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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项是我国古代羌族的一个别支，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是《隋书·党项传》：“党项，汉西羌之别种也。”党项族兴起于魏晋之际，发展于隋唐之时。在此期间，由于外部和内部原因，党项部落主动或被动地掀起一次又一次大小规模的迁徙浪潮。党项先民始步于祁连山下，没有留恋青海湖湖畔的湖光山色，踩着青藏高原的积雪，穿过若尔盖草地的沼泽和秦岭山脉的大壑，踏上了古老的黄土高原。至此，他们并没有停止，又迎着鄂尔多斯草原的风雪，一直北上，最后来到匈奴的故地——阴山脚下。在近三个世纪的岁月里，党项先民的足迹几乎踏遍了祖国的西北地区，每次迁徙，都为党项民族的肌体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每一次迁徙实际上就是一次民族融合的剧烈运动过程。这种滚雪球式的运动，经过长时间的掺杂糅合，最后融进了古代突厥、鲜卑、吐谷浑等其他民族。各民族所带来的文明经文化间的相互排斥与融合，最终吸取先进的文化内涵而形成了以本民族文化为主体的新的文化特质，这些新的文化飞跃促使了党项民族迅速发展与壮大。

羌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长期生息繁衍在我国西北地区，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大量关于羌族的记载。党项族是古羌族中较晚兴起的一支，于6世纪末的南北朝时期才崭露头角，居住中心在古析支之地（今青海东南部黄河河曲地带）。党项作为一个民族被汉文史籍所载，党项人自称“弥人”或“弥药”，据《隋书·党项传》载：“党项，汉西羌之别种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东接临洮、西平，西据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6世纪后期，在北周政权的打击下，吐谷浑的势力范围已退缩到青海北部，于是，党项逐渐向南方迁徙，进入原吐谷浑的南部地区（吐谷浑为鲜卑族慕容氏所建的国家，吐谷浑本为人名，后转变为部落和国家名称，吐谷浑政权国都在青海贵德县，存在了350年，于公元663年被吐蕃所灭）。隋文帝时期，党项已进一步迁移到今甘肃、四川之间的岷山地区，其地理分布基本上是在四川高原东部，东至岷山山脉，西界四川西北高原，南邻邛崃山。

隋末，党项逐渐强盛，并不断扩大活动范围，占据地区“东至松州（四川松潘县），西接叶护（新疆川西），南界春桑（四川金川县），北连吐谷浑，有地三千里”。可见隋末党项在地理分布上仍集中在西川高原东部，即今若尔盖、红原、松潘等县境内。党项族这时的社会形态仍处于氏族部落形式，生产力水平低下，过着“不事稼穑，土无五谷”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他们的社会组织，按“姓氏分为部落”，其社会组织的“姓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氏族，以氏族为中心，不断发展壮大而成部落。据《隋书·党项传》记载的党项部落人数：“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部落之间各自分立，不相统一。党项社会中“俗尚武，无法令赋役”。“不事产业，好为盗窃，互相凌劫，尤重复仇”。“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然不婚同姓”。可见在隋末唐初，党项社会仍处于以氏族为基础的原始社会末期，以血缘关系组成的氏族为基础而发展成为部落组织，是其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

隋末唐初，党项族不断发展壮大，《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党项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比隋初已有较大发展。据《旧唐书》和《通典》记载，党项当时有八大部落，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大，控制着今岷山山脉北段与阿尼玛卿山之间的地区，包括今四川省若尔盖县大部以及红原、松潘二县的北部地区。党项细封部占据着今松潘县境内的热务河与毛儿盖之间地区。八部以西，还存有黑山党项与雪山党项两个小部落。据考证，这两个部落在赤水城为中心的河郡县西南。

隋前，党项诸部隶属于吐谷浑。从隋代起，党项羌开始“归化”隋。隋初，吐谷浑欲勾结党项进攻隋，被隋朝击败，吐谷浑降于隋。隋开皇四年（584年），有党项千余户投附隋朝。当年，党项拓跋部首领拓跋宁丛等各率部落到隋朝旭州（今甘肃临潭县境内）请求内附，隋接受了这一请求，在这一带安置了党项内附诸部并授拓跋宁丛大将军号。此后，党项对隋时叛时服，隋文帝对党项采用剿、抚并用策略，劝其安居乐业，在其居住地设置州郡，加强管理，党项也朝贡不绝。总之，隋代时，党项族与中原王朝相处还较融洽。党项这时在宗教信仰方面仍处于原始的自然崇拜阶段，各部落“三年一会，杀牛羊以祭天”，党项先民的石刻岩画内容中就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今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曼德拉山上的岩画即真实地反映了党项民族的原始宗教观念，也反映出他们当时的生活方式。这幅岩画（见图17）是用敲凿与磨刻方法制作的，在画面的显要位置分别刻有数座尖顶式穹隆，俗称“马架子”。这是古代党项人对天象观察的真实记载，他们认为广阔无垠的宇宙是穹隆形的，人就生活于这穹隆之中，天是世界的主宰者，决定着大自然的一切。对自然界的崇拜，对天的崇拜是古代人民在科技不发达时代，无法认识自然现象，从而对其产生畏惧，进而发展到对自然界的崇拜，是一种原始宗教信仰。画面中间端坐其中的人物是这一家族或部落的祖先，两边是其后人。数层人物则表示这一家族生息繁衍，代代相传。在画面的左下角刻有马、牛、羊等动物，反映了党项民族以牛羊为本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

唐朝初年，党项联合吐谷浑多次骚扰西部诸州，唐王朝采取了一定的军事措施，但唐太宗不愿扩大边界事端，对党项着重采用招抚政策。贞观三年（629年），党项细封部首领细封步赖率部依附唐朝，唐列其地为轨州，封细封步赖为刺史，给予优厚待遇。党项其他各部此时也竞相仿效，纷纷归附唐朝。至贞观六年（632年），“党项羌前后内附者三十万口”，其中最著名的是拓跋部首领拓跋赤辞的归附，唐列其地为32州，以松州为都督府，拜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自此河首大碛山以东属唐朝管辖，唐的版图再次扩大。唐朝在归附的党项诸部地区，设置一系列的羁縻府州，且这些府州与内地府州不同，大致是“界内虽立县名，无城郭居处”。其中只有少数州县的版籍户口，但不上户部，绝大多数州县皆无版籍户口，说明唐朝统治者并没有真正把党项诸部列入其国土内来管辖。

唐贞观以后，处在青藏高原的吐蕃势力迅速强盛起来，居住在今甘、川、藏交界处的党项诸部由于受到吐蕃王朝的侵扰，被迫内迁。

吐蕃与党项的接触，始于松赞干布时期。唐贞观八年（634年），松赞干布遣使向唐朝请婚，求唐公主为妻，未能如愿，于是在贞观十二年（638年）率兵东侵。由于党项诸部属地是其东侵必经路线，“攻破党项白兰诸羌，率其众20万人，屯于松州西境”。松赞干布卒，嗜尔家族执掌国政，对外推行武力扩张政策。在吐蕃势力的军事征服下，党项诸部遂发生大规模迁徙，“其后吐蕃强盛，拓跋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始移其部落于庆州（甘肃庆阳），置静边等州以处之。”武周天授二年（691年），以党项部落在庆州之地设置朝、吴、归、浮等州，属静边州都督府。中宗时期，又有党项大首领拓跋思恭及其子拓跋守寂相继担任静边都督，此时党项诸部的活动中心即在今甘肃庆阳一带。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唐朝爆发安史之乱，李唐王朝政权受到严重冲击，无力向外扩张。吐蕃乘机向唐朝发动大规模进攻，党项故地完全被吐蕃占领，庆州一带的党项部落又一次受到吐蕃的威胁，而进一步请求内迁。其中大部分迁徙到“灵（宁夏灵武市）、银（陕西米脂县）、夏（陕西靖边县）”等州境内，至此党项的迁徙才暂告结束。当时，居住在夏州一带的党项族称“平夏部”，居住在陇东庆州一带的党项族称“东山部”。

