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涓涓漓水自生风——桂林讲学创办圣学会

生性喜好山水的康有为与钟灵毓秀的桂林有着不解之缘，桂林似乎是他在失意时韬光养晦的好去处。

早在1894年，他就应龙泽厚的邀请前往桂林讲学。当时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开馆讲学，宣扬新思想，同时还写了在经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的《新学伪经考》，指出古文经是汉代刘歆为统治阶级服务伪造的经书。此书所持的论点惊世骇俗，使康有为在学界顿时名声大振。伴随着这种名声而来的是正统的猛烈攻击。“今之以西学自炫者，绝无心得，不过借端牟利，借径弋名……今康有为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这已经是相当激烈的诘难之词，甚至有人攻击康有为是春秋时倡导异端邪说公然与孔子对抗的少正卯，要求查禁他的《新学伪经考》，并且禁止他的讲学活动。在种种压力之下，康有为在广东的讲学难以为继。

这一年参加科举考试名落孙山的康有为在政治上又遭到这样的打击，心中别是一番滋味。正在康有为处于这种失意难堪的状态时，恰巧在四川任知县的桂林人龙泽厚由四川返乡，途经广州，因久闻康有为学识渊博、提倡新学，所以特意前往拜见，还在万木草堂学习了一阵，于是对康有为愈加佩服。临行之时他跟康有为说桂林山水秀美，人文荟萃，风俗淳朴，如果康有为能前往桂林的话，自己必定会竭诚相待，他也可以借此机会到桂林讲学，以开广西的维新风气。康有为本就对山水很感兴趣，龙泽厚的热情延邀正合康有为的心意，于是他很快答应了。

1894年冬，康在龙泽厚的陪同下由广州乘船经水路到桂林，在龙泽厚的安排下，康有为在桂林叠彩山上的景风阁讲学。康有为虽然是受邀而来，可是当时在桂林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像龙泽厚一样欢迎康有为的到来，就连龙泽厚的父亲——经古书院院长，都不赞成康有为的学说。另外与经古书院齐名，以四大书院并称的孝廉、宣城、秀峰书院的山长对康有为的态度也并不完全相同，特别是秀峰书院院长曹训，虽是龙泽厚的岳父，但是对康有为颇为反感。龙泽厚觉得自己的丈人对自己请来的客人这么不客气不太合适，就有意要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可是他前往拜见岳父并婉言相劝时，曹训却恼怒地说：“我不愿意见这个人，这个人名为尊孔，实际上是蔑孔。孔子过去称素王，而康有为自号长素，难道他康有为的学问道德比孔子还要高吗？可见他实在是一个无法无天、离经叛道的人，这样的人会危害很深的，你们为什么要乐于和这样的人交往呢？”龙泽厚为康有为很是辩解了一番，甚至说得声泪俱下，可是曹训还是没有被说服，责备的话反而更严重。龙泽厚知道没有办法让岳父接受康有为，只好退去。当时桂林的守旧之风还是非常严重的，要在这里打开新学的局面，困难可想而知，康有为所受的冷遇也可想而知。但是或许是因为桂林景色绝佳，康有为似乎暂时忘却了种种失意和烦恼，他并没有十分介意这些清朝“翰林”的态度，素喜游览的他讲学之余就沉浸在桂林的名山秀水之中。

康有为在景风阁讲学的规则，是依照万木草堂的学规制定的，学纲仍然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项为标准，学习的目的仍然是以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文章之学四科为标准，讲学的内容是《春秋公羊传》，注重讲孔子改制，刘歆伪经通三统、张三世等微言大义及《礼记·礼运篇》大同的意义。并讲《荀子·非十二子篇》学术的派别，《庄子·天下篇》庄子的尊孔，《墨子》、《史记》、《宋元学案》等。尤注意讲中国学术的源流和政治革新的趋势与他本人所著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此外，康还著有《桂学答问》、《分月读书课程表》，指导阅读中西书籍的门径。受学的门人弟子，除听讲学和读《公羊传》外，并点读《资治通鉴》、《宋元学案》、《朱子语录》。还要依课程表选读，做札记或写疑义问难，由康解答。讲授时，听讲者即时笔录，并指定况仕任、龙应中两人编定送阅，批答后互相传观。当时的弟子除了广西讲学之事的发起者龙泽厚、龙应中、况仕任、赵懿年、龙朝辅之外，还有汪凤翔、龙焕纶、薛立之、薛佑之等二十多人，也算得上是小有规模了。

