现又是徒劳一场，这或许就是天命，他注定要为多灾多难的中国奔走一生，不能歇脚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康有为以中国“人满为患”，“乱离迫至”而萌发了移民的设想。而当时的情况是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是禁止华人移民的，经过一番考察，他认为巴西的纬度和我们相近，又有亚马孙河横贯，是一片富饶的土地。地域广阔、人口稀少，是中国人移民的好去处。早在公车上书失败后，康有为就一度有移民巴西的设想，他曾经跟陈次亮说：“君维持旧国，吾开辟新国”。这实际上也是他探索救国道路的一种新的构想，但是当时只是口头上的表示，并没有付诸实际行动。可是现如今，割地赔款之事过去已经两年了，朝廷没有任何奋起雪耻的迹象，反而是变本加厉地打压维新言论。基于这种情况，康有为再次满怀担忧地为亡国的结局作打算。如果国家注定灭亡的话，如何保全我们的种族就成了急需要谋划的事情。此前康有为从葡萄牙人和曾经到过巴西的人那里得知，巴西很愿意与中国通商并希望招募华工，所以他想将巴西作为移民保种的基地。经过一番联络，康有为从港澳地区争取到一批愿意做这件事的商人，何穗田也对这件事作了详细的规划，决定协助雇船招商。有了这些前期工作以后，康有为打算到京城再争取一些政治力量来运作这件事。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胶州湾事件，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康有为的担心是正确无疑的。

1895年，《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阻断了沙俄侵吞中国的通道，侵害到了它的利益，所以俄国积极联络德、法共同采取行动，强硬干涉，使清政府最终以三千万两白银赎回了辽东半岛。三国干涉还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国主权上的损失，朝廷中也有一些重臣力主亲俄。可是此后三国因为觉得在还辽一事上有功，便以恩人自居，一度在这里谋求本国利益。1897年11月，德国更是以两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一事为借口，出兵强占了胶州湾。此时的俄国与德国实际上是共谋，俄支持德占领胶州湾，德国承认中国东北是俄国的独占区。列强这种肮脏的行径不仅使自身在华利益急剧膨胀，还引发了诸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由胶州湾事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使得甲午赔款尚未偿清的清政府陷入深深的外交危机之中，更使一批志士再次痛感国势之危。早已在为亡国作着移民准备的康有为透过胶州湾这一具体事件直指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并以“列强计谋得逞，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的危言警示清廷诸公。与总理衙门通过外交周旋处理胶州湾问题的思路不同，康有为痛感“国是未定，士气不昌，外交不亲，内治不举，所闻日孤，有援难恃”是中国陷入外交被动的内在原因，他认为要破解中国的外交难题必须从内政着手，变法自强才能与西方国家处于平等的地位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康有为据此写成《上清帝第五书》，极陈国势危急，冒死谏言从速变法。

具呈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外衅危迫，分割？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呈请代奏事。窃自马江败后，法人据越南，职于此时隐忧时事，妄有条陈，发俄日之谋，指朝鲜之患，以为若不及时图治，数年之后，四邻交逼，不能立国。已而东师大辱，遂有割台赔款之事，于是外国蔑视，海内离心，职忧愤迫切，谬陈大计。及时变法，图保疆圉，妄谓及今为之，犹可补牢。如再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时机，则外患内讧，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致。后欲悔改，不可收拾，虽有善者，无如之何？危言狂论，冒犯刑诛，荷蒙皇上天地之量，？采刍荛，下疆臣施行，以图卧薪尝胆之治，职诚感激圣明，续有陈论，格未得达。旋即告归，去国二年，侧望新政。而泄沓如故，坐以待亡，土室抚膺，闭门泣血。顷果有德人强据胶州之事，要索条款，外廷虽不得其详，职从海上来，阅外国报……闻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海内惊惶，乱民蠢动。职诚不料昔时忧危之论，仓猝遽验于目前，更不料盈廷缄默之风，沉痼更深于昔日。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恐惧回惶，不知死所。用敢万里浮海，再诣阙廷，竭尽愚诚，唯皇上自垂览而采择焉。