党项内迁后，与当地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使原党项部落更加分散，经过长期的迁徙战乱以及部落之间的相互兼并，原有的党项氏族和部落内的血缘关系逐渐松弛，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织形式，也逐渐为地域关系所取代，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族姓的部落开始走向联合，形成以地域为部落名称的部落集团。党项羌按地域形成了几大部落集团，如上述“平夏部”、“东山部”，还有居住在“绥、延”二州的“六府部”，以及后来兴起的“南山部”等。唐朝为了加强对党项各部的管理与控制，在夏、绥、灵、盐等州设置“押蕃落使”，由节度使、州刺史担任。此外，唐还直接任命一些有功的党项部落首领担任州刺史或其他官职，加强对党项诸部的管理。

唐中和元年（881年），爆发了著名的黄巢农民起义，严重震撼了唐朝的统治，唐王朝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岌岌可危。在生死存亡之际，党项平夏部首领、宥州刺史拓跋思恭率领部众与沙托李克用共同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先后经过了数次屠杀，终于平定了这次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拓跋思恭因功被唐僖宗先后封为“京城南面都统、京城四面都统”等职。中和四年（884年），又封拓跋思恭为夏州节度使，进封定难军节度使，统领夏、绥、银、宥四州之地，晋爵“夏国公”，赐李姓，统辖今陕西无定河川的榆林地区。从此，党项夏州拓跋氏政权成为唐王朝的又一藩镇割据势力。

五代时，中原多故，王朝更迭，各藩镇势力角逐，王命不及。党项夏州政权偏安于一方，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继续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党项政权虽然先后臣属于梁、唐、晋、汉、周，但这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到后周宋年，夏州政权已经形成以夏州为中心的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拓跋部不仅征收赋税，而且还任命官吏，史称“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借口北汉和辽会师南下侵宋，率军从大梁（开封）出发，号称北上抵御，行至陈桥驿（今开封东北）发动兵变，皇袍加身，即帝位。推翻后周政权，建立北宋王朝。北宋初期，赵匡胤用各个击破的策略，先后灭南唐、吴越等割据势力，至公元979年灭北汉，从而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一月，党项拓跋部首领李彝殷为了保全自己的割据政权，派其族弟李光俨去开封朝贺，对宋称臣。为了讨宋太祖欢心，遂避其父赵弘殷讳，改名为李彝兴，博得了宋太祖的相对信任。建隆元年三月，北汉扰掠黄河以西的宋地，李彝兴出兵援助北宋，北汉退兵后，李彝兴立即派人给宋告捷，向宋太祖请功。建隆三年（962年），李彝兴又派人将境内所产良马三百匹送给宋朝，支援宋对北汉作战，太祖赐李彝兴玉带一条。宋乾德五年（967年），李彝兴死，宋太祖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并赠李彝兴太师位。这时期，党项夏州政权与北宋王朝相处较为默契，其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党项夏州政权为了在强大的宋王朝面前保全自己的势力而极力迎合之；其二，由于北汉未平，北宋王朝不愿边境再生事端，所以尽量化解与夏州政权的矛盾，而羁縻之。彝兴死，其子李光睿暂代知州事。十月，太祖授李光睿定难军节度使。宋开宝八年（975年），北汉政权招诱党项夏州政权，企图联合攻宋，李光睿权衡利弊，拒绝了北汉的招诱，而与宋联合夹击北汉，进一步博得宋太祖的欢心。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太祖死于宫廷内乱，太宗赵光义即位，李光睿为避太宗讳，改名李克文，并因进攻北汉有功而被太宗加封检校太尉，官职进一步升高。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李克文卒，子李继筠嗣。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继筠卒，其弟李继捧嗣，因弟承兄位，不孚众望，引起党项夏州政权内部不满，出现内讧。

宋太祖、太宗两朝，吸取了唐末藩镇割据、各割据势力日益强盛而使朝廷不能驾驭，导致唐王朝最终灭亡的历史教训，先后解除了各方镇大将的兵权，而用文臣代替武将。但由于北汉未平，北宋不愿边境再生事端，而党项夏州政权已有了将近三个世纪的根基，其势力远远超出其他藩镇，所以北宋王朝也只好保存夏州政权的特殊地位，施行“以夷治夷”的策略。党项夏州政权的这次内讧，给北宋王朝削弱夏州政权势力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太宗派人持诏书命夏州政权首领李继捧入朝，另命李克文（按：继捧从父，时任绥州刺史）和宋将尹宪同知夏州。李继捧虽然不愿入朝，但在这二人和朝廷的威逼下，只好带领家眷与族人进京，向宋朝献出了党项拓跋部苦心经营了300年之久的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宋朝则给了他一个无权的章德军节度使的虚衔，居留京中。是年九月，太宗又撤去李克文权知夏州的职务，召他入朝，接着又召绥州刺史李克宪入朝，企图一举铲除党项夏州政权。这一举措危及世世代代拥有夏州的党项贵族的利益，从而激化了夏、宋双方的矛盾。这场斗争从李继迁开始，而且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李继迁的公开叛宋。

党项内徙后，由于长期与中原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杂居，受到各民族特别是汉族文明的影响，其社会经济与文化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党项民族历经数百年的辗转迁徙，不断融合其他民族的生产技术与先进文化，从而加速了本民族的封建化进程，社会形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进程中有所变更。特别是历经隋、唐、五代近300年岁月的发展、创造，民族的社会形态已发生了本质的飞跃，此时已完全从原始的游牧部落形态中脱胎换骨，走上了以家庭经济为单位的封建化社会形式。

黑袖釜出土于宁夏盐池县，高8．5厘米，口径16．9厘米。釜是一种炊具，这种小型炊具的出现，说明党项族已由部落形式转化成为以家庭为纽带的小型单元经济，社会形式发生了根本转变。大量文献资料证明，唐末形成的夏州党项割据政权已经成为一个有相当自卫能力和相对独立的地方封建势力，经济形式也已从原始的游牧生活转变为半牧半耕的半农业形式。以北魏赫连复所建统万城为统治中心的党项夏州政权，从6世纪末的游牧部落中孕育出来，虽然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但对其原始的生活方式仍有一种怀旧心态，瓷质扁壶的出现即是这种文化心态的再现。绿釉双耳扁壶（见图19）1978年出土于甘肃武威南营乡，口径4．5厘米，底径5．8厘米，高20厘米，腹部两边各饰有一假圈足，器表与内口沿施豆色釉。该器物设计新颖，制作精美。扁壶是游牧民族生活器皿中必不可少的，由于长期迁徙不定的生活迫使他们必须具备用来盛放液体的器具，最早使用兽皮缝制成的皮囊，掌握烧瓷技术后，开始烧制瓷扁壶，但其工艺更注重观赏性，甚至刻意追求与原始器物在形制上的一致。

党项迁居陕、甘、宁一带后，吸收中原汉族文明的生产技术而发展起了自身的手工业，如瓷器的烧造，冶炼业的兴起以及家庭手工业的出现，都说明党项族的经济与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此时党项族的衣、食、住、行也已由原来“衣皮毛，事牲畜”的游牧生活，转变成为衣锦绮罗绸的封建化方式，这些器物除了通过商品交换等贸易手段所得外，家庭纺织业也为其提供了大量的纺织品。纺轮是家庭纺织业的典型器物，一般采用骨质和石质纺轮，后来出现了瓷纺轮。党项族从游牧部落发展起来，迁居内地后，仍畜养大量牲畜，毛纺业原料充足，促使其纺织业迅速发展。家庭纺织业在当时非常盛行，纺织品从形式上已经冲破了自给自足经济的束缚，成为商品经济的重要环节。

