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术界研究成果

虽然西夏陵在中国，但俄、英、日等国均占有一定数量的西夏文物或文献，许多外国专家、学者对西夏文、史的研究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国外学者最感兴趣的是神秘的西夏文字。公元1898年，法国人德维利亚在考证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碑铭之后，方才判定居庸关六体石经中的不识文字为西夏国书，故西人始识西夏文字者，德维利亚称得上是“第一人”。公元1899年，法国人毛利瑟在北京得到西夏文《妙法莲华经》残卷，释读出一百多字，遂撰成《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初步成果》。可以说，德维利亚、毛利瑟是开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先驱。直到公元1908年、1909年两年间，俄国科兹洛夫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发掘出土大批西夏文献之后，俄国学者伊凤阁教授首先著文介绍夏汉对音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并在《帝俄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了《西夏语简介》的论文。一场轰轰烈烈的西夏学研究浪潮拉开了序幕。

自20世纪20年代起，又有一批苏联学者加入到研究西夏学的行列，主要有阿列克赛耶夫、龙果夫、聂历山等，成绩最为显著的是聂历山，他被认为是研究西夏学的真正奠基人。聂历山当时在日本，他通过伊凤阁、鄂登堡和阿列克赛耶夫等人，收集到大量西夏文材料，并对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发表了许多论著，有《介绍西夏字典》、《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西夏文般若经片断》、《于阗文智炬陀罗尼经片断》、《西夏语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可思议解说》等。回到苏联后，他更潜心于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并对馆藏西夏文进行编目。他的手稿到20世纪60年代被编辑成《西夏语文学》出版。至今，在西夏研究领域内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20世纪50年代末，又涌现出一批从事西夏研究的学者，主要有克恰诺夫、克平、缅什克夫、索夫罗诺夫、格勒克、卡津、捷伦捷也夫·卡坦斯基、鲁勃·列斯尼钦科等。其中，成果最为显著的学者当推克恰诺夫，他精通汉语，具有深厚的语言学功底，对西夏学研究有着很深的造诣，论著有《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要目》（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西夏语语音的研究》（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西夏史纲》（科学出版社，1968）、《西夏军事法典——1101到1113年的＜贞观玉镜统＞》（1972年）、《西夏法制史略》（1974年）、《12世纪西夏法典中异族与外国的规定》（1980年）、《西夏法典中反映的12至13世纪社会组织》（1981年）、《西夏国家的仓库管理者》（1982年）、《西夏国家的人民所有制》（科学出版社，1986）等。此外，他还发表了数十篇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军事、政治、地理、宗教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所涉猎的内容非常广泛。索夫罗诺夫的《西夏语文法》（科学出版社，1964）、克平的《西夏语形态学（词法）》、捷伦捷也夫·卡坦斯基的《西夏国的书籍业》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专著。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西夏学风靡世界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西夏学研究在俄国兴起，日本学者也不甘示弱，研究西夏学的学者纷至沓来，有石滨纯太郎、长部和雄、中岛敏、宫崎市定、小林照道、山本澄子、田村实造等。最具代表人物的是石滨纯太郎，被公认为日本现代西夏学的奠基人。作品有《西夏学小记》（1920年）、《西夏国名考补正》（1922年）、《西夏语译大藏经考》（1929年）、《西夏文八千颂般若经合璧考释》（1929年）、《于阗文智炬陀罗尼经片断》（1932年）、《西夏语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可思议解说》（1933年）等。他的论著主要以研究佛教经典和西夏文字为主。随后，有大量的西夏学专著和论文面世。长部和雄的《西夏纪年考》（1933年）；中岛敏的《围绕西羌族的宋夏战争》（1934年）、《关于西夏铜铁钱的铸造》（1935年）、《西夏政局的推移与文化》（1936年）；宫崎市定的《西夏兴起与青白盐问题》（1934年）、《宋与辽及西夏的关系》（1938年）；小林照道的《关于西夏佛教的研究》（1938年）；田村实造的《辽与西夏的政治关系》（1944年）；山本澄子的《关于唐代党项的移居》（1941年）、《五代宋初的党项族及其与西夏建国的关系》（1950年）；前田正名的《五代宋初“六谷”（即河西）地域结构论考》（1959年）、《河西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松田政一的《西夏故城哈拉浩特调查概况》（1950年）；桥本龙太郎的《掌中珠和西夏文、汉文对音研究的方法》（1961年）、《〈文海〉的“韵”之音韵结构》（1962年）、《关于文海的音韵组织——论党项语言的韵》（1962年）、《西夏国书字典〈音同〉的同居韵》（1963年）、《关于唐古特语（即西夏语）的“韵”结构》（1963年）等。

西田龙雄是日本当代西夏语文学专家。野村博评价为：“西田龙雄在西夏语的研究中，已取得了世界性的业绩，为世人所公认。”他的主要专著是：《西夏语的研究》（1965年出上册，1966年出下册）、《西夏文华严经》（1975年、1976年、1977年各出一册）、《西夏文字》（1967年）。他的主要论文有：《关于天理图书馆所藏西夏语文献》（1957～1958年）、《西夏文字及其解读程序》（1966年）、《西夏王国的机构及其文化》（1970年）、《关于西夏文佛经》（1980年）、《西夏文格言集〈月月娱诗〉的译释研究》（1986年）、《黑城与西夏语文献》（1988年）。罔崎精郎是日本当代的西夏历史学研究专家，他几乎耗尽了毕生精力潜心研究西夏历史，并写成了巨著《党项古代史研究》（1972年），主要论著还有《唐代党项的发展》（1947年）、《西夏的法典》（1953年）、《西夏建国过程之研究》（1953年）、《关于西夏的原始信仰》（1954年）、《五代时期夏州政权的展开》（1954年）、《关于西夏的民族信仰》（1956年）、《西夏李元昊和秃发令》（1959年）、《宋初二、三禁令和党项问题》（1959年）、《党项与回鹘交涉过程之研究》（1960年）、《关于西夏史籍的研究》（1963年）、《宋初夏州政权的展开和贸易问题》（1967年）、《党项习惯法和西夏法典》（1968年）、《西唐书党项传注释》（1983～1984年）等。野村博可谓是后起之秀，撰写了大量论文，主要有：《西夏语译〈白伞盖陀罗尼经〉片断考》、《龙谷大学保管〈桔瑞越氏请来婆罗佛密佛典之片断〉》、《西夏语译〈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西夏语译经史研究》、《关于西夏文〈新集锦合道理〉》、《关于黑城守将文书的研究》等。众多日本学者对西夏学的研究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在西夏学领域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俄国掀起了西夏学“热”之后，也吸引了欧美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也致力于这一行列之中，为西夏学研究增添了光辉的一页。主要有德国学者本汉底夫人、查哈合著的《关于西夏语的几个附注》；英国人格林斯坦德的《西夏文字分析》、《西夏文大藏经》；华裔学者吴其昱的《列宁格勒论语注的西夏译本考》；法国语言学家石泰安的《关于弥药与西夏的最新资料》；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汉藏语言概记》；法国汉学家伯希的《科兹洛夫在黑城所获汉文文书》；美国学者吕先东的《中国和中亚关系中西夏的作用》、《西夏历史和语言的关系》、《唐古特（西夏）研究二个书目》；美国邓茹萍博士的《大夏的西夏人和西夏国》、《兀刺海（斡罗孩）和西夏黑水镇燕军司》、《党项王朝的佛教及其元代遗存——帝师制度起源于西夏说》；匈牙利范潜思教授的《中国史官眼中的西夏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