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钱币

西夏建国后，社会机制在新的封建政权统治下，得以迅速发展，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根本转变。西夏政权为了延续其统治，谋求在宋、辽、金三大国中的政治地位，极力倡导与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不事稼穑”的游牧生活中脱胎出来的党项羌，在徙居内地后，经济形式就强烈地受中原地区农业文明的影响，党项族的社会组织也由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氏族公社形式迅速转变为奴隶制，继而又转化到封建制，社会组织的变更促使其经济方式的变革。党项徙居西北地区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部分人已开始从事农耕业，还有部分人经营商业，有了货币经济的雏形。西夏建国后，畜牧业、农业以及手工业也有相应发展，城镇商品经济相对繁荣。西夏拥有河西走廊这一古代丝绸之路要冲，过境客商云集，商品种类繁多，加之宋夏经济关系密切，茶、马、盐、铁贸易频繁，所有这些商贸上的有利因素，直接刺激着西夏货币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西夏的货币体系。

西夏货币理论

货币是商品交换中的等价物，它的出现将商贸形式从原始的物物交换中解放出来，促使商品经济迅猛发展。西夏的货币从一开始就直接参与贸易，或者至少可以肯定其货币从开始就流通于国内，用以商品交换与经济流通，或作为贮藏手段。但由于西夏受自身经济和矿产资源的制约，币材严重不足，而宋朝又严禁铜铁出境，致使西夏货币在流通过程中呈现严重不足的景象，所以西夏除使用本国货币外，境内主要流通北宋钱，此外还杂有秦、汉、唐、北周、五代及辽钱，流通货币种类繁杂。货币经济的不成熟也曾给西夏的经济带来了一定损失。宋神宗时，在宋朝本国一绢之值约一千钱，而贸易至西夏则值五六千钱，当宋夏交战之时，宋朝即断绝和市，进而使一绢在西夏升值至十千钱甚至五十千钱。到天盛年间，由于金王朝占领了山西、陕西、甘肃等原属北宋的西夏邻近地区，金控制了榷场，宋钱大幅贬值，使西夏蒙受巨额经济损失。西夏用以流通的货币除少量自铸钱外，大部分靠北宋的赏赐所得，金灭北宋后，南宋王朝再也不能大量赐给西夏钱币，西夏才被迫于仁宗仁孝天盛年间设“通计监”大量铸钱，但当所铸天盛元宝与金之隆元宝并用时，“金主禁之，仁孝再表请，乃许通行”。

在西夏货币经济中，白银也曾占有一定的地位。西夏建国前后，北宋王朝即以岁赐的方式每年赐给西夏大量的银和银器。仅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年）夏宋议和后，北宋“岁赐”西夏银就达五万两，逢重大节日和元昊生日又赐银两万两，银器又两千两，说明西夏在其货币机制中有使用银币的历史，但其主要是用以贮藏或赏赐之用，并没有起到流通货币的职能作用。

西夏货币币材

从目前传世与出土的西夏钱币来看，其币材主要有铜铁两种，自铸钱还没有发现有其他质地。除了铸造用于流通的钱币外，在西夏故地尚发现有铸刻西夏文的银锭，可见西夏也曾铸过银，但银锭不作为流通货币。

西夏的货币形制

图45　元德通宝

西夏建国后，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均仿唐、宋之制，作为政权运行的主要代表之一，钱币从形制上也效仿中原地区流行的样式。唐、宋以来，我国古代一直流行方孔圆钱，这一形制从汉五铢钱通行后就形成定式，此后各封建王朝虽然更迭无常，但货币形制却无多大改观，只是后来开始流行年号钱。西夏在货币形制上也不例外，施行年号钱，形式为方孔圆钱，与同时期的宋、辽钱币基本相同，但西夏钱币在形制上又有自己的特点：首先，西夏钱币在流通领域不起货币经济的主导作用，发行量极小，从发现的几处西夏钱币窖藏中出土的各种钱币数量比较足以说明这一点，一般窖藏中西夏钱币的比例不超过2%；其次是西夏钱文分汉文和西夏文两大类，这两种货币自成体系，汉文钱称“元宝”、“通宝”或“重宝”，西夏文钱则称“元宝”或“宝钱”，而且以“宝钱”为主，这一特点在宋乃至宋以前的汉族政权中不曾有过，就是在其他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政权形式中也不多见。西夏钱币的这些特点，也是西夏文化中藩、汉两种文化斗争与统一在经济领域里的具体反映。

