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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遗迹与遗物的重大发现，使得西夏历史学科逐渐成为社会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从20世纪初黑水城的发现到20世纪末宏佛塔的发现，西夏历史的诸多谜团被一一破解，引起了西夏学研究者的极大兴趣。

黑水城，又称黑城，蒙语为“哈拉浩特”，是西夏故城，其废墟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额济纳河下游的东部，就是这样一座被废弃的故城，却屡遭外国探险队的“光顾”。

首次“光顾”黑水城的是沙皇俄国军官科兹洛夫。他率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赴蒙古—四川探险队，曾两次到黑水城，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第一次从公元1908年3月19日开始，进行了约一周，第二次从公元1909年5月22日开始，进行了约四周。第一次盗掘，科兹洛夫承认：“在哈拉浩特遗址度过的几天中，抢险队总计得到下列各种物品：书、文字、纸、金属残币、妇女装饰、若干家庭用具和日常用品、佛像之类东西。在数量上，我们收集的考古资料装了十个一普特重的邮箱。”一普特相当于16公斤，也就是说第一次盗掘了160公斤重的我国文物。然而，当时昏庸懦弱的满清政府，对这种文化侵略行径不仅不制止，还提供方便，助纣为虐。当时的土尔扈特贝勒这位王公认贼作父，派向导，还让科兹洛夫“利用土尔扈特贝勒对抢险队的友好关系，马上用一些类似的邮包把关于哈拉浩特实地盗掘的情况和其中的出土文物，通过蒙古邮站寄到库伦和更远的彼得堡，并附上文字和画像样品，以便快些研究和测定”。

科兹洛夫离开这里，正准备从青海到四川等地探险的时候，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根据科兹洛夫寄去的黑水城出土文物判明，这个遗址的价值很大，指示他们立即返回黑水城，进行彻底考察。第二次盗掘就这样开始了。他们在这里挖开了全世界都赫赫有名的那座佛塔。科兹洛夫自述道：“当我们揭开塔顶时就看见塔中塞满了宝物。发现数以千计的书籍整整齐齐地放在架上。这些书都用丝织物做封面（数量超过2000册）。还发现许多用红色、浅蓝色、金色等各种颜色绘在麻布、丝绸上的神像佛画。此外还有青铜小佛像。且不说这座名塔提供的宝物还不止于此”（前苏联地理学会档案，第65号）。后来，科兹洛夫也在他的调查报告中说：“探险队在这座古塔探得大量宝物，简直是一座拥有各种书籍、文卷和抄本的完整书库。”他们还发现塔底部密室正中一木柱，围绕木柱有二十多尊如同真人大小的泥塑像，皆面向内，如喇嘛诵经状。中间摞放着大量西夏文厚书。在塔北墙边的一台座上，发现了一副“显然是僧人”的坐着的人骨架。他们砍下了人头骨。“这副骨骼的颅骨被收入我们收集品之中”。无疑，这是一座西夏高僧的陵寝。科兹洛夫故称此塔为“伟大的塔”。他将塔中发现的所有文物打成数十捆箱包，运往彼得堡。

黑水城可以说是一座西夏文书库，数以万计的西夏原始文献资料和文物源源不断地被运往俄国。所有文献资料，包括西夏文刊本和写本，还有汉文、藏文、回鹘文、突厥文、波斯文、叙利亚文、女真文、蒙古文等书籍文卷现存于俄国科学陆军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所有器物文物，包括陶器、铁器、青铜器、木器、纺织品、雕塑雕刻品、皮革制品、图板、钱币、元钞及矿、植物标本等收藏于俄罗斯国家爱米塔什博物馆。

第二个“光顾”黑水城的是英国人斯坦因。他率英国第三次中亚探险队于公元1914年5月27日到达黑水城，开始了为期八天的疯狂盗掘，分城墙结构、城内、城外三步进行。在城内城外发掘出大量的西夏文手稿1100多例，印本30例以上；还有藏文16例，维文和突厥文10例，汉文加藏文注释1例，夏藏两种文字2例，汉文与波罗密文对译2例，藏夏两种文字的对译本等。收集到很多塑像及雕刻品，有毗沙门天、护世者的残都、踏在护世者脚下眼睛突睁的魔神；有佛陀、菩萨和有明显黑色人种特征的凶神恶煞的头部；有穿着甲胄的臂部，缠裹衣袍的臂部和怪兽骨骼，各种姿态的龙、虎、豹等。在木雕品中有立佛和脚踏两头怪兽、态如湿婆的神像，有为装饰图案而制作的穿孔形镂花模型等。发现了极为丰富的绘画资料，有彩色壁画和当年被科兹洛夫剥下而无法带走的大量顶棚板画、亚麻布画、丝绸画等。还有一些仿宋元山水画而创作的水墨画。出土了不少丝绸品的残片，大多是宗教用或丧葬用的旗帜、供养幡之类。

