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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在没有北迁之前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这一时期的党项人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对日月星辰、风雷雨电等自然现象难以理解，认为这是“天”在支配，“天”主宰着世间一切，因此要祭祀它。《隋书》卷八三《党项传》载：“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这种原始的宗教信仰，以自然崇拜的形式表现出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党项人对自然现象的认识由模糊变为具体，因此产生了鬼神崇拜。党项人心中的鬼神主宰一切，并且有明确的分工。西夏文字典《文海》中记载：鬼主恶，称为“损害”，有饿鬼、虚鬼、孤鬼、厉害鬼和杀死鬼等。神主善，称为“守护”，有天神、地神、富神、战神、守护神、大神、护羊神等。因此他们对善神予以崇拜和祭祀，对恶鬼则加以驱逐和诅咒。

党项族由自然崇拜发展到鬼神崇拜，与其社会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从笼统的崇拜天，发展到崇拜各种具体的自然现象，并把他们人格化为各种善神和恶鬼，在认识上是一种深化。党项族社会不断发展，其宗教信仰也逐渐脱离了原始宗教，而被其他宗教所代替，佛教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

西夏境内的汉族人民受唐朝影响，很多人都信仰佛教，周围的吐蕃、吐谷浑、回鹘、契丹等也信奉佛教，因此西夏在建国以前，佛教文化已经在他们的先民中传播。西夏建国后，战争一直比较频繁，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十分希望安定和平的生活，但残酷的现实又让他们的希望成为泡影。佛教宣传生亦何安、死亦何苦的悲观情绪，因果报应的宿命理论，今世受苦来世享福的消极思想，以及对信佛行善死后就可以进入“极乐世界”的鼓吹，为广大劳动人民提供了精神安慰。因此，大批穷苦人民开始信仰佛教。

佛教之所以在西夏盛行，与统治者的佛教政策也有十分重要的关系。西夏从建立到灭亡，始终把佛教列为第一宗教，使之成为其社会思想的精神支柱。开国皇帝李元昊不仅带头信仰佛教，而且下令每一季的第一个月的朔日（初一）为“圣节”，让官吏和百姓礼佛，直接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扶植佛教。公元1055年，谅祚的母后没藏氏修建承天寺，用以贮藏宋朝所赐的《大藏经》，还请回鹘高僧在此讲经（见图68）。公元1098年，乾顺在甘州修建了卧佛寺。公元1189年，仁孝在大度民寺请宗律国师、净戒国师、大乘玄密国师、禅法师等开大法会，作各种法事的同时散发了蕃汉文佛经20万卷。如此大力提倡、努力推行佛教，对民间的宗教信仰有很大的引导作用，同时对佛教的发展兴盛，也起了加速的作用。

西夏的佛教有一套完善的管理结构和管理制度，有专门的功德司管理佛教事务。功德司设功德司正使和功德司副使，担任这两个职位的僧人大都是德高望重的高僧，他们负责组织和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西夏还有一套管理寺庙僧人的职称和制度。《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上记载，凉州管理护国寺感通塔的僧人职务有“僧举”、“僧正”、“僧副”、“僧监”等。

为了发展佛教，西夏统治者先后六次向北宋政府求取佛经，并设有译经场，组织人力大量翻译佛经，即将汉文佛经翻译成西夏文。大量的佛经翻译、刻印成西夏文以后，广为散布，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促进了造纸业和印刷业的发展。除了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翻译、校勘和刻印佛经之外，西夏统治者还大规模地修建寺塔。佛寺在西夏境内十分普遍，比较著名的有高台寺、承天寺、戒台寺、卧佛寺（见图69）、护国寺等，这些佛教建筑逐步成为佛教的传播中心，为保存和翻译佛经提供了必要的场所。于是，佛教在西夏迅速发展，其地位也就不断提高了。

佛教在西夏的兴盛和发展，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夏艺术的进步，由此诞生了一大批艺术精品，使西夏的艺术水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西夏佛教与佛教艺术是西夏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中国佛教文化艺术的一支奇葩。

西夏除了信仰佛教外，对其他宗教也采取兼容的政策，道教、伊斯兰教、景教等都在西夏有一定发展，但这些宗教的势力和影响就远远不如佛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