党项夏州政权经过300多年的苦心经营，到唐末宋初，其经济、政治、文化都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有浓郁封建特色的地方政权，为西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宋王朝经太祖、太宗两代的努力，随着中央集权的巩固与强化，进一步推行削弱各藩镇势力的举措。当这一矛头指向夏州政权后，宋、夏矛盾迅速激化，最终演变成李继迁率部叛宋的历史局面。此后，李继迁为恢复党项夏州政权所辖领土经过长期的鏖战争夺，东奔西突，形成了西夏政权的雏形。党项在这段时期涌现出祖孙三代杰出首领，即：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他们东抗北宋，保住原有领地，西攻回鹘和吐蕃，将其势力推进到河西走廊，控制“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为西夏的建立鸣响了前奏。

李继迁为银州防御使李光俨之子，生于公元963年。公元975年，李彝兴授其“管内都知蕃落使”。公元982年，宋太宗强令李继捧入朝并收回“五州”，李继迁得知这一消息，在宋使召其入京前夕，与其弟李继冲、亲信张甫商议对策，继冲认为先杀宋使，然后据“绥、银”二州以抗宋。张甫建议，因势孤力单，难以与宋抗衡，不如先走避漠北，徐图发展。李继迁采纳了这一建议，遂诈言其乳母死出殡，于丧车中藏置兵甲，率领家族数十人，逃到距夏州150公里的党项族聚居区地斤泽（今内蒙古额托克旗东北部），向党项部族出示先祖肖像，鼓动人心，号召各部联合抗宋，党项各部纷纷响应。同年十二月，李继迁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后，率领各部兵马攻打夏州，被宋朝击败。此后继迁又先后于葭芦川（陕西佳县境内）、三岔口（今内蒙古审旗）等地与宋交兵，都因寡不敌众惨遭失败。在此后的数年中，李继迁虽在对宋战争中有过几次小胜，曾一度攻占银州，但浊轮川之战，使李继迁的实力几乎损失殆尽，最终以惨败而告终，李继迁又一次陷入困境。

多次失败，使李继迁意识到单凭自己的力量实难与强大的宋王朝抗争，要抵御宋朝，必须联合宋的劲敌辽朝为靠山，于是采取了“联辽抗宋”策略。宋雍熙三年（986年）二月，李继迁派遣张甫持重金赴辽朝归附，辽也想利用李继迁的实力来牵制宋的兵力，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辽圣宗耶律隆绪接受了继迁的请求，并于同年四月，授李继迁“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校检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授李继冲为副使。十二月，继迁又向辽朝请婚，辽圣宗许以婚事，将宗室女义成公主嫁于继迁，并赠马三千匹以壮大其兵力。此后李继迁在辽的援助下，不断扰掠宋的夏、麟一带，向宋索要“五州之地”。宋至道元年（995年），又出兵攻宋乌白池（今宁夏盐池县）、靖远军（盐池县）等地。次年三月，夺宋粮40万石；四月攻西凉府；五月围灵州，向宋索要谋士张甫。这一系列的不断骚扰，给宋王朝施加了强大的政治与军事压力，使其蒙受巨额的经济损失，同时也牵制了宋朝大量兵力，有利于辽的军事行动，得到辽圣宗的鼓励与嘉奖。宋至道三年（997年），辽封继迁为西平王。是年十二月，宋太宗卒，真宗赵恒即位。真宗以对外屈辱妥协、苟且偷安为宗旨，李继迁乘机再次索要夏州，迫于辽、夏的军事压力，真宗遂“从其所请”，授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等职，割“五州”之地归继迁。至此，党项拓跋部再次形成以夏州为中心的割据政权，其势力与原党项夏州政权相当。然而经过多年的战争疾苦，李继迁认识到若不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靠宋、辽王朝的一时恩惠，虽然暂时保证了实力，但并非长久之计。所以继迁此时已远远不满足于确保安于一隅的割据势力，而是胸怀大志，誓死要建立自己的王朝。在这一意念的驱使下，他不断向宋用兵，迫使宋王朝就范，另一方面又不断向河西用兵，拓展疆域，以图发展。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在宋群臣对灵州弃守争论不休之际，李继迁率兵三万一举攻陷灵州，杀宋将裴济，占领了这一军事重镇，改名西平府。占据灵州后，李继迁用战略的眼光来分析局势，排除种种困难，将其统治中心由夏州迁至灵州，大兴土木，广营殿宇，其规模与形制仿效宋东都洛阳。迁都灵州后，他不断招募丁勇，扩充兵力，发展农业，使其政治、经济和军事都得到了稳步发展。在充分巩固了这一根基后，进一步向河西用兵，攻吐蕃、回鹘，北宋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将宋定难军节度使所辖全部地方拱手让给继迁，继迁从而拥有宋沿边七镇之地，成为一方之霸。公元1003年，李继迁用兵攻宋之“西凉府”。由于多次战役的胜利，使继迁产生了骄躁轻敌情绪，从而被已归附宋朝的吐蕃首领潘罗支暗算，身负重伤逃回西平府。宋景德元年（1004年）一月，继迁因箭伤发作而亡，葬于贺兰山下。继迁领导着党项族进行了20多年的反宋活动，在扩张斗争节节胜利的鼓舞下，党项族的民族意识大大增强，拓跋氏的统治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为其子孙建立西夏王朝创造了先决条件。

继迁卒，子德明嗣立。经过20余年的征战，李继迁充分认识到若继续与宋对抗，会严重影响其势力的发展，于是在临终前叮嘱德明一定要与宋和好，命其上誓忠于宋，要求归附，以麻痹宋朝。同时又要求亲信张甫等极力辅佐其子，以成霸业。德明新嗣，年23岁，称定难军留后。此时党项族迅速向封建化转变，出现了初具规模的封建主义政权。德明在位近30年，他听从其父劝告，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采取“倚辽和宋”策略，一方面继续与辽协作，另一方面与宋修好，进献誓表，积极周旋于宋、辽两国之间。宋、辽两朝则为了各自的利益，纷纷给德明戏剧性地封官晋爵，尽显诱惑拉拢之能事。德明遣使请求辽册封，辽封德明为西平王。宋景德三年（1006年），德明派遣使臣向宋进誓表，表示愿意归附宋朝，向宋称臣。宋真宗授其定难军节度使，晋爵西平王，并且每年以岁赐的方式赐给德明银、绢、茶、钱等物。德明向宋称臣后，非但没有对其利益造成危害，反而得到宋朝的大量物资，补充给养，可谓一举两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九月，辽为了进一步拉拢德明，封其为夏国王。宋则不甘落后，立即给李德明由中书令加太保，又加太傅，赐“崇任”功臣称号。天禧五年（1021年），辽受德明尚书令，晋“大夏国王”。明道元年（1032年），宋仁宗也加封德明为“夏王”。在这场辽宋政治斗争的斡旋中，德明求得了生存和发展，而宋、辽两国则在事实上承认了德明割据政权的合法性。德明在宋、辽两国对峙中保全了自己，而且得以集中力量向河西用兵，扩展疆土，继承了其父“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继而南收中原”的既定方针。首先，在德明新立之际，便派兵攻打吐蕃，杀潘罗支，报了杀父之仇，并乘机将潘罗支弟弟所占的凉州收回，其后又派兵数次进攻回鹘。天圣六年（1028年），德明派其子元昊一举攻克甘州，次年攻陷瓜州（甘肃安西县），回鹘首领投降。明道元年（1032年）又从回鹘手中收复凉州，使“灵、夏之右臂成矣。”