英国彼得·霍普科克先生在他所著的《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一书中说：“斯坦因在这将近一年的首次远征中，仍然是一个没有正式国籍的人，因为虽然他已经放弃他的匈牙利国籍，但还没有取得英国护照。”就是这样一个连国籍都没有的人，把黑水城的大量文献资料直接运往伦敦，现存于大英不列颠博物馆。

第三个“光顾”黑水城的是美国人兰顿·瓦尔纳。他率美国哈佛大学学术调查团于1923年11月中旬到达黑水城。在这里，他们大失所望，因为经过科兹洛夫、斯坦因的大肆盗挖，几乎毫无遗留了，只收集到一些陶片、西夏铜钱和塑像残块等。正如他的旅行记《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所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曾在彼得堡看过科兹洛夫上校在哈拉浩特出土的资料，能与之相媲美的，可以说我什么也没有发现和获得。”

第四个“光顾”黑水城的是瑞典人斯文赫。他率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于1927年到达黑水城。他们几乎走遍了黑水城的全部遗址，看到的只是经科兹洛夫、斯坦因等人盗掘后留下的满目疮痍，唯一所获是拍摄了几幅照片，使后人能一览哈拉浩特当时的模样（见图105）。

至此，先后到达黑水城的四批探险队，对这处宝贵的西夏文化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盗掘，使一批珍贵的西夏文物流失海外，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又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霾。所幸随着西夏文化研究国际化进程的加快，经过中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多年努力，这批西夏文物得以重见天日，成为全人类的珍贵财富。

曾在中国历史上威振一方的西夏王朝历经190年之后，外患不已，烽烟不断，蒙古军队六次入侵。夏宝义元年（1227年）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在已经攻占了西夏的黑水城、沙州、肃州、甘州、灵州等重要城市的基础上，进围中兴府。围困达半年之久的中兴府，攻而不破。成吉思汗十分焦急，遂引发旧疾，身染重病，不治而死。临终前立下遗嘱：“死后暂秘不发丧，夏主投降时，将他与中兴府内所有兵民全部杀掉。”西夏末帝睍回天无力，力屈请降，束手被擒，旋即被杀。蒙古军破中兴府后，西夏宣告灭亡。蒙古军六伐西夏，其中四次经过贺兰山，西夏陵在数次战乱中也未能幸免于难，经历战火洗礼后的西夏皇家陵园，在贺兰山东麓的开阔地上，留下了一片断壁残垣。雄踞西北地区的西夏王朝连带它的王陵，无人问津。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西夏王陵竟然像一头大漠中沉睡的狮子一样，在这里静卧了几百年之久。

在当地老百姓中间流传着一个“昊王坟”的故事。元昊做了皇帝以后，下令在夏国境内招募民夫数万，于贺兰山下为自己建造陵墓。他担心自己死后陵墓被盗，于是就决定让民工每天修一座墓，修了整整一年，建成了三百六十座坟墓。陵墓修好以后，元昊就将参与修陵的人全部诛杀。元昊死后，葬入了这三百六十座墓中的其中一座。后也有贪财好奇者前去盗墓，但终都空手而归。人们一直认为这是一片假墓。因此，也没能引起有关文物部门的重视。

20世纪60年代初，空军某部为了战略的需要，在贺兰山下修筑一军用机场。战士们在挖掘工程地基的时候，意外地挖出了十几件古老的陶制品，还有一些形状较规则的方砖。面对这些东西战士们目瞪口呆，不知所措。部队首长得知后，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宁夏文物部门，宁夏考古人员到工地现场后，对现场的保护做了必要的安排，同时开始进行抢救性发掘。在以后的日子里，考古人员顶风沙，冒酷暑，开始了艰难的考古跋涉，发现了大量的建筑构件，如琉璃瓦、套兽、滴水、鸱吻、方砖等，还发现了大批刻有西夏文字的残碑。经考古工作者仔细的研究和测定，认为这就是西夏时期的陵墓，而刻有文字的残碑正是今天被人们看作如天书一般的西夏文。这一发现，震惊了中国考古界，可以说是一个重大发现。

