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福楼拜的历史文化多元论观念
那么什么才是福楼拜辩护中的精髓呢?笔者认为有这么三点。
一是在结合虚构、想象、同情的体验、实地考察和大量的文献阅读的基础上极力做到最大程度的真实。唯有坚持这种特殊的真实原则，才能最大限度地逼近其他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表现出它们各自的精神存在”。显然这种真实是融合了认识主体的大量个人感情和体验的真实，而不同于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真实。
二是极力维护迦太基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无论多么令学究们厌恶，也是绝不能够被其他任何民族包括希腊、罗马、法国或别的非闪语系统的文化所取代的。圣勃夫把迦太基希腊化、罗马化和法国化的意图有违于浪漫派和历史主义对于“地方色彩”和种族的特殊性的尊重。当浪漫主义在十九世纪初的法国兴起之时，法国作家就喊出了“尊重地方色彩”的响亮口号，他们所谓的“地方色彩”，指的是“他乡异国、远古时代、生疏风俗的一切特征”，[280]这些特征的强调与启蒙思想家的理性普遍主义观念是冲突的，它反对将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人和事物法国化，或统一于法国理性主义模式。我们这里不再多论。
三是认为存在着多种多样、不可公度的历史、文化类型，坚持历史和文化的多元论，反对把历史和文化当作没有种族界限的统一体系，和反对所谓的“普世文明”的大叙事。关于这一点，我们似乎应当多作一些说明。圣勃夫在批评迦太基文化时曾经嘲弄沙哈巴兰这个人物，围绕这种态度和联系圣勃夫本人的作品《堡罗亚尔修道院史》，福楼拜作了这样的答辩:
为什么您竟发现沙哈巴兰(迦太基月神的大祭司，萨朗波的导师——引者)几乎是喜剧性的人物，却如此认真地对待您那些堡罗－亚尔的朋友们?对我来说，您的辛格林死气沉沉，可以与我的大象相比。我认为与您那些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在互称“先生”、过着公社生活的人相比，我的文身的野蛮人更少非人性、更少“特殊”、更少滑稽可笑、更少异常。准确地讲，正由于他们对我而言是那样遥远，所以我才钦佩您在试图把他们变得明白易解时所表现出的才能。我相信您的那幅堡罗－亚尔画面，不过我喜欢住在那里的可能性要少于我的迦太基。堡罗－亚尔整个来讲也是一种排他的、极不自然的、强迫性的东西——但它仍然是真实的。为什么您竟不允许有两种真理、两种完全对立的极端东西和两种不同的怪物存在?[281]
从这种文化多元论主张中可以看出，圣勃夫与福楼拜的差异绝非仅仅是由“老圣勃夫在某种程度上仍被捆于早期文学传统”[282]的原因所导致的，这里还存在一个谁更具有真正的历史意识和宽容大度的历史文化情怀的问题。他与圣勃夫观点的差异主要源于后者的偏见、狭隘与保守，而绝非如卢卡契所说的“福楼拜被圣勃夫的指责深深地刺痛了，他对于批评家的反对没有超越一种受伤的感受”[283]，应当说，卢卡契的评论远远没有理解福楼拜的智慧、苦心，更没有理解他的历史精神的含义。安妮·格林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她认为一般的历史家在努力描述过去的时候，往往“反映的是他本人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和偏见:在对那些事实的许多可能的解释中，他试图抓住的‘真实’只是其中确定的某一种，而这些受到他的时代标准引导的所谓事实，又是他为了接受监督审查而决定选择的”，然而福楼拜通过阅读、比较和评论不同时期的大量历史，包括所喜欢的和所不喜欢的历史家的著作，发展了自己的历史意识，并且能够包容不同的文化真实，“着迷于历史观念的相对性”。[284]她认为福楼拜的历史观念的成熟与他的中学历史老师、杰出的历史家阿道夫·库里尔(Adolphe Chéruel，此人是米什莱早年的学生，后来成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历史教授)对他的历史训练和影响有关。四是对历史进步说的否定。如在把迦太基的政治体制与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相比时，福楼拜几乎把它们放在同一个档次上来看待。有人可能以为这种做法把古代现代化了，不过我们是否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是将现代古代化了呢?实际上，福楼拜既不认为迦太基非常美好，也不认为它比现在要落后多少，这种理解应当说是比较灵活的，与当代人的流行观念非常不同。当代人一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比古代体制要进步得多，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福楼拜不仅认为“迦太基人的元老院”与法国的国民大会和美国的国会具有一定的类似性，而且认为当代的民主制与迦太基元老院式的议会相比可能是一种退化形式，因为当代民主竟然“允许公众进入国会”，这是现代社会中最令福楼拜感到厌恶的地方，与之相比，迦太基人的元老院则是一种“得体”的民主形式。但这也绝不是说，迦太基是一个无比美好的社会，因为就暴力和暴政在迦太基的存在而言，它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国内战争的社会环境是极其类似的，这种邪恶在古今都是一样的。[285]福楼拜的上述辩解表明，他并不相信流行的关于人类文明进步的说教。在这里，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我们是不能逃避的，即福楼拜的“人性到处一致”的说法，他对乔治·桑和圣勃夫都说过同样的话。笔者认为福楼拜所说的人性一致是就人性在“恶”和“残忍”等方面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共同性、不变性而言的，而在同时，他也认为人性在许多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和可变因素，上文中福楼拜对迦太基文化特异性的反复强调和维护就是证明。福楼拜把战争归结为不变人性即满足欲望、满足庸俗低级的物欲和进行永无休止的争斗的结果，而传统、风俗、制度、组织等事物则被他归结为人性的具体可变形式。这说明了福楼拜的人性观是比较辩证的，并没有走到人性完全一致或完全差异的极端。