在进行对外扩张的同时，李德明也积极进行着建国称帝的各项准备。此时德明出入仪仗俨然与宋朝皇帝等同。大中祥府九年（1016年），德明僭越帝位，追封其父李继迁“应用法智仁圣至道广德孝光皇帝”称号。天禧四年（1020年），他采纳部下建议，将统治中心迁至怀远镇（今宁夏银川），改名兴州，修筑城池，兴建门阙、宫殿、宗庙、官署等，在此正式建都。天圣六年（1028年），在元昊攻克甘州后，册立其为太子。李德明在做好了登基称帝的一系列准备后，未能如愿登上皇帝宝座，于明道元年（1032年）十月卒，年51岁。德明虽未称帝，但经继迁、德明两代人努力，为元昊称帝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1032年十月，李元昊在兴州继承王位，承袭了其祖上所留基业。元昊素有雄才大略，早有建国之宏图，德明在任时，元昊就对其父称臣于宋的做法表示不满，建议乃父建国称帝。只因当时时机尚不成熟，再则由于德明的一再劝阻，元昊才未能如愿。继承王位后，元昊彻底摆脱了种种羁绊，迫不及待地展开了一系列的建国称帝活动。元昊继位后，宋仁宗遣使赴兴州封元昊为“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西平王”。元昊对此封赐并没有表示出多大兴趣，只因迫于压力才勉强受诏。可见元昊此时已不把宋王朝放在眼里，而是加紧了筹划登基称帝的各项举措。

在经过6年充分准备后，元昊于公元1038年在兴庆府南筑坛受册，登基称帝位，建大夏国，党项语自称“大白上国”、“大白高国”或合称“白高大夏国”，改元“天授礼法延祚”。至此，雄踞于我国西北地区的又一个封建地方政权正式确立。由于其地处河西，故历史上称为“西夏”。元昊建国后，一方面大封群臣，追上祖谥号，以完善其封建中央机构和地方行政、军事等机构，确立其封建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为得到北宋的承认，于天授礼法延祚二年上表于宋：

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沿边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真王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土之封，显蒙于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于时再让靡遑，群集又迫，事不得已，显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欢好。鱼来雁往，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边方之患。至诚沥恳，仰侯帝俞。谨遣弩涉俄疾、你斯闷、卧普令济、嵬崖妳奉表以闻。

表文以严谨的文辞，将先世所建之业，如数家珍道出，将自己建国称帝的理由，如发宣言般公布于众。首先为了说明其称帝的合理性，元昊为自己找了一个高贵的出身，宣称自己为北魏鲜卑拓跋氏之后裔，因远祖贵为王侯，所以自己现在称王称帝合情合理；其次历数从远祖思恭起，拓跋氏几代人的功业，目的是为了证明自己为历代功臣之后，称帝建国理所应当。而且指明了“鱼来雁往，地久天长”的美好前景，即北宋若承认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则愿为北宋“任传邻国之音”，“永镇边方之患”。

当表文送抵宋朝后，北宋朝野上下为之震惊，为了打击元昊的“不轨”行为，宋对其实行经济制裁——关闭宋夏边境榷场，禁绝贸易，使西夏在经济上得不到援助。元昊为了迫使北宋承认自己的地位，自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年）开始，发起对宋边境的大规模进攻，先后伏兵三川口，鏖战好水川，歼敌定川寨，并取得了三次战役的全面胜利。连年的战争使宋朝损兵折将，民不堪命，无力再与西夏作战，而西夏本身也因战争而受重创，引起国内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在此情况下，元昊不得不通过辽向宋请和，此举正合宋意，一向软弱妥协的宋仁宗，密令知延州庞籍与夏议和。经过一年多的调停与交涉，宋夏于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年）议和：宋承认西夏的割据地位，但条件是西夏必须向宋“称臣”。宋朝则每年赐给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两万斤，逢年过节以及元昊生日，另赐礼物合计银两万两、银器两千两、绢两万匹、衣着两千套、茶一万斤。十二月，宋又册封元昊为夏国王，另外宋朝答应开放榷场，互通贸易。

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威逼与外交谈判，元昊在政治、经济上都达到了预期目的，宋朝被迫承认西夏主权的独立性和合法性。西夏虽然仍对宋称臣，但这种群臣关系只是徒有虚名而已。辽则由于对宋连年作战不利，极力想联合西夏与宋抗衡，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西夏的独立，以图增加一个战略伙伴，所以辽为西夏的建立给予了鼎力相助。西夏建立后，我国古代历史上又一次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西夏前期与北宋、辽鼎足而立，后期则与南宋、金对峙，成为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雄踞西北地区长达190年。若从唐末党项拓跋部首领拓跋思恭所割据之夏州政权算起，到1227年西夏灭亡，其政权在我国西北存在长达340余年，是一个政权独立、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军事强大的封建王朝。西夏的建立为我国西北地区的统一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以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王朝，融我国古代北方的吐蕃、回鹘、吐谷浑以及汉等民族为一体，给古代各民族在民族意识的统一、文化的交流与传承，以及各族人民之间在生产力与生产技术的相互促进与提高等方面创造了条件。各族人民在这片领土上辛勤劳动，艰苦创业，创造了辉煌的历史，给我国古代史增添了璀璨的一页。

西夏从公元1038年建国至公元1227年被蒙古所灭，传10帝，凡190年。西夏开国皇帝嵬名元昊时期，与宋、辽两朝经过几次战争，又主动向两朝议和，在政治上迫使宋辽承认，确立了西夏的封建霸权地位。对外确立了地位后，元昊即开始加强中央集权的巩固，首先削弱党项各豪强的实力，排除异己，诛杀敢于和自己争权抗衡的势力。元昊称帝前，其母族卫慕族首领仗势与元昊为争夺夏国的最高统治地位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被元昊将其族诛灭并鸩杀母后，此后又将从父山遇惟亮赐死。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年），元昊将后族权臣野利仁荣、野利遇乞的兵权剥夺，并将其杀害。通过这一系列的镇压诛杀，元昊将皇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稳坐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此后元昊生活开始糜乱，荒淫无度，将朝廷大权交于国相没藏讹庞。在没藏讹庞兄妹的密谋下，元昊最终于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年）正月十五日死于宫廷内乱之中，年46岁，谥曰武烈皇帝，庙号景宗，墓号泰陵。

元昊卒，子谅祚于襁褓之中继位，改元延嗣宁国，是为毅宗。嵬名谅祚新立，年仅周岁，朝权被母族没藏氏控制，新皇帝成为傀儡。谅祚于公元1059年开始参与国事，时年12岁。他对国事的参与，引发了与母党没藏氏之间的矛盾，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在左右权臣的辅佐下，毅宗于公元1061年一举铲除了没藏家族，开始主持国政。毅宗亲政后，对西夏的政治、军事作了一些重要改进，巩固了西夏的封建政权，对以后各朝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昊时期，为了建立西夏政权，在国内提倡蕃礼，推行党项旧俗。这一举措虽然能够笼络党项人心，但党项徙居内地后，长期与汉族杂居，党项文化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而且西夏辖区内汉族人口众多，各级官僚机构中心有大量汉人任职，谅祚改用汉礼得到了汉族封建地主阶级的大力支持。公元1061年10月，谅祚下令在国内停止使用蕃礼，规定从第二年起以汉族封建化礼仪迎接宋使，汉族封建化礼仪的恢复，对党项的进一步封建化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公元1062年5月，谅祚对元昊时期设立的十二监军司作部分调整和改编，更换部分军名，调换驻地，又在西平府设立翔庆军司。这些举措不仅加强了其边境的军事力量，使布防更加合理，同时在各监军司增设文官，地方文武官员相互牵制，改变了军政集于一体，各监军司权力过大的弊病，对巩固西夏封建中央集权具有重要作用。

毅宗时期，谅祚为了加强对汉礼的推行，增设汉职：各尚书部、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使西夏中央机构比元昊时更趋完备。

