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咸思自愤保国会——保国、保种、保教的努力

胶州湾事件后，京师人心惶惶，都担心瓜分之祸会真的发生，但是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努力。有感于此，于是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又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1897年年底，他发扬先前强学会的讲求之风，与广东同乡在南海会馆集会，成立粤学会，当时有二十多人参加。康有为意识到各会馆都是京官聚集的地方，而且又有同乡之谊，比较容易团结起来。康有为想要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引导其行学会之事。于是康有为交给御史陈其璋一份上书，建议将总署同文馆里的各种书籍颁发到各省会馆，以供他们讲求学习。

后来在康有为的倡导下，以地域关系为纽带的政治性学会纷纷在各大会馆成立，有杨锐成立的蜀学会、林旭组织的闽学会、杨深秀组织的陕学会、宋伯鲁组织的关学会等。随着各地学会声势的不断扩大，维新变法的呼声越来越响亮，康梁维新派希望能趁势将群言倡变的局面继续推向高潮。这时正好又临近会试考期，各省举人云集北京，康有为觉得，《马关条约》签订割台之耻辱尚未雪耻，今又有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卫相继割弃之事，士人心中当是愤懑难平，因此可借机“成一大会，以伸国愤”，使“爱国之忱，当为天下所共与”。这时恰好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也有会合在京应试举人开会的主张，于是，康有为邀请御史李盛铎出面，联合了一些官员和举子于1898年4月12日在北京成立保国会。

梁启超曾经对保国会的成立作出过极高的评价，他说“盖自明徐华亭集士大夫数千人，讲学于灵济宫，至今三百年，未有聚大众于辇毂为大会者，此会实继之”。他认为这样大规模的在京城组织学会具有开创意义。

关于保国会成立的背景、原因，学会的宗旨、组织等，《保国会章程》中都有详细的规定。章程开篇提到保国会成立的背景和目的：该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法，故开本会，“以冀保全”，即名为“保国会”。除了要保卫日益受到侵蚀的国土以外，早在中法战争爆发之后，康有为就认识到西方扩张的威胁不仅存在于社会政治方面，而且也存在于文化和宗教方面。中国正在因为受到基督教的吞没而面临儒家传统精神的丧失，因此保教与保国同样重要，所以保国会的宗旨为“保国、保种、保教”，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章程还规定，在北京和上海设立总会，各省、府、县设立分会，意在合群策、群智、群力，发愤救亡，推动维新运动。会中由公选之总理及值理主持会务。又规定了总会和分会的组织、权限、工作人员职责、入会手续、会员权利和义务等项。

康有为在胶州湾事件以后成立学会的初衷是“欲续强学会之旧”，它们爱国救亡的性质是一脉相承的，可是保国会和强学会相比，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明显的不同点。首先，从学会名称和宗旨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强学会是求自强以御辱，而保国是保国不亡种不灭。胶州湾事件以后，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狂潮已经使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的局势危在旦夕。保国会成立时的背景更加的危急，所以它们的宗旨听起来更加的激进。另外，从学会开始时的人员组成来看，强学会不但有很多的官员加入，还纷纷捐款捐物，可是保国会从开明官僚那里得到的支持就相当有限了。这跟政治体系中官员的自保情绪有关，保国会激进的口号使有官位的人望而生畏。与此紧密相关的另一个不同点自然就是保国会比强学会遇到更大的阻力。

3月27日，保国会在北京南横街粤东会馆第一次集会，出席这次集会的人以各省举人为主。康有为登台演说，痛陈中国所面临的民族灾难。他说“中国四万万人有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任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而近两个月来，中国失地失权之事又二十起，长此以往，中国面临的也将是像波兰、印度那样的亡国结局。分析导致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原因时，康有为认为“今日之责不在上而在下，责我士大夫义愤不振之人”。康有为以“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号召大家齐心奋进，并且满怀信心地说：“若四万万人齐心思愤，则必大有可为，中国何患不能救！”康有为讲演时，声气激昂，座中不少人都被感动得落泪。

