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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项族的语言、文字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和形成的。党项族本是羌族的一支，在归附唐朝以前，受吐蕃族统治，曾经借用藏文的字母拼写语言。西夏语同藏语比较接近，属于汉藏语系，与彝、傈僳、纳西族同属藏缅语系。因党项人自称“弥”，所以称自己的语言为“弥”语，一般译成汉文为“蕃语”，它是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昊为了巩固其政权，摆脱宋朝的制约，与宋、辽长期鼎足而立，达到平分秋色的目的，创制自己的文字就成了他的首要任务之一。

史书中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有许多记载。《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说：“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书颇重复。”

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二十五记载：“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创造蕃书，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至是献之。”

曾巩的《隆平集》记载：“元昊自为蕃书十二卷，文类符篆。”

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九记载：“赵元昊自制蕃书十二卷，字画繁冗，屈曲类符篆。”

那么创制西夏文字的人到底是谁呢？《宋史》记载为野利仁荣，《梦溪笔谈》则说是元昊的徒弟野利遇乞，从史料来分析，应该是元昊称帝后下令野利仁荣创制的。野利仁荣是西夏德高望重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博古通今，精通汉文、契丹文、回鹘文、吐蕃文等多种文字，称得上是西夏第一文士。他在党项族人民语言实践的基础上，把民间流传的西夏文字（符号）加以搜集、整理、归纳和演绎，然后由元昊用法律的形式公布推行，西夏文字由此开始广泛的传播。为了庆祝西夏文字的创制，元昊还特地在公元1036年改年号为“大庆”。他明令国人用西夏文记事，并且翻译了汉文的《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西夏文字的创制是西夏立国的一件大事，它提高了党项族的文化素质，使党项族第一次有了自己民族语言的文字，民族自豪感大大加强，也强化了党项族在西夏国中的主体地位。

西夏灭亡后，西夏文字逐渐消失，成了一种无人知晓的死文字。在近代解读西夏文的过程中，西夏文字的秘密也慢慢被揭开。

公元1804年，清朝著名的乾熹派学者张澍游至武威的清应寺，发现寺内有一座被砖砌封的碑亭，当地传言若开启此亭则会遭风雹之灾，这激起了他的好奇之心。在张澍再三请求并愿自己承担灾祸的情况下，和尚才允许拆掉了碑亭的砌砖。只见一座石碑，正面刻着一奇怪的文字，“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背面刻有汉文，这座石碑就是十分著名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汉字的一面写有“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因为“天祐民安”是西夏年号，张澍由此断定这种奇怪的文字就是西夏文字。这块碑的两面，各刻着约1800多字的内容，涉及到西夏的社会经济、民族宗教、官制民风和文化艺术等，给神秘的西夏王国打开了一扇天窗，这块碑也成为最早被发现的西夏文物之一（见图61）。张澍是第一个明确识别出西夏文字的学者，他的这一重要发现记录于《养素堂文集》卷十九中。

公元1870年英国学者韦里亚把居庸关云台门洞内六体文碑（汉文、西夏文、藏文、梵文、回鹘文、八思巴蒙文）中的西夏文考定为“女真小字”，后来法国学者德维利亚在考证了《凉州碑》后，在《西夏国字研究》一文中，开始认定居庸关刻石并非女真文字，而是“西夏国书”。以后的岁月里，尘封了几百年的西夏文字开始被人们一点点的解读着。

西夏在没有创制自己的文字之前，主要使用汉文作为通行文字，因此西夏字不可能不受汉字的影响。虽然西夏在造字时不袭用现成的汉字，使其无一与汉字雷同，但在造字原则、文字结构、文字笔画、字体形态和书写规则等方面，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汉字的影响。骨勒茂才在《蕃汉合时掌中珠》序言中说：西夏字与汉字“论末则殊，考本则同”，一语道破了西夏字与汉字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比较两种文字的异同，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西夏文字。

首先看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两种文字都属表意文字，都有表音成分，意符与音符在形式上没有任何标志，其位置都不固定。西夏字和汉字都是方块形，基本笔画由点、横、竖、撇、捺、拐、提等构成。在文字的构成方法上，两者也有很多相同点，西夏字的会意合成字和音意合成字与汉字的会意字和形声字类似。同时，两种文字都有楷书、行书、隶书、草书和篆书。

它们的不同点在于：西夏字的笔画繁杂，其结构简单的字比汉字少得多，同时西夏字中超过20画的字也较少，因此书写起来显得笔画均匀。西夏字撇多捺少，没有汉字常用的竖钩。汉字的形声字占的比重较大，而西夏的音意合成字（与汉字的形声字类似）则较少，相反其会意合成字（与汉字中的会意字类似）占的比重比汉字多。西夏字中使用反切上下字合成法（类似拼音构字法）构成的字比汉字的比例大，系统性和拼合感也比汉字强。西夏字没有汉字那样明显的偏旁体系，而且象形字和指事字极少，这都是与汉字的不同之处。

西夏文字诞生后，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推行，在西夏境内和汉文同时使用，成了使用范围很广的文字。为了推行西夏文字，元昊于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年）建立蕃学，专门教授西夏文。西夏还用蕃字书写公文，制定法律，撰写历史、语言、文学著述，翻译汉文典籍，同时把大量的汉文佛经翻译成西夏文。很快，西夏文便广泛的传播开来。

现今发现的大量西夏文献证明，西夏文的使用和传播有以下几个特点：

应用范围广。已发现的西夏文文献的种类很多，有历史书籍、官方文书、文学著作、买卖契约、法律条令、字典、碑刻、钱币、印章以及大量的佛经等等，实际应用非常广泛。

使用地区大。不仅西夏腹地宁夏和河西走廊出土了很多西夏文文献，边远地区也有许多西夏文文献遗存，东至陕西北部，西至敦煌，北至额济纳旗，南至兰州，都发现了西夏文文献，可见西夏文在当时西夏全境内都十分流行。

延续时间长。西夏从公元1038年立国到1227年灭亡共190年中，一直使用西夏文。西夏灭亡后，西夏文继续在散居各地的西夏后裔中流行和使用。元朝统治者曾于元大得六年（1302年）在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印西夏文《大藏经》3600余卷。河北省保定市还出土了公元1502年用西夏文雕写的石经幢，这是目前发现有年代可考证最晚的西夏文文献。由此可知，西夏文自使用到终止，是中国宋、元时期创制的多种民族文字中使用范围最广，应用时间最长的一种文字，最少达到五百年的时间。

西夏文与汉文和藏文同时流行于西夏境内。随着民族的接触和交往，尤其是藏传佛教的流行，藏文也逐渐流行起来，但其使用并不广泛，主要是佛经。西夏文和汉文在西夏境内一直共同使用，《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就是最好的证明，西夏皇帝陵墓中的碑亭也是西夏文碑和汉文碑并立，这说明西夏文公布后，汉字并没有被废弃，两种文字同时并用，起着互相补充的作用。

发达的印刷业。发达的印刷业是推动西夏文字广泛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西夏政府设有刻字司，专门负责刻印事业。目前有一大批印制精良的西夏文刻本保存了下来，是十分珍贵的文物。

丰富的西夏文文献。由于数百年的人为破坏和自然因素，损失了很多西夏文献，但由于西夏文献的数量很大，其印本又较多，所以保存至今的文献依然相当丰富。西夏文文献是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文献宝库中的一份重要遗产，有巨大的学术价值，为后人了解和研究西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