谅祚虽然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使西夏社会得以稳定，经济有所发展，可惜他于夏拱化五年（1067年）英年早逝，没能有更大作为。谅祚卒，谥号昭英皇帝，庙号毅宗，墓号安陵。

谅祚死后，子秉常继位，年仅8岁，于是朝权落入其母恭肃章宪皇太后梁氏手中。梁氏幽禁秉常，并不断穷兵黩武，进犯北宋边境，引起北宋征伐。连年战争，造成国内经济困乏，人民不满，各种矛盾不断激化。朝野上下反对梁氏专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无奈，梁氏只好让秉常复位来缓解矛盾。但秉常不久就忧愤而亡，谥号康靖皇帝，庙号惠宗，墓号献陵。

秉常在位10余年，由于母族梁氏专权，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作为。夏天安礼定元年（1086年）七月，秉常年26岁而亡，子乾顺嗣立。嵬名乾顺新立，年仅3岁，不懂朝政，于是朝权又一次落入第二代梁氏昭简文穆皇太后手中，母党专权的局面又维持了10余年。梁氏一门二后，权倾朝野。第二代梁太后擅权，引起了朝臣的强烈反对，双方矛盾迅速激化，梁氏为了转移矛盾的焦点，便不断对外挑起事端，进犯宋、辽边境。由于长期战争，致使国内经济凋敝，土地荒芜，民不聊生，全国反对母党专权的浪潮又一次掀起。再者，连年累月对宋、辽作战，也引起两国对梁氏的强烈不满。辽道宗对梁氏厌恶至极，于夏永安二年（1099年）遣使用药酒将梁氏鸩杀。乾顺在辽的支持下铲除母党势力，开始亲政。

乾顺亲政后，由于受到过辽的扶植，所以他更加依附辽朝，修好与宋。这一举措缓解了三国之间的矛盾，战争减少，人民得以安心生产，社会经济恢复并发展，对西夏封建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纵观乾顺的治国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条。

乾顺亲政，首先依附辽朝，在辽的调解下，于永安二年（1099年）九月，派使向宋进表谢罪，请求议和，宋答应与夏议和，“岁赐”依旧。永安三年（1100年），乾顺向辽请婚，贞观五年（1105年），辽天祚帝封宗室女南仙为成安公主，嫁给乾顺。从此，夏辽关系更加密切，双方友好往来，商贸不绝。

西夏贞观元年（1101年），乾顺采纳臣下建议，于蕃学外建立国学（汉学），挑选皇系贵族子弟培养，强化其对封建汉文化的吸收，这一措施为党项族更深层次上接受汉文化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使西夏的政治、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乾顺吸取了前两朝幼主新立，外族专权摄政的历史教训，为了加强嵬名皇室的统治和权威，于是分封诸王，增强皇室势力。夏贞观三年（1103年），乾顺封察哥（乾顺庶弟）为王，掌管兵权，控制军队。元德二年（1120年）十一月，封宗室子嵬名仁忠为濮王，仁礼为舒王，授仁忠为礼部郎中，仁礼为河南转运使，辅助朝政。

公元1125年，女真族建立的金先后灭了辽和北宋。乾顺为保全自己的江山，于是又依附于金，向金称臣纳贡。金也给予乾顺相应的回赐，将其部分领土划归西夏，使西夏版图有所扩展。

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国内外各阶级矛盾得以缓解，社会经济与文化稳步发展。乾顺在位54年间，经历了西夏与宋、辽两朝的数年战乱，亲政以后，积极与两国和解。其后又经历了金灭辽和北宋的王朝更替阶段，他审时度势，在金王朝面前保全了自己的实力，为西夏政权的延续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夏大德五年（1139年）六月，乾顺卒，谥号圣文皇帝，庙号崇宗，墓号显陵。子仁孝立，时年16岁，改元大庆，是为仁宗。仁孝新立不久，西夏境内即发生严重饥荒，物价飞涨，大地主阶级则乘机强取豪夺，盘剥百姓。大庆四年（1143年）三四月间，灵、夏一带又连续发生强烈地震。震灾使房舍倒塌，人畜死伤无数，幸存者流离失所，生活贫困，许多贫民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在严重灾荒的威逼下，西夏境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军规模宏大、人数众多，范围包括韦州、静州、定州等，他们杀富济贫，攻占州城，各郡、县纷纷告急。仁孝根据群臣的建议，适时开仓赈济灾民，另一方面派西平都统军任得敬领兵镇压，起义最后宣告失败。

这次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西夏政权的统治，对推动西夏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仁孝执政后，虽然总体上继续推行崇宗时期的统治政策，但经过这次变故，不得不施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缓解国内矛盾，进而发展社会经济。仁孝对外继续与金结盟，得到金赐予的大面积土地，西夏的疆域此时扩展到最大范围，面积达83万平方公里；对内进一步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绝大部分归私人所有，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这一封建土地所有制，拥有土地的个人有权买卖土地。时《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还规定，垦荒地归开垦者所有，使西夏农民获得了少量土地，这为西夏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另外，仁孝又推行教育，广建学校，推崇儒学，实行科举取士，选用官吏，有效地抑制了各世家的政治特权。还改革礼乐和法律，使礼仪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西夏的法律也在仁孝时期得到进一步完善。仁孝在总结两代法令的基础上，天盛年间编写《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新法》，使西夏的封建统治秩序进一步法律化。

仁孝通过上述改革，使西夏封建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同时又能够根据经济状况的变更而及时改变上层建筑中与之不相适应的部分，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到了天盛年间，西夏的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国力昌盛，使西夏发展到鼎盛时期。

仁孝在位54年，于夏乾祐二十四年（1193年）九月卒，谥曰圣祖皇帝，庙号仁宗，墓号寿陵。子纯祐即位，是为恒宗，改元天庆。纯祐基本上还推行仁孝时期的政治策略和外交政策，保境安民，对外依附金朝。但此时党项贵族阶级开始贪图安逸，生活日益堕落，致使朝纲不济，西夏由此开始走向衰落。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蒙古可汗铁木真逐步统一了散落在漠北草原的蒙古各部落，于公元1206年结束蒙古草原的分裂局面，铁木真即蒙古大汗位，尊号成吉思汗。蒙古统一后，便迅速对外扩张，西夏和金成了其首攻目标。蒙古铁骑的沉重打击，加速了西夏的衰落与灭亡。

天庆十三年（1206年）一月，仁孝的侄子安全与纯祐的母亲罗太后相互勾结，发动政变，废黜纯祐，自立为帝，改元应天。是年三月，纯祐暴卒，谥曰昭简皇帝，庙号恒宗，墓号庄陵。

安全新立，金不予承认，罗氏则多次表请，金才勉强给予册封。安全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夏金开始交恶。在蒙古军强大的攻势下，安全选择了一条自取灭亡的亡国道路。夏应天五年（1210年），安全发兵攻打金之葭州（今陕西佳县境），致使夏、金关系彻底破裂。此后，夏、金之间进行了长达10余年的战争，双方经济和军事都受到严重的创伤，为强大的蒙古对其各个击破创造了先决条件。