随着这一重大发现的升温，激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兴趣。他们立即在这片荒漠中开始了艰辛的野外调查，以求更大的收获，结果没有让人们失望。在连绵的贺兰山背景中，一片无垠的大漠托起了一个又一个金字塔似的高大的黄土建筑，在广阔的天空下显得格外雄伟。每一个高大的黄土建筑周围均环绕着方形的城墙及众多辅助性建筑，像一座神秘的城堡。经过调查，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共发现有高大墓冢的陵墓十五座，并按调查顺序进行了首次编号。不久，他们终于认定这些雄伟的建筑群正是西夏皇家陵园。西夏陵从此不再沉寂，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专家、学者，其中的秘密被一天天揭开。

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对西夏陵区进行了四次调查。第一次调查帝陵编号为15个，陪葬墓七十多座；第二次调查帝陵九座，陪葬墓一百多座；第三次调查帝陵为九座，陪葬墓一百四十余座；第四次调查帝陵九座，陪葬墓二百多座。截至2001年共发现帝陵九座，陪葬墓二百五十三座。西夏陵的考古工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考古发掘阶段。

1．1972年～1975年，对6号陵进行了发掘，发掘内容包括墓室、东西碑亭、内城、南门门址等。清理了7号陵东西两座碑亭，发掘了M78、M79两座陪葬墓。

2．1975年，发掘了陪葬墓M182。

3．1976年，发掘了三座窑址，其中一座石灰窑，两座砖瓦窑。

4．1977年，发掘了陪葬墓M177。清理了5号陵东西两座碑亭及献殿遗址。

第二阶段：调查与测绘阶段，也进行了部分发掘。

1．1987年、1990年、1991年三次对陵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与测绘。绘制了西夏陵陵墓总分布图、区域分布图以及帝陵和典型陪葬墓平剖面图50余幅，并对陵区所有陵墓进行了统一编号。

2．1986年、1987年两次对陵区北端建筑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

3．1987年，发掘了3号陵东碑亭。

4．1999年，发掘了3号陵西碑亭。

第三阶段：2000年～2001年对西夏3号陵地面遗址的全面发掘，这也是西夏陵考古首次对陵园进行科学系统的发掘。3号陵发掘总面积3．6万平方米。此次发掘出土了一批珍贵的西夏文物，为西夏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西夏陵的葬俗、葬制等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和依据。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已基本探明了陵区的范围以及帝陵和陪葬墓的大致分布。专家证实，西夏陵的陵墓远不止此，还有一些尚未发现或由于贺兰山山洪及人为因素破坏而消失。西夏陵区东西宽5公里，南北长10公里，总面积50多平方公里，其规模与河南巩县宋陵、北京明十三陵相当。

西夏陵在被逐步清理和发掘的过程中，可以说是一处重大而珍贵的文物宝库。出土文物主要有鸱吻、琉璃鸽、摩羯、海狮、瓦当、滴水、龙头脊饰、兽头脊饰、花纹方砖、宝珠、莲花柱础、石经幢、人像石碑座、石栏柱、迦陵频伽、石璃首、石马、鎏金铜牛、铁剑、金鞍饰、竹雕、丝织品及数以千计的西夏文碑残块等。这些文物对研究西夏的陵寝制度，对研究西夏的历史无疑起着重大作用。

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西夏陵区内建立了考古工作站，并与空军部队取得联系，用直升飞机对整个陵区的全貌进行了航拍，获取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西夏陵区的调查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2004年4月结束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评选活动，西夏王陵的调查与发掘以其具有的重大科学价值和意义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榜上有名，同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等100项考古发现共获此殊荣。

而今，西夏陵已成为宁夏的旅游胜地，每年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开发和建设。西夏陵正以它那无穷的魅力和大量的文物显示着无限的吸引力。

宏佛塔，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金贵镇王澄村，原是寺庙中的佛塔，寺圮塔存。由于年久失修，加之受地震、地下水位升高及风雨的破坏和侵蚀，佛塔残毁极为严重。1990年7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进行修缮施工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在刹座下天宫的有限空间内，放置着残朽的彩绘绢轴佛画，彩绘泥塑佛教造像残件、木雕版残块、经书残页等众多的西夏时期的珍贵文物。