据康有为《我史》载，他此次在桂林待了四十多天，因事返回广州，临行前曾有诗：“兵甲满天下，苍生竟如何？蹉跎梦金马，感怆泣铜駞。避地梁鸿去，忧时杜牧多。只愁春色好，无计著烟萝。”这首诗深深烙写着他的一片救国热忱。

康有为第二次来桂林讲学是在1897年，当时京城强学会遭禁，这对康有为来说又是一个失意的时期。离京前他曾经伤感地赋诗《出都留别诸公》：“天龙做骑万灵从，独立飞来缥缈峰。怀抱芳馨兰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重。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锋。”他将无限的救国忧民之情寄托在诗中，同时也表示了自己心中有治国良方，可是中国的政治到处迷雾重重，非但没有他施展抱负的空间，守旧势力还在对他进行无情的打击，这不免让人心生凄怆寒凉之感。

经过公车上书之事后，中国各地方风气渐开。桂林的新思想的传播活动正是风生水起之时，于是康有为再次受邀前往讲学。他对维新事业的热心是纵使你负我千百回，只要有机会我依然是在所不辞，大概“有为”之人总是这样历经千险而不改其衷。康有为欣然前往，完全不顾严冬岁末的劳苦。可是桂林当地各种势力对康有为第二次来桂林讲学一事议论纷纷，态度并不统一，大致上可以分为支持派和反对派。

就支持康有为的一派来说，大部分人认为康有为作为一名新科主事，不愿在京供职，而是风尘仆仆地为新思想的传播而奔走，以学术唤起人心的努力感人至深。回广东万木草堂讲学不久，又在岁暮天寒之际，不辞劳苦来到广西，他的一片热心衷肠让人钦佩和感动。到桂林以后，他积极组织学会、办学报、开学堂，以激励士气，启发民智，培养人才，为救国图强而不懈地努力，这些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在支持的一派中不仅有道义上的支持，还有一些人极力从各方面赞助康有为所从事的事业。

就反对的一派而言，有人认为康有为表面上是尊孔，实际上是贬抑孔子；有人认为中国正值外国入侵之际，西方人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人，而康有为反而要学习他们，从民族情感上不能接受；还有一种并没有自己明确的立场和观点，只是出于明哲保身，认为康有为倡导的维新变法与朝廷旧有之法相抵触，恐祸及其身，所以不敢接近；还有的人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觉得康有为的学术不纯，不愿意接近。

虽然反对的势力依然存在，但是当时康有为已经是清朝的工部主事，因在京发起公车上书，名动一时。而且他到桂林时，广西巡抚等旧僚被参，主持事务的是康有为的旧交，局面跟第一次相比大不一样。当他重新到景风阁时，旧日门人弟子都前来拜见。所以这次康有为前往拜见各书院山长和各衙门官署的长官时，基本上也都受到了礼遇，讲学各事的开展还算顺利。

这个时候，弟子梁启超在湖南长沙和谭嗣同、黄遵宪、熊希龄组织了南学会，成立时务学堂，办有“湘报”（日刊）和“湘学报”（旬刊）宣传维新思想，影响很大。康有为此时对学会在开启民智方面的作用非常重视，所以他打算借着广西的一片大好形势在桂林组织“圣学会”，成立“广仁学堂”，办《广仁报》，来提倡新学，开通风气。他将这样的想法与入门弟子龙应中、龙泽厚、况仕任等人商量时，大家一致认为此事可行，而且表示事不宜迟，并很快分配了筹备责任。

自康有为在京师设立强学会以后，开设学会的风潮已经渐渐地扩展到地方。桂林是广西的省会，又是南方重镇，文化底蕴也颇为深厚，在康有为和弟子们的积极倡导下，再加上士大夫们的重视，开设学会的事进展比较顺利。

