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探讨福楼拜与现代主流思想，尤其是与十九世纪欧洲两大主流思想——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对话或交涉性关系，这一想法是我在研究福楼拜的漫长过程中，在现代性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启发下逐步产生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我的研究兴趣一直局限于在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诗学背景下对福楼拜进行人格论的和诗学的分析，并在《外国文学评论》和《国外文学》上相继发表过一系列文章。但自从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性理论和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兴盛，随着国外新的福楼拜研究著作和福楼拜书信集的陆续出版，我逐渐发现自己以往的研究，以及国内现有的福楼拜研究，都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强烈地感觉到应当超越以往的福楼拜研究过度注重艺术探讨的行为和倾向，以便对福楼拜及其作品进行现代思想文化层面的分析，否则，福楼拜的除艺术思想之外的更重要的思想及其价值将被埋没。即使是国外的福楼拜学者，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思路也不免显得有些陈旧，有的著作虽然试图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入福楼拜，但所作的努力也未能尽如人意。如他们中许多老牌著名学者往往偏重于对福楼拜进行心理学的和诗学方面的分析，而文化转向中的新锐学者也往往偏执于某个单一的视角(如性别或东方学视角) ，他们的研究普遍存在着零碎和不系统的缺陷，从而不能有效地反映福楼拜的现代和反现代合一的思想整体。

那么，最能够真实、完整地体现福楼拜思想的方法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应当是通过多种途径(其中最重要的是检查福楼拜的书信，这些书信的许多内容都是针对当时流行的许多思想和时代精神而发的) ，以便把福楼拜与十九世纪欧洲的主流思想进行直接而有效的联系，避免单纯地对作品本身进行关闭式解读。只有通过这种联系，我们才能看到福楼拜是如何与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现代性意识形态展开交锋的，他又是如何借鉴了被同时期主流思想所压抑的其他思想精华。这样一来，福楼拜通过艺术或在艺术之外与当时最重要的现代思想潮流——科学主义、历史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对话、对垒和交涉过程，他的从未受到系统关注的思想真实，和他对于现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反思便得以展现出来，同时他的赖以与同时代其他绝大多数伟大作家区别开来的反现代思想，以及他反对现代文明、现代社会、现代技术、现代政治体制、未来乌托邦社会和历史进步论的原因也便得以揭示。于是我们看到，除了作为无可争议的、纯粹的艺术家之外，福楼拜还是一位在当今时代应当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且与尼采、托尔斯泰和米歇尔·福柯这样的思想家具有家族相似特征的伟大思想者。之所以选择福楼拜与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两种思潮的关系进行研究，是因为这两种现代思潮不仅在当时的知识界最为流行，而且它们还能够典型地体现或折射出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从某种意义上说，探讨福楼拜与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关系，就等于探讨福楼拜与现代文明、现代社会及其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本著是我2002年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福楼拜与近代以来的科学、哲学和文艺思潮》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也是我在四川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写的毕业论文的一部分。按照原来的设计，课题需要论述福楼拜与现代时期(或近代以来的)多种主流思想，如斯宾诺莎主义、萨德主义、科学主义、历史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的关系，实际上这些内容我目前已大多完成，但考虑到十九世纪思想的内在关联性和独立性，笔者决定先出版福楼拜与十九世纪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思想关系的内容，它的好处是可以让读者更集中、更直接地了解福楼拜与同时代最盛行的现代思想大潮的对垒、对话关系。在原课题研究和本书写作的几年时间里，笔者得到了曹顺庆先生的辛勤指导，同时还需提及的是，在我研究福楼拜长达十余年的历程中，韩耀成先生、盛宁先生、陆建德先生、聂珍钊先生、韦遨宇先生、王纪宴先生，以及李健吾先生的女儿李维永先生，还有其他我未能一一列举出名字的前辈学者及同事朋友，都以不同的方式给我以支持鼓励，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钦峰　　

2006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