此外，康有为还亲自做《保国会序》，在序言中他大声疾呼：欲保国，四万万人民需“合群以救之”，“激耻以振之”，“厉愤气以张之”。

保国会成立后，梁启超也慷慨为文，在《京中士大夫开保国会》中写道，“吾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辈以此相约：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同此义者，皆为同志。”这种大义当先的号召很有力量。

三月初二，保国会又在崧筠草堂举行第二次集会。梁启超在演说词中历述国家危亡在即，局势紧迫，强调必须“合群策以讨论之”，“合群智以讲求之”，“合群力以分任之”，还指出了中国当时的症结，是“外感耳，病噎隔耳”，并就此开出了良方“四万万人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待行之事”。中国人历来都能在外辱当前时表现出非常伟大的民族凝聚力。康、梁一次次的精彩论述、慷慨陈词，在凝聚人心方面发挥了巨大优势。

不久后，保国会在贵州会馆举行的第三次集会，是它的最后一次集会。在康梁奔走演说的同时，舆论界也在助推维新之势。天津的《国闻报》等重要报刊纷纷刊载保国会的活动，以及康梁的演讲词，使创建学会渐成风气。保国会成立后，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先后在北京成立，均为御侮救亡的爱国团体。

保国会的影响很快波及全国，这种势头引起封建顽固势力的仇视和惊慌。鉴于此前强学会被查封的先例，有人替康有为担心而前来劝告，可是康有为并没有太在意。但是很快保国会就因为康有为不按官场的规矩行事，得罪了京官而遇到了真正的麻烦。顽固派吏部主事洪嘉与是一个比较有心计，很会混官场的人，久居京城，其周围笼络了一批官员。胶州湾事件之后，听说康有为来到了京师，屈尊前去拜访了三次，可是很不巧，都没有见到。当时各省准备应考的举人云集京师，很多人纷纷前来拜访康有为，使他有些应接不暇，他竟然忘了洪的住址，便没有回访。京官来访不遇竟然没有回访，这件事让洪嘉与非常的恼火，觉得康有为目中无人，轻视他，于是他怂恿浙江人孙灏说：“如今有一些官员十分讨厌康有为，可是又不方便出面，如果你能站在官员的立场上代为打击保国会的嚣张气焰，那么将可以被保荐经济特科”。代朝臣攻击新党而满足一己私利，颇有赖气的孙灏很高兴地答应了。洪嘉与很快代孙草拟了《驳保国会章程》，对《章程》逐条驳诘，还大量印制广为散布，对康有为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竟诬称其想做“民主教皇”。这些驳诘之语在京师达官贵人之间纷纷传开，满族人不明外事，缺少对是非的判断能力，再加上很多人本来就有的守旧立场，他们很快相信了洪嘉与驳斥康有为的言论，一倡百和地纷纷加入攻击保国会的行列。御史潘庆澜上书以“聚众不道”之名弹劾保国会。此后不久福建道监察御史参劾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都是保国会的同党，说他们“包藏祸心，乘机煽惑，纠合下第举子，逞其簧鼓之言，巧立名目，以图耸听，冀博准办之谕旨，便可以此为揽权生事之计”，务必严禁，以绝后患。礼部尚书许应骙攻击康有为“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满贵荣禄更是对保国会充满了仇视，说满朝文武，即使是亡国也轮不到一个小小工部主事煽惑众人来保，康有为的这些做法是“僭越妄为，非杀不可”。