我们认为，由于强调历史性的缘故，福楼拜在其他通信中还流露出一定的换位本土主义和换位国家主义的观念。福楼拜很明白，在现代社会里，旧的故土和国家观念已经变得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世界主义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本土性、多元性可能会受到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威胁，因此，他只能够在追忆中对那个“非理性的”故土时代、它的铁血主义的狂热表示留恋，并通过意识(和某种程度的身体)的换位和同情来维护另一种或另类的本土主义和国家主义。如在谈到维尼的作品《军人的荣誉与屈辱》(Servitude et grandeur militaires，1835)时，他发表了自己对于“祖国”和“故土”概念的看法:
我仍然不喜欢有人贬低伟大的热情和藐视超常的崇高冲动的习惯。因此，维尼的作品《军人的荣誉与屈辱》第一眼就让我感到愤慨，因为我在里面看到的是对于不加思考的虔诚(如对皇帝的崇拜) 、人对人的不理智情感的全面诋毁，却喜欢一种关于责任的空洞无物的抽象观念，这个观念我从来就没有理解过，在我而言，它也不是人类所固有的。帝国时代的高贵的东西是对于皇帝的崇拜，这种感情是排他的、非理性的、狂热的和真正符合人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几乎不理解“祖国”、故土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意味着什么的原因。我能够容易地理解它在过去对于只拥有自己城市的希腊人、只拥有自己的罗马的罗马人、被驱赶到森林中的野蛮人和被追捕到自己帐篷里的阿拉伯人意味着什么。然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实际上不是感到当法国人与当中国人和英国人是一样的吗?我们不都在梦想去国外吗?我们在孩提时就梦想住在到处是鹦鹉和蜜饯椰枣的国度，我们在拜伦和维吉尔的影响中长大，在多雨的日子，我们思念着东方，或者妄想去印度发财，或者去美洲种植甘蔗。现在的“祖国”是地球、是宇宙、是星星、是空气，它是思想本身，即是我们心中的无限。[286]
这里的意思是说，古代意义上的狂热的国家观念在今天已经消失，现在再倡导爱国之类的抽象概念不仅在小说中很荒唐，而且已经不合时宜，或者说，“祖国”、故土的概念对于今天的人们已经显得空洞无物。那么这是否表明福楼拜在故意排斥浪漫主义的异国情调呢?非也，他实际上在浪漫主义、历史主义原则的引导下，发展了“祖国”和故土的概念，而维尼则在不变的和不真实的意义上使用这一对概念。福楼拜生长在浪漫主义时代，早年对浪漫主义充满了热情，若无它作支撑，福楼拜的历史观也将成为沙上之塔。我们使用“换位本土主义”和“换位国家主义”这样的概念，意在说明，福楼拜在“同情”(含历史同情和宇宙同情)原则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一种以他国为国、以他民族的故土为故土，乃至以自然宇宙为家园的思想感情和倾向。这无疑显示出包容大度和基于尊重其他文化、自然的独特性的世界主义情怀，这种情怀既有别于狭隘民族主义的追求，也以其宽容和尊重区别于理性普遍主义力量。
当然，福楼拜只是在信件和创作过程中表达了他对于历史和文化的态度而已，因为他毕竟不是终生以历史为业的学者，毕竟不是尼采所说的那种追求“过量的历史”的人。尼采用“过量的历史”这个词指涉的是十九世纪德国的一种“怀古的历史太过强大”的趋势，称之为“一场恶性的历史狂热病”。他提出人们应当懂得在历史的冲动背后保留一种“非历史”的和“超历史”的建设性冲动，以避免人类的创造性本能、生活乃至历史的本身发生退化，从而更好地创造生活。[287]笔者以为，作为与尼采有某种共同趣味的人，福楼拜很清楚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正具有创造性的生活，在他的意识中，正如在尼采的意识中一样，自然界的兽类生活、人类的“艺术和宗教”的生活正意味着一种“非历史”的和“超历史”的力量，其中，兽类“非历史”地过着某种幸福生活，而人类则可以超越历史、追求永恒与稳定性。[288]巴赫金多次提到福楼拜作品中兽类的意义问题，甚至认为“野兽形象是福楼拜艺术世界的未被意识到的中心”，并指出这些作品是“要为动物立碑”，和“以特殊形式恢复对兽类的神圣化和向兽类学习”。[289]这里也许指出了，福楼拜作品中兽类的意义，应在于作者想通过它来表达一种非世俗的、非历史的和富有创造性的幸福生活的潜在欲求。因而，福楼拜的隐逸生活、他对自然的尊重、他的作品对于兽类的描写、他对于艺术美的不懈追求和他的灵知主义的宗教体验等，都是他“非历史”地和“超历史”地创造生活的证明，它们在福楼拜的生命中与一种深沉的历史感结合着，并超越后者。
【注释】
[1]伊格尔斯，《历史主义的由来及其含义》，王晴佳译，载《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第84页。
[2]伊格尔斯，《历史主义的由来及其含义》，王晴佳译，载《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第74页。
[3]伊格尔斯，《历史主义》，见《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
[4]“历史主义”的内涵在十八世纪以来的德国思想传统中一直是用Historismus这个德文词来表达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于1797年最早使用Historismus一词，之后诺瓦利斯(Novalis，1798) 、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1838) 、布拉尼斯(Braniss，1848) 、小费希特(I． H． Fichte，哲学家费希特之子，1850) 、卡尔·普朗托(Carl Prantl，1852)都在不同时间、不同程度上使用过该词。当代国际史学界的权威学者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认为，十九世纪不少有历史观念的德国思想家如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 、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等，虽然创造了自己的历史知识理论，但“从不使用历史主义一词来描述自己的观点，相反倒是他们的某些批评者把这个词用在他们身上”(按:中文译者把“从不使用历史主义一词来描述自己的观点”译成了“后来使用这个名词指称他们自己所采行的观点”，显然把意思译反了。参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285页) 。不过在德国，无论是它的批评者，还是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的后继者们，如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1865—1923) 、迈涅克(Friedrich Meinecke，1863—1954) 、曼海姆等，一直使用Historismus一词(而不是Historizismus)来指述历史主义。