夏皇建二年（1211年）七月，齐王遵顼发动宫廷政变，废安全自立，是为神宗。遵顼篡位后，完全沿袭了安全的治国策略，企图乘蒙古进攻金的机会掳掠财物，扩大领土。于是对金的战争逐年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遵顼对金穷兵黩武，引起朝廷上下的强烈不满，众臣规劝其联金抗蒙，遵顼非但不听，反而进一步依附蒙古，事实上已成为蒙古的一个附属。然而蒙古并不买他的好，一边扶持西夏出兵，帮其扩展疆土，一边又不断攻打西夏。昏庸的遵顼在蒙古铁骑一次又一次的攻势下，没能及时醒悟，继续向金发兵，引起金主的强烈愤慨。夏光定六年（1216年），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十二月兵分两路反攻西夏，给西夏以沉重的打击。夏光定十三年（1223年），在蒙古的威逼下，遵顼禅位于子德旺，做起了西夏唯一的太上皇。德旺继位，是为献宗，献宗德旺改变了遵顼依附蒙古的策略，重新与金修好，共抗蒙古。乾定元年（1224年）二月，德旺先后两次派遣使臣与金议和，双方愿相互支援，但此时蒙古已兵临金都城，金朝朝不保夕，自顾不暇。经过长期的战乱，金已无力援助西夏，西夏的灭亡成为定局。夏乾定三年（1226年），蒙古军再次征伐西夏，蒙军大兵压境，势如破竹，夏城连连失守。五月，64岁的太上皇遵顼病死，谥英文皇帝，庙号神宗。七月，德旺在蒙古军的强大攻势下，惶惶不可终日，惊悸成疾，病发而亡，庙号献宗。德旺死后，侄子晛被拥立即位，是为西夏末主。末主晛新立还未来得及改元，蒙古军就再次加强了对西夏的军事进攻，夏城多处失陷，灵州告急。西夏将士虽然奋力拼搏，浴血奋战，终因国势濒危，得不到外援而节节败退。蒙古军连年伐夏，给西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致命的打击，西夏此时的社会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夏乾定四年（1227年）七月，西夏都城被围半年之久，城中弹尽粮绝，孤立无缘，末主走投无路，只得献城投降，被蒙古军执杀。至此，建国190年的西夏王朝宣告灭亡。

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的生活习俗和衣食住行，史料少有详载。《隋书·党项传》云：党项人“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其俗淫秽蒸报，于诸夷中最为甚。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为令终，亲戚不哭。少而死者，则云大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

这段文字是对党项民族特征和其原始文化形态的简要概述，但这也只是对党项先民习俗的记述，对于党项迁徙中与其他民族的交往，继而吸收先进文化，尤其是定居西北后与其他民族杂居，长期受汉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本民族文化和生活习俗，史书记载则更不详细。后代史学家往往受正统观念的制约，对西夏历史的研究充其量只是给中原王朝的安危提供借鉴罢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双边关系史上，很少论及西夏本身的社会情况，更不重视它的风俗习惯和文化风貌。

党项人的饮食习惯，随着民族的迁徙和经济生活的变化而改变。隋前党项人“不知稼穑，土无五谷，畜牦牛、马、驴、羊以供其食”。到了唐代，党项人陆续迁居陕、甘、宁等地区，开始与农业生产区有密切的交往。先进的农业文明强烈地刺激了过着游牧生活的党项人，使其开始从事小型的农耕生产，这也是党项由游牧向农耕转化的开端。五代至宋初，党项虽然踏上了农业文化的道路，但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约束，加之生产力水平低下，所以他们此时的食物来源并不宽裕。据文献记载，这一时期党项人除军队供应杂粮外，一般百姓主要以野菜为主食，辅之以畜牧所得肉食。入宋以后，随着自己民族政权的建立，党项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变化：“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兴、灵则有古渠曰唐徕、曰汉延，皆支引黄河，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兴州河套地区被人称为鱼米之乡。这些地区农牧业与水利灌溉的发展，必然给党项人的生活带来变化，其食物种类也变得多样化。近年出土的西夏文献资料中，记述了不少有关饮食方面的信息，为我们研究党项人的饮食习惯提供了可靠依据。党项人的食物比较复杂，五谷中既有南方的白米、炒米、蒸米，又有北方的麦面、荞面以及豆类，善饮茶。当然党项人也保留了其游牧民族喜肉食的这一特性，主食五谷，辅之以肉类。总之，党项人的食品南北兼顾，中西包容，其饮食习惯既显示了农耕定居的特点，又保留有游牧民族的风味。从饮食文化形态上可以看出党项人早期是单一的游牧经济，生活方式比较封闭；晚期是农耕和游牧混杂的经济，效仿了其他民族的先进生活方式并注重农耕，对农产品相对亲赖。出土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西夏古寨遗址——临羌寨的西夏陶俑与陶模（见图23），即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文化形态和经济方式。

据考证，临羌寨是西夏时期的一个古寨，其中有一处西夏时期的陶瓷作坊遗址，出土的大批陶俑与陶模中，绝大多数与农业相关，许多男女陶俑双手抱瓜，或坐或蹲，神态憨厚，活泼可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党项人对农产品的重视。

党项人的服饰在徙居前后有非常明显的变化。迁徙以前，牛、马为主要生活来源，服饰也多取材于牲畜。《隋书·党项传》记载：“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旧唐书·党项传》称：“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毡。”迁居西北后，他们充分与农耕地区接触交往，且灵、夏等州都是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枢纽，“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散居于这一带的党项人受中西文化的影响，生活发生了改变。表现在服饰上，即由原来的裘、褐等畜产品逐渐转向布帛、锦缎等棉丝制品，上层贵族尤其表现明显。“丝绸之路”经过夏境，丝路的贸易交往以及中原和西域的先进技术，促进了西夏纺织业的发展。纺织技术大大提高，产品丰富多彩，为西夏各阶层人民提供了足够的丝棉织品。元昊时期，对西夏各阶层人民的服饰曾作过严格的规定。例如：只有皇帝方可“衣白窄袖，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结绶”，文官“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官“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襕，金涂银束带”，官便服“紫皂地绣盘毬子花旋襕，束带”，百姓服“民庶青绿，以别贵贱”。可见服饰不仅体现了党项人徙居前后生活方式的变化，同时也体现出各阶层人物的高低贵贱。

出土于临羌古寨的这一陶俑头戴毡帽，身着黄色绵衣，左臂举起向前，右手持鼓，体态浑圆，面容高贵典雅，充分显示了西夏上层贵族的雍容华贵（见图24）。而另一尊陶俑则不然，体形较前一陶俑要小得多，身着黑色布衫，手提菜篮，呈劳作之状，其地位显然要比前一个低贱得多（见图25）。

党项人的发式，《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羌人“被发露面”，党项人为西羌的一支，自然因袭这一发式。元昊建国时，为了高攀北魏鲜卑拓跋氏，宣称为其后人，便颁布了秃发令，突出鲜卑拓跋的特点，于是“民争秃其发，耳垂重环”，女子则“梳高髻”。党项的这一发式从开始就以法令的形式予以强制执行，并且一直得以延续。

党项人的婚俗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据《旧唐书·党项传》记载：“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淫秽蒸报，诸夷中最为甚，然不婚同姓。”其实这种婚姻制度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实行的一种较传统的习俗，各民族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这一阶段，即所谓的“收继婚制”。在徙居西北地区特别是西夏建国后，这种收继婚制逐步被封建婚姻制度所取代，其婚俗完全与中原汉族封建婚姻观相一致。除了官宦贵族仍实行一夫多妻外，平常百姓则多实行一夫一妻制。党项族早些时候的男女婚姻性爱是较自由的，一直到宋代初期，某些部落还保留着这种原始婚俗，“凡育女稍长，靡有媒妁，暗有期会，家不之问”。这种未婚男女在婚前的自由交往，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中比较普遍，党项羌也不例外。迁居西北后，党项羌受当地封建汉文化的影响，在婚姻习惯上逐渐从“暗有期会”向明媒正娶转化。但其婚俗相对来讲还算比较民主，既讲求媒妁之约，选吉日迎娶，又强调男女平等相爱，不要父母包办，将男女双方的情爱放到首位。当男女双方恋爱成熟后，由女方遣媒人行聘，不同于汉族由男方提亲的习俗。此外，男女双方成婚与否完全取决于双方是否相知相悦，媒妁之人只起到辅助作用，强调“相悦”、“安乐”、“互敬”等感情因素，而将“婚价”降至次要地位，甚至认为“婚价冗利，迷失本性”，与重门第财产、忽视夫妻感情的封建买卖婚姻制截然不同。西夏各民族在婚姻恋爱方面明显超越于封建婚姻时代，追求婚姻双方的相亲相爱，相知相悦，向往婚后生活幸福美满，白头偕老，同时也祈求多子多孙、家丁兴旺。海原县临羌寨出土的陶俑中有一女子右手持荷，左手环抱鸳鸯，身着红色锦衣，头梳高髻，身体匀称，面目安详。鸳鸯在我国一直被视为爱情的吉祥物，象征着夫妻双方和睦与共，相携相拥，永不分离之意。荷蓬则意味着多子多福、人丁满堂。在我国古代科技尚不发达，医疗水平有限的时候，人口存活率不十分高，因而希望后代生息繁衍、永嗣家业便成了人们的一种美好向往与追求（见图26）。另一幅模制并蒂莲陶模则更是这种爱情婚姻观的集中体现。画面以精巧的构思，细致的手法刻画出一对鸳鸯在一对并蒂莲下戏水游玩，首尾相衔，充分体现了二者的融洽与和谐。整个画面喻意明确，简明扼要，使人一目了然。