这一段文字不仅剖析了中国所面临的真正危机，也多少有一些对先前自己的言论不被重视的怨念。早在1888年康有为就已经看透了列强的阴谋，但是他椎心泣血的呼号不仅被阻隔未达上闻，而且还以狂生见斥，被守旧大臣们排挤。正所谓先知有悲怆，大凡走在最前面的人不仅因为视野更开阔更清醒而要承受比别人更多的精神上的苦恼，而且很难在当下得到理解。而此后数年间的事实，使他之前的言论陆续得到印证。康有为在政治上最广为人知的是公车上书和后来昙花一现的维新变法，但是事实上胶州湾事件为康有为政治生涯的转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戊戌履霜录》中曾记载康有为听到胶州湾事件以后抚掌称快，感叹“吾道行矣”。国难当头而抚掌称快，这样的记载或许有变法失败后为新党构罪的嫌疑，然而“昔时忧危之论，仓猝遽验于目前”的确在康有为的政治命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略论自己的忧危之言绝非妄论之后，康有为紧接着分析了此数年间列强未群起而瓜分中国的原因，是它们忙于瓜分非洲。现在非洲已经瓜分完毕，而甲午惨败使列强更加蔑视清朝，因此“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报章论议，公托义声，其分割之图，传遍大地，擘画详明，绝无隐晦”。

“俄德法何事而订密约，英日何事而订深交。土希之役，诸国何以惜兵力而不用，战舰之数，诸国何以竞厚兵而相持，号于众曰：保欧洲太平，则其移毒于亚洲可知，文其言曰：保教保商，则其垂涎于地利可想。英国《泰晤士报》论德国胶事，处置中国，极其得宜。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警乃其借端……二万万膏腴之地，四万万秀淑之民，诸国耽耽，朵颐已久，慢藏诲盗，陈之交衢，主者屡经抢掠，高卧不醒，守者袖手熟视，若病青狂，唾手可得，俯拾即是。如蚁慕膻，闻风并至。失鹿共逐，抚掌欢呼。其始壮夫动其食指，其后老稚亦分杯羹。诸国咸来，并思一脔，昔者安南之役，十年乃有东事，割台之后，两载遂有胶州。中间东三省龙州之铁路，滇粤之矿，土司野人山之边疆尚不计矣。自尔之后，赴机愈急，蓄势益紧，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教堂遍地，无刻不可启衅，矿产遍地，无处不可要求，骨肉有限，剥削无已，且铁路与人，南北之咽喉已绝，疆臣斥逐，用人之大权亦失。浸假如埃及之管其户部，如土耳其之柄其国政，枢垣总署，彼皆可派其国人，公卿督抚，彼且将致其死命。”

在康有为看来，胶州湾事件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导火索，就事论事是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的，必须迅速变法摆脱积贫积弱的危亡局面才能有补于时局。至于如何变法，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上中下三策。

上策：取法俄、日以定国是，铲除旧制度根基，建立君主立宪体制。

中策：大集群才而谋变政。

下策：中央政府拱手无为，听任疆臣各自变法。

并且他还对三策的效果做了具体的分析，认为实行上策，国家可以富强；能行中策，中国还可以维持积弱的局面；仅行下策，大清王朝则不至于尽亡。弱国坐以待毙，丝毫没有举动，那么只能为人鱼肉。

康有为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上达天听。可是按照清廷的规定，呈递上书是有一定规则的，不能越级言事。康有为1895年被任命为工部主事，虽未正式供职，但他的奏章应该以工部名义转递上呈。而当时的工部尚书认为康有为言辞过激，夸大了胶州湾事件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恐偏安不可得”等语有犯上嫌疑，所以并不愿转递。

接着康有为又将上书分抄了几份，交给杨锐、王鹏运、高燮曾等人代为上奏。还跟曾习经约定一起上都察院上递奏章。在上奏之前他们先找了左都御史徐树铭，徐虽然思想比较守旧，但是很能礼贤下士，看到康有为一番忧国忧民的言论后，他还是决定代为递奏。侍郎李端看到康有为的奏章后，感慨思愤，一度想动员九卿联名上书，可是没有人响应。

这件事对康有为的打击比较大，先背甲午之辱，又遭德俄刁难，而自己的上书仍然横遭阻隔，他有些心灰意冷，下定了决心要离京南返回乡。康有为去拜见过翁同騄以后，写了一封书信告知离京的打算。

康有为此次本是为巴西移民一事进京的，他找李鸿章将此事议定以后，已是天寒地冻之时，河道马上就要结冰了。康有为决计南归，可是就在行李已经上车之时，翁同騄前来将他挽留了下来。第二天，给事中高燮曾上奏皇帝，请求召见康有为，并赐官衔令他出洋考察。帝师翁同騄也在皇上面前极力推荐康有为，所以光绪帝欣然有召见之意，但是恭亲王奕讠斤却认为康有为的级别太低，皇上不宜面见，翁同騄虽极力争取，但是清朝确有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不得召见。光绪帝虽欲详闻变法事宜，但是旧制难违，也只好命总理衙门的大臣们代为问话。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被宣致总理衙门，请进西花厅问话。时年四十、进士出身的康有为面对的是位高权重的清廷重臣：李鸿章（清廷中汉大臣的最高代表）、翁同騄（两代帝师）、荣禄（满族权贵的重要代表、兵部尚书）、廖寿恒（礼部、刑部尚书）和张荫桓。