在德国以外，意大利哲学家克罗奇(Benedetto Croce，1866—1952)于1902年在他的《美学》(Estetica)中首先使用了istorismo这个与德文的Historismus对应的意大利词。不过，历史主义术语的混乱也随着克罗奇后来的使用而出现。克罗奇后来认为，istorismo这个词只应当用来指述德国的历史思想传统，至于他本人的哲学观，则宜于用一个变异的词来表达，这个新造的词就是storicismo。在英语国家，历史主义术语的混乱使用与克罗奇有关。二十世纪初，英语国家在翻译时用historism这个词来指述德国历史思想，而historicism一词则同时用来翻译克罗奇的istorismo和storicismo这两个词。到了四十年代，卡尔·波普(Karl Popper，1902—1994)的《历史主义的贫困》发表(他的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最初是作为论文分三部分连载于1944年和1945年的英国《经济学》杂志，五十年代则作为著作在英、法、意等国出版) ，从此historicism一词在英语界几乎完全取代了historism这个似乎更准确的译法。目前国际上历史主义写法的趋势是，德文仍普遍使用Historismus(只是个别时候，为了翻译波普的historicism或出于类似原因，德文选择使用了Historizismus这个对应的、陌生的写法，其内在原因或许是，德国人并不以为自己民族思想传统中的Historismus在其主导倾向上是决定论的和宿命论的，这可能也是当初波普的界定不受欢迎的原因) ，意大利文一般写作storicismo，英语界则流行historicism这种写法(这一趋势从伊格尔斯编写的历史主义词条和相关论文，及其所列举的欧美主要国家历史主义文献的标题上可以看出) ，而且这几个在不同国家流行的词之间可以相互对译，其表现之一是英语界使用historicism一词来指述所有的历史主义，包括德国历史主义。参见Georg G． Iggers ，“Historicism”，in Philip P． Wiener，ed． ，The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studies of selected pivotal ideas，Volume 2，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3，pp． 456－464．和Georg G． Iggers发表于1995年第1期《思想史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上的《历史主义的由来及其含义》一文，王晴佳译，载《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
[5]Georg G． Iggers ，“Historicism”，in The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studies of selected pivotal ideas，Volume 2，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3，p． 458．
[6]Georg G． Iggers ，“Historicism”，in The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studies of selected pivotal ideas，Volume 2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s Sons，1973，p．458．
[7]历史主义更早的先驱是意大利人维科(Giambatista Vico ，1668—1744) ，赫尔德曾研究过他的名著《新科学》(1725) ，该书于1827年由米什莱翻译为法文，之后影响到全欧洲的史学界。
[8]Georg G． Iggers ，“Historicism”，in The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studies of selected pivotal ideas，Volume 2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s Sons，1973，p．458．
[9]伊格尔斯，《历史主义的由来及其含义》，王晴佳译，载《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第76页。
[10]雷蒙·阿隆，《论治史》，冯学俊、吴鸿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页。
[11]Isaiah Berlin ，“The Counter－ Enlightenment”，in 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Hogarth Press ，1979 ，p． 12．
[12]Isaiah Berlin ，The Roots of Romanticism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p． 67．
[13]赫尔德认为，对于历史，必须“从各个阶段自身出发加以理解，不能非历史主义地用自己时代的标准来评价各个时期”。见卡岑巴赫，《赫尔德传》，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81页。
[14]Georg G． Iggers ，“Historicism”，in The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studies of selected pivotal ideas，Volume 2，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3，p． 463．
[15]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16]卡尔·波普说: “我愿意维护被历史决定论攻击为陈旧的这个观点，即认为历史的特点在于它关注实际的独特的或特定的事件，而不关注规律或概括”。他在这里所维护的正是德国历史主义追求的精髓部分。见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忠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