“圣学会”筹备组织期间，借用西华门爱经善堂。成立后，迁至依仁坊彭公祠，这里就成为圣学会聚众开会讲学的地方。除了以讲学开新风气之外，圣学会还捐助和购买了很多中西图书，供人阅览，使地方人士在科举还没有完全废除的情况下能接触到经世致用的学问，改变了原来只专注于八股的鄙陋学风。前来参加圣学会的人不仅有康有为第一次讲学时的弟子们，还有很多地方上的开明人士。有维新思想的人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时局，康有为的新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圣学会成立前夕，《知新报》上曾刊载《圣学开会》一文，文中称：“广西近日风气大开，皆由该省大吏士绅，踊跃提倡，于省中广仁善堂，开设圣学会崇奉孔子。会中拟购置图书，刊刻报纸，广设学堂，翻译西书各事。凡入会者，不论名位事业，皆以尊孔教救中国为宗旨，随时捐资，不计多少。定于三月七日开会，官绅士庶齐集行礼，极一时之盛，诚中国第一美举”，对圣学会成立一事给予了很高的赞扬。

在康有为的主张中，开设学会一直就是跟办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圣学会刚成立时，会章中就有与“刊布报纸”相关的规划，“乡先贤陈文恭公，劝士阅邸报以知时务，林文忠公常译《澳门报》，以知敌情。近日报馆林立，类皆取便雅俗，语涉繁芜，无关轻重，唯上海《时务报》、澳门《知新报》专录时务，兼译外洋新闻，凡于治术学术有关切要者，巨细毕登，诚臻美善。桂林僻远，尚无报馆，何以开耳目而增见识？今之刊报，专以讲明孔道，表彰实学，次及各省新闻，各国学政，而善堂美举，会中事务附焉”。于是圣学会就依据此条章的规定创办报刊，报社就设在圣学会里，经费由各方捐助。报刊定名《广仁报》，4月在桂林出版。每月出版三期，每期一册，内容分论说、时事新闻、地方要闻、中西译述、杂谈、短评等，多以宣扬外患日迫，国势日弱，必须马上变法维新以挽救中国局势为主。该报的主笔以及出版社内的具体事务负责人多是康有为的弟子。

在圣学会和《广仁报》的大力宣传下，讲求时事，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人越来越多，广西的风气出现了明显的改观，令人耳目一新，士气振奋。

康有为不仅是一个具有改革精神的思想家，更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教育家。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他将他的改革思想和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经过之前上书失败等活动意识到，通过教育以新思想启人，培养一批具有维新思想的追随者是大刀阔斧的改革推行的基础。所以圣学会还依据会章中“设立大义塾”的规定在圣学会内附设了广仁学堂，该学堂可以说是在康有为的请求下由官方出资筹建的，学堂的课程以经学为主，讲求义理经济，还聘请了通时人才作为教员，以培养学生的新思想。学堂的设立使桂林的新风气能够更长久地保持下去。

康有为喜欢讲求时事，同时他也热衷于对西方进步科技的探求和学习。一个夏天的傍晚，几名学生在康有为的住所向老师请教一些问题，没过多久就雷电交加，风雨马上就要到来，康有为突然兴致勃勃地带着他的学生拿着雨具，手持风灯，穿过风洞到望江亭上观赏雨景。一边看一边向学生讲解声光电原理，他还不无感慨地对自己的弟子说：“这些宇宙自然现象，西方人都悉心研究，于是形成了声学、光学、电学这样的科学，并且将这些知识运用于社会生活中，这是西方之所以文明昌盛的原因，我们也应该潜心研究这其中的道理啊。”弟子们听完康有为的话无不感慨。