西夏钱币种类

西夏在铸币方面也施行改元铸币制，通行年号钱。迄今所知西夏的汉文钱和西夏文钱币已有二十余品，其中西夏文钱六品，计有天授通宝、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和天庆宝钱；汉文钱有大安通宝、元德通宝、元德元宝、元德重宝、大德元宝、大德通宝、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等，其中以天盛元宝、皇建元宝和光定元宝最常见。西夏钱币钱文书体规整秀丽，有楷书、篆书，分对读和旋读两种，也发现有对钱。

西夏货币的发展

党项徙居西北后，即有部分人开始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社会经济中出现了简单的货币经济。夏州政权形成后，隶属于唐朝，此时境内流通货币主要为唐钱。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党项社会特别是上层贵族阶级已对货币经济与货币本身开始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开始引起他们的重视。此后经历五代十国的历史变迁，至宋以来，党项夏州政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地方封建势力，商品经济有了明显的改观。特别是从李继迁开始，他已不满足于确定一个地方割据势力的局面，开始谋求建国称帝的途径，萌发了远大的政治抱负。到元昊时，他继承了祖父与父亲两代所创基业，更加紧了建国称帝的进程。元昊从小就受汉文化的熏陶，对汉族封建政权中的各项制度都非常了解，因此他建国称帝后，即改元建制，铸行了代表其政权确立与运行的西夏钱币——天授通宝。天授通宝是西夏所铸的第一品钱，此钱为小平钱，汉文真书（见图46）。此外，学术界最近又提出元昊时曾铸西夏文钱“天授宝钱”一说。由于所见铸文有些漫漶，但经认真对比研究，此币与其他几品西夏文钱字体不同，有学者据各方面证据定其为元昊所铸，当可信。元昊建国伊始，已创造了西夏文，为了突出本民族特色，标榜其政治功劳，特别是注重推行蕃礼这一举措，对元昊时期西夏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据此分析，元昊时铸西夏文年号钱从思想意识、文化气候以及历史背景等方面都相当成熟，因此铸行“天授宝钱”是完全有可能的。

图46　天授通宝

元昊开创了西夏钱币的先河，奠定了西夏钱币的基础。此后除献宗德旺和末主晛未见铸钱外，其他各帝都铸有年号钱。毅宗谅祚登基曾改元“福圣承道”（1053～1056年），铸“福圣宝钱”，铜质，正面西夏文，行书旋读，小平钱，径2．35厘米，穿0．55厘米，厚0．16厘米，重3．8克。目前还没有发现毅宗时铸汉文钱。

西夏后两位皇帝目前尚未发现铸行钱币，因为此时西夏已遭受蒙古大军的多次进攻，国势濒危，内外交困，政权朝不保夕，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商品经济也呈停滞状态。后两位皇帝虽然在政治体制与对外政策上有所改观，但仍是无力回天，亡国早已成为定局，这大概是两代末主未及铸币的直接原因。

总之，西夏虽然有其独立的货币体系，但其货币经济相对同时期的北宋还是落后的多，在一些边远地区，即使在西夏鼎盛时期仍存在着物物交换的原始商品经济形式，甚至在宋夏贸易过程中，也一直存在着以物易物的交换商贸活动。据《宋史·食货志》的记载：“西夏自景德四年，于保安部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毡毬、甘草，以得药、瓷、漆器……非宫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西夏对外贸易主要依靠互市来完成，这就部分地抑制了货币在商品经济中所起的作用。

北宋每年都以岁赐的方式使西夏获得大量钱币，但岁赐币本身都是以物易物的形态出现的，只是在流入西夏后才作为流通之用，大量地使用外来货币，本身就是对本国货币经济的一种制约，致使西夏货币经济呈现出特有的落后现象。此外，西夏在对外贸易与对内商贸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以物易物的现象，而出土钱币多以窖藏的形式被储存起来，说明西夏人多把货币用于储藏，只作为一种财富的象征而不愿将其投入到商品流通领域，这也抑制了西夏货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所以尽管西夏货币经济发展进度很快，但其水平与宋、辽、金相比却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