[17]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忠译，华夏出版社，第13页。
[18]Georg G． Iggers ，“Historicism”，in The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studies of selected pivotal ideas，Volume 2，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3，p． 457．
[19]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 ，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26页。
[20]Georg G． Iggers ，“Historicism”，in The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studies of selected pivotal ideas ，Volume 2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3，p． 457．
[21]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忠译，华夏出版社，第39页。
[22]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忠译，华夏出版社，第42页。
[2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见《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4页。
[24]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见《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页。
[25]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26]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27]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28]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09页。
[2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 ，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页。
[30]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9、91页。
[31]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
[32]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8、119页。
[33]拉普拉斯，《论概率》，李敬革等译，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1期。
[34]伊赛亚·伯林，《决定论、相对主义和历史的判断》，见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93页。
[35]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页。
[36]如伏尔泰《憨第德》(Candide，或《老实人》)将各种严肃主题融进一个喜剧故事框架的写法，以及狄德罗《宿命论者雅克》的对话风格，为福楼拜晚期作品《布瓦尔和佩库歇》的写作提供了灵感。另外，可能与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有关的是，福楼拜也把自己的《布瓦尔和佩库歇》称为“百科全书”;狄德罗的论文和作品《拉摩的侄儿》关于“作家应当与他的主题保持心理距离”、“从他的灵感对象撤回情感”的观点，对福楼拜提出非个人化原则产生过影响。可参阅Benjamin F． Bart，Flaubert，Sylacuse: Sylacuse University Press，1967，p． 330．
[37]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82，p． 18．
[38]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82，p． 18．
[39]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
[40]勒瓦鲁阿(Jules Levallois，1829—1903)曾做过圣勃夫的秘书，他于1862年12月14日在《民族的意见》一文中就《萨朗波》写下了一些令福楼拜不快的话。引文见福楼拜1862年12月23—24日致圣勃夫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46．
[41]1871年9月8日致乔治·桑函，见Aimee L． Mckenzie ed． ，The George Sand－Gustave Flaubert letters． London : Duckworth ＆ Co． ，1922，p．208．
[42]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6、98页。
[43]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6页。
[44]福楼拜1871年9月8日致乔治·桑函，见Aimee L． Mckenzie ed． ，The George Sand－ Gustave Flaubert letters ，London: Duckworth ＆ Co． ，1922，p．208．
[45]Anne Green ，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82，p． 18．