康有为除了是一位颇具改革思想的政治家，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之外，还是一个很有情趣的人。他一向崇尚古代的礼节仪式，讲学之余，常常带着弟子们在风洞山后洞福庭学习“乡饮酒礼”、“投壶礼”以及“庚子拜经”等。有一天天非常冷，像快要下雪的样子，康有为讲完课以后，又带着弟子们到福庭依当地的饮酒礼投壶为乐，在此玩乐一番仍觉意犹未尽，就又带着弟子十多人穿过木龙洞，经虞山、过街市，到宝积山北的铁佛寺游览。这次游览中，康有为发现了寺后有一岩洞非常宽阔，此前没有人来过，于是题名为“康岩”。后来又在北郭发现一洞，题为“素洞”。康有为不仅喜欢游览，书法很好且旧学功底深厚，他还颇有名士题名赋诗的习惯。很多名胜古迹都留下了他的印记。

康有为先后两次来桂林讲学都有着同样的目的，即对学术的发扬与政治主张的宣传，他曾在景风阁悬挂“努力崇明德，随时爱景光”的对联来表明自己追求学问和致力于国是的心迹，勉励自己和学生。其实在康有为的诸多活动中，这两者很难说有明确的界线。他的学术思想带有很明显的经世致用的色彩和政治目的，而他的政治主张也不是凭空的号召，而是依托于一定的学术理论。他的学术和政治理想有着合二为一的归旨就是他的大同愿望。但是囿于现实情况，要实现这一目的不得不循次渐进。他的政治观点是着眼于民权的，但是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骤言民权不符合实际情况。于是类似日本的君主政体下的民权就成了他宣传的重点，所以他的桂林讲学跟万木草堂的开设一样，带有很强的扩充政治资本的意味。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就有育万木森森，为国家做栋梁之意。经过两次上书不达、强学会遭禁、自己被迫离京这一系列遭遇之后，康有为更加强烈地感觉到缺少政治势力的声援是自己政治道路上屡遭挫折的重要原因。当时南方的形势是康有为在广州讲学，梁启超等人在湖南主持新政。受到前去桂林讲学的邀请，康有为考虑到广东、广西、湖南三省毗邻，如果能连成一片作为维新思想兴起和传播的基地，气势自然会不同。而且公车上书时，广东省有八十八名举人签名，桂林有九十九，湖南则是全数参加。由此可见，这三省的人更具有爱国思变之心，应该积极地争取和联络，于是他来到了桂林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1月到桂林，3月成立圣学会，4月出版《广仁报》，5月开设广仁学堂，为政治改革积蓄力量的学会、报刊、学堂等诸事在广西开展得都很顺利，这又给了康有为致力改革的信心。他在京沪郁郁不得志，而在桂林山水间却寻找到了一片适合自己施展抱负的天地，这一方面源于康有为不懈的坚持，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当地开明人士的大力支持。圣学会起到了在广西开新风气的作用，同时也为其他各省作出了表率，成为各省思新求变效仿的榜样，对维新势力在南方的推广，圣学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是就在广西新学风生水起、形势一片大好时，康有为却不得不离开这里回到广东。弟子们前来为他饯行，康有为殷殷嘱咐弟子们：“为了尽快造就新人才以挽救危亡的局面，在短短的这几个月里我讲了很多东西，你们虽然只学了六个月，其实万木草堂学了三年的弟子们所学的也不过是这些东西。但是，我这段时间里所讲授的只不过是抛砖引玉，有如开门的钥匙而已，你们还要不断地扩充自己的知识，并且将所学的东西用到经世救国的事上，将这些学说发扬光大。我特意嘱咐你们这些，希望你们放在心上。”弟子们听完康有为的一番话非常感动，但是又无法挽留，无不表现得依依不舍、若有所失。康有为说道：“我也不忍心这么突然就离开，但是有紧要的事情，我不得不走。”于是第二天，康有为扬帆东下，他在桂林讲学的经历就此告一段落。

康有为离开了桂林，但是他所传播的新思想却长久地留了下来，甚至传播开去。“广西之士气民风，于焉大变”的评价毫不夸张地概括了康有为在桂林活动的影响。不仅如此，他圣学会的弟子们自康有为离开后，都依据自己所学的东西，将圣学会思想广泛地进行传播，大致情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桂林继续康有为所开创的事业，一种是回籍或者到别的地方开启风气。从弟子们的传承和发扬上来看，康有为的魅力和功绩尤为值得称道。此后，在维新运动中，康有为也多次获得广西人的支持，这与他在桂林开办圣学会的事迹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