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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认为我的个性并不适合我现在的职业。我理想的职业是一名记者，穿上随性的衣服，挎上照相机，一路走，一路想，一路拍，一路写，那是何等的潇洒惬意。但我最终阴差阳错地干了自己目前的工作，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喜怒哀乐的脸，写着枯燥乏味的公文。为了调剂自己的心情，工作之余就涂抹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也许是因为公务文字的僵化生硬，所以我业余写作的散文、随笔就更追求闲适柔美。对于小说，我一直不敢涉足，特别是长篇小说，一是不敢去写，二是也没有时间去写。不敢写是因为我觉得长篇小说这门艺术需要深刻的人生体验和宏大的构思叙事能力，还要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和在白纸黑字中创造人物形象的本事，而自己还不具备这些条件。没时间写是因为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工作在单位最繁忙的部门，尽管工作很紧张，也很辛苦，但那却是养家糊口的根本，自然怠慢不得。

当然，忙碌的工作并不能扼杀我追求自由的心灵，我把文学与艺术作为我的精神家园。我始终是一个流浪者，没日没夜的涂抹，过去用笔，现在用键盘。离开文学艺术，还有很多流浪的方法，可惜我不能同时选择。我必须明白，世界就是世界，人生就是人生，痛苦就是痛苦，无论我如何选择，属于自己命运中不可缺少的痛苦与孤寂永远不可能由别人替我承担，哪怕这个人可以为我牺牲一切。自己还是自己，别人还是别人，于是，我很想告诉别人一点什么。

为什么写这种东西？我无法回答。但我们所处的社会就是一个“官本位”意识异常浓烈的社会，中国社会中政治生活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力依然强大，中国社会还处于官文化向法制文化艰难过渡的时期。常常听有些人说，自己不接触政治，其实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中，政治离我们太近了。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政治载体，只是承载的内容和分量不同。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民众的生活姿态。一个地方政策的出台，一个领导的讲话，都可能引起社会的波动。老百姓看似与政治无关，其实是紧密相关。

我知道今日的文人有退有进，一面是退出宏大叙事退出公共领域，或高蹈或琐屑；一面是紧密联系权力与资本，或主流或小康，总之都已悠悠然后现代起来。我也知道有另一种写法，可以写得神秘写得纯粹。我不否认那样也能写出好小说，但我已没有那种心情。但倘若不写，自己又能干点什么呢？写作好像是一种逃避，装出一副认真的模样打发日子。写作也像是一种抗争，总和内心的自己打架，苦苦争辩。后来我想，就算是自说自话，这世上也多一种声音啊。

我能写什么呢？我只能写我熟悉的生活，我要告诉人们“我们”的生存状态。尽管我国的市场经济搞了多年，但民主建设的路途依然漫长，我们的官场不是简单的“清官”和“贪官”游戏的场所，我的小说不是仅仅要表现两种力量的斗争，最后看孰输孰赢。如果这样，我的小说就失去了与时代对话的渴望，失去了把握社会历史的能力，失去了道德担当的勇气，失去了应有的精神含量，失去了对这种关注作审美展开的耐心，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官场文学到今天，已经出现了模式化和自我重复。中国当代的政治生态是比较特殊的，它和西方的政治生态有相同的地方，更有不同的地方，政治生态的模式也是政治生态的核心。官场文学的模式化、自我重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官场生活的模式化。就拿中国的市县级官场来说，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西部地区还是东部地区，官员们的行为方式都是相似的，小到会议室，大到政府部门和干部存在的问题都惊人的相似。二是作家们本身对真实的官场并不了解，而是形而上地编故事，导致了自我重复。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人物常常会被划分为正反两面。正面人物的行为是大同小异的，超不出廉洁公正的范畴，容易弄成好人好事。反面人物总是贪婪丑恶的，什么正事都不会做。我们不能带着对官场先验的看法，以采集来的素材为写作资源，我们必须对官场的酸甜苦辣有深刻、痛切的感受。对我而言，官场已不只是生活，而是生涯；已不只是生活素材，早已成了人生经历和情感烙印。我们只有挺进人物的心灵深处，去触摸他灵魂的本质和颤动，再从民众、精英和社会的大视角上进行认真反刍、思考。我们必须面对真实的官场，对官场弊病既要鞭辟入里地透析，对其中的人物又要怀抱热切、善意的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单一和苍白。我们所面临的一个艰巨任务，即要从叙述方式、小说结构、内涵挖掘上狠下功夫，不能停留在对事件的简单描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