党项的葬俗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阶段，早期由于迁徙不定、居无定所，人死后多采用火葬，“死则焚尸，名为火葬”，这种传统在西夏建国后一直有所保留。只是后来的火葬习俗与佛教结缘，二者逐渐融为一体。1977年在甘肃武威西郊林场发现了两座西夏晚期砖室墓，葬具是木缘塔（见图27），即题记中的“灵匣”，是用来盛放骨灰之用，可见西夏一直保持着火葬习俗。此外，西夏也在汉文化影响下，葬俗由火葬改行土葬。继迁在陕北时，曾“葬其祖彝昌于红石峡，障水别流，凿石为穴，既葬，引水其上，后人莫知其处”。此外，西夏陵的葬俗葬制也体现了西夏的土葬习俗。

元昊生在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小字“嵬理”，西夏语“惜为嵬，富贵为理”。少年元昊气度“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韧制物始”。外貌“圆面高准，身五尺余”。穿戴“好衣长袖绯衣，冠黑冠，佩弓矢，从卫步率张青盖”。自幼读兵书，手不释卷，“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决》”。文采出众，“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

其父李德明（981～1032年）承父遗业后，善于审时度势，利用时机，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巧妙地利用宋、辽矛盾，求得生存发展。元昊对父亲的求荣政策日益不满，多次规劝其不要再向宋称臣。其父道：“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年轻气盛的元昊不以为然，说：“衣皮毛，事牲畜，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

宋天圣六年（1028年）五月，元昊24岁，德明派他带兵“袭破回鹘夜洛隔可汗王”，并夺取了甘州，册立为皇太子，立其生母卫慕氏为后，次年其父又向辽为元昊请婚。公元1031年，辽兴宗封宗室女为兴平公主，嫁于元昊。同年，宋也加封李德明为夏王，承认了其封建割据的合法性。就在称帝建国各项准备工作快要完成的时候，壮志未酬的李德明于宋明道元年（1032年）十月死去。李德明虽然没有来得及登上皇帝的宝座，但他却为元昊的称帝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明道元年（1032年），元昊即位，年28岁。他一上台，首先废掉了唐、宋所“赐”给党项拓跋氏王族的李、赵姓氏，自号“嵬名氏”，自称“吾祖”（党项语“青天子”之意，与宋之“黄天子”等同）。次年，元昊以避父讳为由，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开始使用自己的年号。五月，升兴庆州为兴庆府。他即位以后的整整6年时间里，在城内大兴土木，扩建宫城，广营殿宇，为称帝立国做准备。

元昊嗣位后下的第一道指令就是秃发令——推行北魏鲜卑拓跋氏发式，禁止用汉人风俗结发。他“先自秃其发，然后下令国中，使属蕃遵此，三日不从，许众共杀之”。一时间，党项民众争相秃发，并穿耳戴重环饰，以示区别。

在服饰上，为了表示与中原帝王的不同，又区别于一般的党项贵族服饰。元昊在受宋朝封为西平王后，即“衣白窄袖，毡冠红褒，冠顶后垂红结绶”。对下属官员，则按等级、职别规定服饰。规定：文职官员“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官员戴的冠有“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官便服为“衣紫旋襕，金涂银束带”，身上佩带“解结椎、短刀”，坐骑佩“鲵皮鞍，垂红樱，打跨钹拂”，一般官员的服饰为“紫皂地绣盘毬子花旋襕，束带”。平民百姓只准穿青绿色的衣服，用来区别贵贱。

党项羌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一直沿用汉族文字。元昊为了巩固民族语言，增强民族意识，亲自筹划主持了创造文字的工作，命大臣野利仁荣等人对民间流传的西夏文字（符号）加以演绎，编纂成12卷，这就是史书上称的“蕃书”，也就是西夏文字。西夏文字的构成形式完全仿照汉字，也是方块字，笔画繁多，“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主要有会意、形声、转注等造字方法，而且有草、隶、篆、楷四种字体。为了推广这种文字，元昊在国家的政府机关中设立了“蕃字院”和“汉字院”。同宋朝往来的公文，中书汉字，辅之以“蕃字”，由“汉字院”担任撰写；对其他各国往来的文书，一律用“蕃字”书写，辅之以各国文字，由“蕃字院”担任撰写。

在用人方面，元昊不分汉人、党项人，一律任用。当时作为他左膀右臂的主要谋臣、国相张元就是汉人。“五丁仗剑决云霞，直取银河下帝畿。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漫空飞”。这首《咏雪》诗就是西夏开国皇帝的国相张元所作。张元因在中原科举屡试不第，仕途无望，便投奔西夏，很得元昊器重，官至夏太师、尚书令和国相。元昊不以民族偏见来任用官员，是“借梯上楼，借水养鱼”的上乘之见。西夏能立足190年之久，不能说这不是其中缘由之一。

党项民族受唐宋影响的礼乐制度很深，元昊早已耿耿于怀，乃锐意改革，以恢复党项民族崇实的作风。他认为“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蓄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者，吾无取焉”。表现出了元昊讲求实效，务实避虚的品行。在“吉凶、嘉宾、宗祀、燕京”诸场合中，“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简化了礼乐制度，并下令国中照此实行，有敢不遵者，格杀勿论。

为了适应较大规模的战争，以及进攻和防御的作战形势，西夏的兵制从“无复兵民之别，有事则举国皆来”的全民皆兵制度向常备兵制过渡。元昊从军事组织、军队装备、军区设置、兵力部署诸方面都作了较系统的调整和安排，反映了他非凡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才能，不愧是一代卓越的军事家。

元昊大力提倡佛教，以佛教立国。在“蕃字”创制后，他又组织人力大量翻译佛教经典，使佛教在夏国得以迅速传播。流传后世的西夏文字典籍中，佛经占据了绝大部分，著名的有：《大藏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等。元昊提倡佛教，客观上促进了夏国同佛教国家的文化交流，同时也促进了艺术、建筑、印刷等事业的蓬勃发展。我们从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石窟的西夏壁画，甘肃武威、宁夏贺兰宏佛塔中出土的绘画及承天寺塔、拜寺口双塔、一百零八塔出土的印刷品和绢帛画中可窥见一斑。

公　　元1038年，夏大庆二年十月十一日，元昊于都城兴庆府南郊筑坛受册，即皇帝位，国号称“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称元年，时年36岁。接着，元昊大封群臣，有专主谋议的中书、枢密、侍中，主文书的官计、受纳诸司，主兵马的十二监军司。并追谥祖父李继迁为神武皇帝，庙号太祖，墓号裕陵。祖母野利氏称顺成懿孝皇后。追谥父亲李德明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墓号嘉陵。母亲卫慕氏称慧慈敦爱皇后。又封妻野利氏称宪成皇后。立儿子宁明为皇太子。