清理出丝织物胶漆彩画残块断条数百片，较完好清晰成幅的十余幅，有些残画上有西夏文榜题，有的画背面有西夏文戳记。这批彩画做工考究，工笔娴熟，线条流畅，构图和施色风格独特，应全系西夏宫廷画师所为。从其内容、风格和技法上来看，主要源于藏传佛教密宗艺术和宋、辽绘画两大系统。如《喜吉金刚图》、《千佛图》、《千手千眼观音图》、《大日如来图》、《护法力士图》、《八相塔图》等佛画属于藏密坛城画，为唐卡绘画类型。画面上的人物造型、衣冠服饰等技法与唐卡完全一致。由于这批唐卡发现在西夏境内，故为西夏唐卡。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宁夏青铜峡一百零八塔与贺兰县拜寺口双塔都曾发现过西夏唐卡，但数量和内容上都不及宏佛塔丰富，因而宏佛塔发现的西夏唐卡不但丰富了我国藏密绘画艺术，也为研究藏传佛教在北方地区普及流传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属于宋、辽绘画系统的有《玄武大帝图》、《炽盛光佛图》、《护法神仙图》等，其内容主要为道教范畴。其中《玄武大帝图》不仅在西夏绘画中尚属首次发现，就是在保存至今的玄武大帝像中也是年代最早的。据文献记载，玄武大帝为道教中的四圣之一。宋代末年，其地位逐渐提高，至明朝永乐年间达到高峰，位居四圣之首。宏佛塔西夏晚期玄武大帝像的发现，正好与文献记载相印证，应是国内发现最早的玄武大帝神像图。这对研究道家传统文化和在西夏的流传意义十分重大。《炽盛光佛图》更是卷轴绘画的艺术珍宝，其功力和构图神韵均在幸存于世的作品之上。

清理出西夏文木雕版残块2000余块，虽多已炭化变黑，但版文仍清晰可辨，且多数两面都保留印文。雕版版式字号大小不一，有些残块上有版口、中缝；有的在版口、中缝上有汉文页码或西夏文书脊。这些木雕版字体方正、秀丽，刻工娴熟、细腻，背面平整无字，经西夏文字专家鉴定，均为经版。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卷九末尾的残页上，留有一方西夏文木刻押捺题记：“番国撮贺兰山佛祖院禅园和尚李慧月，平尚重照禅师之弟子，为报福恩，印制十二部大藏经契及五十四部华严经。”由此可见，贺兰山佛祖院是西夏印制佛经的一个重要场所。根据宏佛塔发现的大量木雕经版及所处方位来分析，宏佛塔应与贺兰山佛祖院有密切的关系。

佛经的缮写、刻印和施放，是佛教流传的重要环节。西夏佛经主要是用汉文和西夏文刻写。西夏官署中有专门管理和从事佛经刻印的行业，分刻字院、译经院、印经院，有力地推动了印刷业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繁荣的规模，这在古代少数民族王朝中是极其少见的。目前保存下来的刻本已不多见，雕版更是罕见。而宏佛塔出土的西夏佛经雕版成为我国文化、科技史上的稀世珍品，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物价值。它的发现，说明宋代发明的印刷术已流传、普及到西北，被西夏少数民族所承袭，并继续向西传播到欧洲。

清理出彩绘泥塑佛造像共三十九尊。其中，佛头像六尊，佛面像四尊，罗汉头像十八尊，罗汉身像十二尊（见图109），力士面像两尊。这批造像虽全为残件，但呈现出浓厚的唐代造像遗风。佛像面部宽短、方圆丰满，神态安详慈善；力士怒容满面，威猛恐怖；罗汉老者严谨持重，饱经风霜；少者活泼可爱，童心未泯，皆达到了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这些特征与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壁画中的早、中期造型十分相似。可以说，宏佛塔彩绘泥塑佛造像神情逼真，风格独特，表现出很高的塑造技法，是极为难得的艺术珍品。

在发现的大批珍贵文物中，还清理出西夏人骨勒茂才编纂的《蕃汉合时掌中珠》残页，贴金木雕观音像一尊，带有菩萨头像和透雕彩画木板残块数条，西夏文木简一枚，北宋景祐、天禧等年号铜钱数枚等有较高价值的文物。

宏佛塔天宫的发现，是宁夏乃至全国古建筑维修和考古调查发掘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也是西夏文物考古史上继黑水城遗址发现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发现，无疑将填补我国西夏文献经典和古代艺术的空白，为研究西夏的历史、文化艺术、印刷业、宗教、民族关系各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1990年9月6日《中国文物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西夏考古的重大突破——宁夏宏佛塔发现大批珍贵文物”的报道。这被我国学术单位、文物专家评为“国内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见图110）。宏佛塔经文物工作者的精心修复，已巍然屹立在保护区内，塔内出土的文物大都陈列和收藏于宁夏博物馆和西夏博物馆。有些文物还远渡重洋，在香港、克罗地亚、日本等国巡回展出，受到国际友人的高度评价。西夏历史文化被越来越多的国外专家学者和民众所重视、了解。为了能使人们一睹宏佛塔昔日的风采，了解西夏佛塔的建筑风格和整体布局。西夏博物馆将维修前的宏佛塔按10∶1的比例进行仿制，并陈列在“西夏学术研究成果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