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奉旨关于变法事宜的问讯，但是双方不同的背景和政治立场决定了这必然会是一场激烈的交锋。

首先发难的是荣禄，他搬出祖宗质疑变法，定下顽固的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康有为胆识过人，有备而来，针锋相对地驳斥道：“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保，而法如何不变？西花厅时为总理衙门，亦非祖宗之法所有。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诚非得已，乃中国精神之日日新日又新矣！”其气贯长虹、直中肯綮的言辞非有大改革家的乾坤之志和大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不可得。位高权重的荣中堂被这位南海狂生驳斥得哑口无言。树大招风，气盛致敌，当日不留情面的交锋是否也为日后的政治变故埋下了伏笔？

“既然法必变无疑，那么该从何着手？”廖寿恒的发问虽然已经进入了变法的议题，但是变法如开刀，不痛不痒就难以见效，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轻松。康有为寥寥数语道：“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法律官制的动摇会导致官场大洗牌，康有为身为一个没有正式任职的小吏，事实上算是一个政治边缘人，在总理衙门出此狂言，立即招来李鸿章的质问：“难道六部尽撤，则例尽废？”康有为正色道：“当世之时，各国并立，原非天朝上国政体，然中国法制官制皆过去一统时代之旧制。旧制、旧规、旧律不变，新政则难推行。非一时尽废，但需斟酌改定。”

李鸿章虽然经过甲午战败之后在朝中的势力有所下降，但是毕竟是曾国藩之后汉大臣中最有影响力的。康有为这样触动根基的言论无疑会使众大臣心生不安和恼怒，问话似乎陷入了僵局。

这时身为两朝帝师兼户部尚书的翁同騄将问题转移到了如何筹措银两以缓解赔款后的财政危机上。这是朝中眼下最具体的棘手问题，也是主管财政的户部尚书翁同騄最关心的问题。康有为的对策依然是取法西洋，他谈到了日本的银行体制和货币制度，法国的印花税和印度的田税等一系列值得借鉴的措施。

或许是当时力主一次偿清《马关条约》赔款以减少利息的翁同騄被财政危机和由借款而生的外交危机困得太深，急需新鲜的空气来换气喘息，康有为取法西洋的这些措施深得老先生的赏识。

西花厅问话是一次精彩的思想辩论，让我们领略到一百多年前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新锐康有为的睿智和胆识。同时这次问话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首先，清廷一贯就有士人不得干政的禁令，而康有为从第一次布衣身份上书失败，历经近十年的时间，终于获得了一个陈述自己变法主张的机会。这是总理衙门成立三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次召见本身就是维新主张的一次极大的胜利。而他在这次问话中陈述的变法思想得到了翁同騄等人的赏识，拉近了他与政治高层的距离，也是康有为作为政治边缘势力的改革观点与高层酝酿已久的改革风潮汇合的绝佳契机。

但遗憾的是关于西花厅问话的官方实录并没有被发现，所以当时的情景只能是从当事人的回忆和一些零散的资料中得出。所以这场从下午三点持续到天黑的问话中一定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但我们却无从知晓。

问话到天色将晚才结束，荣禄先行离开。这次谈话恭亲王和庆亲王都没有到场，第二天皇上召见宰辅重臣，翁同騄不仅汇报了问话的情况，而且还郑重地向皇上举荐这位官场新人，说：“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皇上可举国以听，自此倾心向用矣。”皇上听完老师的一席话，再次决定召见康有为。恭亲王奕讠斤却仍然认为不妥，建议皇上先让康有为递送其著作，了解其变法思想始末再做进一步安排。于是被扣押了很长时间的《上清帝第五书》终于如康有为所愿上达天听。据说光绪看完之后，肃然动容，指着篇中“不忍见煤山前事”等语对军机大臣们说：“非忠肝义胆、不顾生死之人，安敢以此直陈于朕前乎？”叹息良久，又感慨康有为奏折于上一年的十一月上于工部，半年之后才得亲览，于是命总署诸臣，以后康有为如有条陈，即日呈送，勿许阻格。不久之后康有为呈送了他的《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以及后来被称为《应诏统筹全局折》的奏章。

康有为步入官场，与政治高层的直接交锋是在尽心竭力地拉动中国大变革的序幕，改革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他都注定会成为一个新舞台上的主角，唱响中国历史上的某一折。这一折始于皇帝的隆恩，破格的问话使光绪帝成了康有为心中的“旷世圣主”，这给了康有为一种飘飘然的错觉，他认为皇室是一股坚实可信赖的力量，这无疑使维新派的一切运动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依赖高层的软弱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维新派的这次胜利是一次暗含了失败因素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