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年）正月，元昊以臣子的身份遣使者到宋朝给仁宗皇帝上表章。表章中追述了他的祖先同中原王朝的关系及其功劳：“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沿边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并说明了他建国称帝的合法性，要求宋朝正式承认其皇帝称号。不管宋朝的态度如何，宋称它为“西夏”，也就承认了夏国的存在。一个自称“大夏”的国家，已巍然屹立在宋朝的西方。

元昊从青年时代就主张：“小则恣意讨掠，大则侵夺封疆，上下俱丰，于我何恤！”有此抱负的一代君主，对中原地区的富饶早已垂涎三尺。因此，元昊称帝以后，与辽结盟，对宋有恃无恐，悍然发动战争。他有胆有略，富有实战经验，充分显示出了他的雄才大略、大智大勇。在对宋战争中，三川口陷宋将刘平、石元孙于埋伏，双双被擒；好水川军鸽腾空，引诱任福父子覆亡；定川寨断葛怀敏、曹英归路，使其命丧九泉。元昊在胜利进军中，曾用“诏书”的形式告谕宋关中军民：“朕今亲临渭水，直据长安。”狂妄之心暴露无遗。他一贯奉行“联辽抗宋”的方针，但是辽一旦损伤了他的利益，他也绝不手软，给辽以重创，然后又求和，恢复两国关系。当辽出卖了夏国，想从中渔利，他便立即与宋媾和。在夏、宋、辽的关系处理上，元昊善于把握时机，进则进，退则退。任凭风云变幻，其自胸有成竹。

史书记载，元昊一生娶妻室（后妃）有八。

卫慕氏（默穆氏、米慕氏、母米氏）。元昊舅父之女，贤淑通礼。由于野利氏妒进谗言，元昊一怒之下，将其与儿子并诛。

耶律氏。德明为与辽结好，遣使向辽请婚。辽圣宗以宗室女兴平公主嫁于元昊，两人感情一直不合，后得疾而死。

野利氏（叶勒氏、野力氏）。元昊重臣野利旺荣、野利遇乞之侄女。体态修长，美貌妖艳。生三子：长子宁明，潜心学道，不料在学练道术时走火入魔，不能进食而死。次子宁令哥，固放纵娇惯，飞扬跋扈，酿成宫廷大祸。三子锡哩，早死。

索氏。喜调琴弄瑟，歌舞打扮，后因畏惧元昊而自杀。

都罗氏（多拉氏）。早死。

咩迷氏（密克默特氏）。一直为元昊所厌弃。其子阿理图谋聚众反叛，被元昊投河，赐咩迷氏死。

没口移氏。生得亭亭玉立，美艳动人。本为元昊之子宁令哥之妻，为元昊所夺。

没藏氏。容貌妖艳，生性放荡。原为大臣野利遇乞之妻，元昊诛杀遇乞，与她私通。因生谅祚，被封为宣穆惠文皇后。

建国初期，元昊重用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兄弟分掌左右厢兵，野利兄弟在宋夏之战中屡立战功。元昊生性猜忌，一方面给他们一定的权力，另一方面又严加控制，使其势力构不成危及自己的统治。公元1043年，元昊有意削弱野利氏族的势力，先借故杀掉了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当时驻守在天都山，号天都大王，对北宋边境有严重威胁。宋知环州种世衡利用元昊“对左右任事之臣，有疑辄诛杀之”的心理，派人盗去元昊赐遇乞的宝刀，散布遇乞准备投宋，以刀为信，又在边境散布元昊已经杀死了野利兄弟的谣言，然后佯作祭文，祭奠野利兄弟。元昊借故收了野利遇乞的兵权，赐死。

野利兄弟相继被除掉后，元昊悔之不及，坐立不安。为了安抚野利族人，把野利遇乞之妻没藏氏接进宫中居住。元昊好其美色，与之私通，被野利氏发现。元昊令没藏氏出家为尼，赐号没藏大师，居兴庆府的戒坛寺中。但元昊不忘旧情，经常到戒坛寺中同没藏氏幽会。不久，没藏氏生下一子，取名“宁令两岔”。这就是后来继承元昊皇位的毅宗谅祚，谅祚即“两岔”之谐音。

党项大族没口移氏为没口移皆山之女，元昊意为太子宁令哥完婚娶之。元昊觉得没口移氏貌似天仙，竟然自纳为妃，夺了儿子的未婚妻，号称“新皇后”，吃喝玩乐，尽情享受。皇后野利氏受冷遇，加之两个哥哥被杀，元昊与寡嫂私混，又夺儿子之未婚妻，实在忍无可忍，大骂元昊忘恩负义。元昊大怒，索性废了野利氏，打入冷宫。

没藏讹庞是没藏氏的兄长，升为国相。他担心妹妹没藏氏失宠，谅祚当不上太子，自己手中的权力也是朝夕不保。于是，没藏氏兄妹二人乃密谋废太子宁令哥而立谅祚为太子。

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年）正月十五日，经讹庞的挑唆，为报夺妻之恨的太子宁令哥乘父元昊酒醉如泥之际，约野利族人浪烈入宫行刺，被侍卫发觉，浪烈当即被杀，宁令哥一剑挥去，削掉了元昊的整个鼻子，仓慌逃出离宫，躲藏到没藏讹庞的居所黄芦。没藏讹庞见挑起元昊父子自相残杀，从中渔利的目的已达到，以谋叛弑君之罪将太子宁令哥及其母野利氏处死。翌日，元昊终因流血过多，气恼而死，时年46岁。元昊空负一身雄才大略，称帝仅10年，他做梦也没想到，为争风吃醋做了自己亲生儿子的刀下之鬼。

元昊的一生可悲、可叹！既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又有“文治武功”的雄才，历史把他推上了风起云涌的政治舞台，而他也恰恰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肩负起创建党项民族独立的历史重任，奏响了一曲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壮丽乐章。

在政治上，元昊为彻底摆脱宋朝羁绊，举起了争取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利益的大旗，采取了一系列建国称帝的重大措施。在军事上，元昊善于利用党项族“其民习于兵，善忍饥渴，能受辛苦，乐斗死而耻病终”的英勇骁战的特点，在战略战术上足智多谋，灵活机动，用兵神速。在经济上，元昊不但占据了“畜牧甲天下”的河西走廊的甘、凉地区，而且不墨守成规，十分注意吸收中原汉族先进的农业经济，推广农耕，兴建水利，垦荒种地。畜牧业与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繁荣了商业贸易。在文化上，元昊创制颁行了西夏文字，这对他加强统一、巩固政权起到了巨大作用。

晚清王树楠先生评说元昊“崛起朔方，变服色，令秃发，改藩书，制礼乐，定官制，陈经立纪，手定一朝之法。又召纳豪俊，奔走藩酋，练精兵，募铁骑，选豪族善弓马者五六十万，而苦战复倚山讹之众，据横山曲律为巢穴。其地奄有夏、银、绥、静、宥、灵、盐、会诸州，北控朔漠，南引庆凉，东遮府麟，西卷瓜沙，纵横数千里，泱泱乎西陲一大都会也”。这就是元昊一生丰功伟绩的真实写照。

西夏王朝所实现的西北局部地区的统一以及在经济文化上同中原的日趋一致，不仅为西北地区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为实现全国性民族各地区的大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作为西夏王朝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李元昊，其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当然，元昊称帝十余年间，对宋、辽作战四十多次，像历史上任何一次统治阶级发动的民族战争一样，这无疑给中原人民及党项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他生性残忍，喜杀虐，生活糜烂，欲壑难填，终于导致了骨肉相残，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但是，元昊一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在中国多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