见保国会遭到如此严重的攻击，政治处境十分危险，保国会的另一位发起人御史李盛铎为了自保，也反过来参劾保国会，称康有为别有用心，要求解散保国会。这实际上是一种叛卖，军机大臣刚毅根据李盛铎的奏折，要求追查保国会会员，将其一网打尽。开明的光绪皇帝却说：“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可查究耶？”因为自总理衙门大臣的问话后，在翁同騄的极力推荐下，康有为已经获得了向皇帝进呈奏章的特权。早在保国会成立之前他就曾有专折上奏，讲明成立会党的好处，请求朝廷开社会局。而且在进呈《日本变政考》时，一并将《日本会党考》附上。对国外会党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并且看到了会党在开民智励士气方面的作用，所以皇上对保国会一事有自己的判断。从皇上开明的态度我们也可以看出保国会并没有对光绪帝构成多大的威胁，他对有爱国之心的士人是宽容和爱护的，而真正惧怕保国会的是那些承平无事的昏庸守旧的大臣。所以后来御史文悌再上书参劾康有为“名为保国，势必乱国”，“徒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时，光绪帝被他这样分割中国和大清，毫无逻辑可言的攻讦惹怒了，他痛斥文悌上此奏章是受人指使，不能胜任御史之职，下令革了他的职。在屡遭弹劾的风口浪尖上，光绪帝此举保护了保国会，但是文悌的一句“保中国不保大清”，将维新党置于清朝统治者的对立面。清朝开国之初经历过很长时间汉人反清复明斗争的满族人，尤其是朝廷中的守旧势力对这样的说法是非常敏感的，以至于后来戊戌政变发生时，文悌此言成了维新志士喋血的罪状之一。这是很荒谬的，对此梁启超发表自己的看法道：“夫人虽至愚，亦何至舍宗室满汉之数百士大夫与京师，而公然做叛逆之词，以不保大清告大众者”，保国会的章程也是人所共见的，居然能获此莫须有之罪，实在是“天下可怜可愤之事”。

保国会在光绪帝开明的政治态度下没有遭到查禁，但是遭到强大的顽固势力疯狂打压，加上会试结束以后落第举人返乡，保国会渐渐地自行解散。而再次陷入政治逆境中的康有为，宾客至交都避之不及，不再跟他往来。昔日学会兴盛时的络绎不绝与眼前的门可罗雀简直就像是两个世界，这可能是最让人感觉世态炎凉的事。当时皇上读完了《日本变政考》，大加赞赏，并催总署议复。但是康有为其时已经失望到了心灰，他以广东有很多学子等着他回去讲课为由，决意要回广东。

这个短命的组织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它浓郁的政治色彩和在舆论上所起到的合群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欲令天下人咸发愤国耻”的目的，使“风气益大开，士心亦加振厉，不可抑扼”。另外，因为参加保国会的应试举人来自全国各地，所以他们可以将维新精神带回到他们的家乡，使变法之声远播各省。因此在保国会解散以后，各省之士纷纷继起。由此看来，保国会的成立对维新变法的真正到来是功不可没的。

此外，在保国会期间，康有为还主导了一次以保教为主的上书。事情源于1898年农历正月初一，占领胶州湾后的德国人侵入山东即墨县文庙，肆意破坏孔子像。激起了当地读书人的极大愤慨，但是地方官畏惧洋兵，未上报此事。直到4月22日，赴京参加会试的山东举人、孔子后裔等数人上书都察院，此事才被披露出来。此事令前来应试的举人怒不可遏。

康梁闻讯后，立即着手组织各省举人上书都察院。在康有为的策划下，由他的弟子们向各省举人发出了《请联名上疏查办圣像被毁公启》。公启中强调了圣像被毁之事事关“吾教之盛衰，国之存亡”，号召各省公车到都察院请命政府与德国理论。公启中还尖锐地说道：如果有人不愿联名就是“自外衣冠之种族”。在这份富有号召力的公启的倡导下，京城又出现了车马塞途的请愿场面。康有为的弟子麦孟华、梁启超带领的广东八百三十一人联名呈奏：孔子“道参天地，德在生民”，使天下“人知君臣父子之纲，家知孝悌忠信之义”，皇上以年幼登基，只靠二三大臣辅佐，而得天下晏然、四海静谧是因为有孔子的君臣之义。眼下德国人公然毁坏圣像为的是试探我民心，如果我们士气不扬，无所举动，德国人恐怕就会进一步进行文化和宗教的侵略，若孔教亡，则中国也会很快灭亡。朝廷如果对德国人的暴行不作出应有的回应，就会使天下人心尽失。比之胶州湾事件“失一方之地”，这是“失天下之人心，失天下之圣教”的举动。因此康有为力主朝廷与德国进行严正的交涉，并勒令其赔偿。这反映了康有为“教乃立国之本”的思想，是他振兴孔教以挽救时局的重大举措。这次运动进一步促使真正的变法运动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