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历代学术界研究成果

早期西夏学研究，虽然未能引起社会各界真正的关注，但一些有识之士们率先开始了对西夏文书史料和文物的搜集整理，艰难地跋涉，力求在历史的长河中寻觅到那曾辉煌的一页，迈开了历史学研究和文物保护的第一步。

清代学者根据《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等正史，以及各种碑、传、志乘中的党项和西夏资料，掇拾烬余，补葺史阙，极其艰辛地撰写了一批西夏史地著作，开创了近代西夏研究的先河。主要有洪亮吉（1746～1809年）的《西夏国志》，陈昆的《西夏史略》，周春（1729～1815年）的《西夏书》15卷（北京图书馆藏有抄本），吴广成的《西夏书事》42卷，张鉴（1768～1850年）的《西夏纪事本末》36卷，张澍（1768～1850年）的《西夏姓氏录》和《夏书》等。他们在开创西夏研究方面的成绩是巨大的，复原和填补了西夏历史的空白，给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史料。这些著作至今还是国内外学者研究西夏历史起步的台阶。

中国的西夏学自开创到现在，最早介绍和研究西夏文字文献的学者，首推罗振玉和罗福成、罗福苌父子。1919年，罗福成发表《西夏译莲花经考释》，其弟罗福苌著《西夏国书略说》。兄弟二人又先后合撰《西夏国书类编》、《西夏国书略记》。这是国内学者最早系统地对西夏文字译释和研究的专著。特别是罗福苌首先对西夏文字的形、音、义和西夏文法作了初步分析和论证，找出了一些规律，所创“西夏字偏说”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很大。公元1918年和1924年，罗振玉、罗福成先后两次刊印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文、汉文对照双解辞典《蕃汉合时掌中珠》。1935年，罗振玉又抄写并刊印黑水城文书中的西夏字典《音同》。这两部西夏文字典的面世，使西夏文字的进一步释读成为可能，从而推动了西夏文字文献译释研究的展开。在西夏历史撰著方面，公元1917年戴锡章以前人的编年史书为基础，撰成了《西夏纪》28卷。之后，罗福苌、罗福颐相继完成了《宋史夏国传集注》14卷。当时西夏研究在中国可谓盛况空前。继罗氏父子之后，王静如（1903～1960年）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最为显著（见图111）。他连续出版了《西夏研究》1～3辑，除论述西夏国名、语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对西夏文佛经的对译考释。这部著作也因获法国的“儒莲奖金”而闻名于世。1929年，北京图书馆创《西夏文专号》特刊，其中收录国内外西夏学者撰写的西夏历史、语言文字、佛经、文物考古、文献目录等论著资料四十余种，展示了国内西夏学这一时期欣欣向荣的景象。

图111　王静如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贯彻执行民族平等政策，西夏学术的研究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西夏历史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以及文物研究的专著和文章也大量出版。20世纪80年代至今西夏学术研究机构增多，形成了一支可观的西夏学者队伍，使西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可谓西夏学的黄金时代。

在西夏文物与考古资料研究方面，主要专著有罗福颐等辑印的《西夏官印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李范文等编释的《西夏陵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陈炳应的《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史金波、白滨、吴峰云编著的《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马文宽等编著的《宁夏灵武窑》（紫禁城出版社，1988）；许成、杜玉冰编著的《西夏陵》；牛达生、许成的《贺兰山文物古迹考察与研究》；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编著的《西夏佛塔》；西夏博物馆编的《西夏艺术》等。这些著作利用新发现的西夏文物资料，再现了西夏的社会生产生活、文化艺术、宗教信仰、风土人情等社会制度。

在西夏辞书研究和整理方面，主要作品有史金波、白滨、黄振华著的《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此书对西夏人编纂的字典《文海》原件进行翻译、校勘、订讹、补阙，并编制成详尽的西夏文检字索引。黄振华、史金波、聂鸿音整理本《番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此书是一把打开西夏语文研究的钥匙。李范文著的《同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宋代西北方音——〈蕃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尤其是新编辞书《夏汉字典》（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的问世，耗尽了李范文教授几十年的精力，对西夏学术界了解和运用西夏文字资料提供了工具书，实现了西夏学术界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

在西夏世俗文献的译释和语言研究方面，主要有陈炳应译著的《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合著的《类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的《西夏天盛律令》（科学出版社，1994）等。此外，我国西夏学者对俄黑水城文献进行了大量翻译，其中有《孝经》、《论语》、《孟子》、《孙子兵法》、《贞观玉镜统》、《乾定申年黑水宋将告近禀帖》、《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等。

图112　蕃汉合时掌中珠

在对西夏文佛经译释考证方面，我国学者充分注意到反映时代的佛经译本，及其序、跋、题款、绘图、刻工、写工版式所包含的丰富的世俗内容，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佛教历史资料。主要有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本书简明地勾画出西夏佛教的传入、发展、组织、规模、制度、宗派等，是西夏佛教专史的开创之作，为中国佛教史填补了空白。

在西夏史料研究方面，主要有林旅芝的《西夏史》（香港大同印务有限公司，1975），钟侃、吴峰云、李范文的《西夏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79），韩荫晟的《党项与西夏资料的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吴天墀的《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李范文的《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史金波的《西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白滨的《元昊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西夏史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王天顺主编的《西夏战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西夏研究丛书》二辑（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1998）等。这几部专史在体例上突破了过去主要以汇集史料的写法，分专题论述西夏社会形态、民族源流、典章制度、经济文化、佛教民俗等，打破了西夏无正史的坚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台湾学者对西夏文史研究也作出了杰出贡献。龚煌城教授的论著可分语言、文字两科，语言学方面有《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1981年）、《二十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1981年、1989年）、《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语音拟构》（1989年）、《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1993年）等。文字学方面有《西夏文字的结构》（1981年）、《西夏文字中的汉字汉语成分》（1982年）、《西夏文字衍生过程的重建》（1984年）、《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1985年）等。龚煌城教授力排众议，成一家之说，扩大了西夏学的研究领域，对西夏语言的研究有独特的见解。林英津博士的研究在方法上与龚煌城相类似，主要作品有《夏译〈孙子兵法〉研究》（1994年）、《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1987年）、《西夏语具有空间意义的语词》（1993年）等。

综上所述，近代西夏学早在18世纪就起源于中国，它经历了初创时期、停滞时期和发展时期。我国几代学者为之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才取得了今天丰硕的成果，但愿有更多有志之士掌握打开西夏迷宫的金钥匙，有更多的力作展示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