[46]实际上夏多布里昂还提到第三个史学派别，即“伟大的革新派”，其代表人物有西斯蒙第(Sismondi ，1773—1842) 、基佐(Francois Guizot，1787—1874)和奥古斯都·梯也里(Augustin Thierry，1795—1856)等。安妮·格林事后聪明，认为应当把西斯蒙第和基佐划入“宿命论史学”，而把主张以浪漫主义的历史想象来表现历史实在的梯也里划入“描述史学”的范畴。参见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o^ reassessed ，p． 18． ，p． 19． ，和p． 153．第二章的第六个注释。我国则有学者使用古奇的分类，把梯也里纳入与基佐、米涅和梯也尔相同的“政治史学派”阵营。参见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笔者认为，把基佐纳入“宿命论史学”或“政治史学派”有一定道理，但把西斯蒙第拉进来恐有不妥，因为西斯蒙第的历史思想与德国的历史主义较为接近一些;另外，从历史主题的选择和关于革命的见解上，梯也里可被纳入“政治史学派”阵营，但在写法和文风上，梯也里属于“浪漫主义史学”或“描述史学”派。
[47]Anne Green ，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82，p． 19．
[48]古奇，《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 ，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32页。
[49]古奇，《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 ，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37页。
[50]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页。
[51]这个人物系列与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所列的对马克思有过较大影响的人物群体基本重合。李大钊在文中谓: “Thierry、Mignet及Guizot辈继起，袭桑西门氏的见解，谓一时代的理想、教义、宪法等，毕竟不外当时经济情形的反映”，他还认为马克思接受了基佐和梯也里的影响。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见《李大钊文集》(下)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
[52]这里必须说明，任何情况都不是绝对的。因为“宿命论史学”或“政治史学派”的历史认识有时也可能具有历史主义的某些特点。如基佐认为英国和法国革命的原则在革命爆发前已经被人们“企求过一百次”，是有一个生成的过程的，他甚至说“如果第二次革命不曾在历史上发生过，那么我们就无法彻底了解第一个革命”。这是一种从历史的渊源、后效和连续性上去理解过去事件的观点。见基佐，《1640年英国革命史》，伍光建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9、10页。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更是如此，通过分析大革命前的旧制度的政治结构和法国民族的特性，他认为革命者希望建立的许多东西在旧制度中早已存在，他本来以为后来的革命是1789年革命的继续，但最终发现，它们只是同一场革命。这种观察与福楼拜的意见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9页。上述主张的特点在于能够突破时代的断裂去理解历史的连续性和反复性，体现出德国历史主义的某些影响。
[53]福楼拜，《布瓦尔和佩库歇》，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
[54]分别参阅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o^ reassessed，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 Pr． ，1982，p． 19，p． 20．和福楼拜1867年致乔治·桑函，无日期，见Aimee L． Mckenzie ed． ，The George Sand－ Gustave Flaubert letters ，London : Duckworth ＆ Co． ，1922，p． 85．
[55]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82，p．19．
[56]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82，pp．18－20．
[57]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82，p．21．
[58]克罗奇，《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0—211页。
[59]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 ，李宗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
[60]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82，p．22．
[61]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82，p．21．
[62]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82，p．25．
[63]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页。
[64]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82，p．24．
[65]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82，p．22．
[66]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82，p．24．
[67]福楼拜，《布瓦尔和佩库歇》，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页。见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 Pr． ，1982，p． 25．
[68]福楼拜于1861年1月26日和6月6日致儒尔·米什莱函，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5—538页。
[69]福楼拜，《布瓦尔和佩库歇》，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页。
[70]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 Pr． ，1982，p． 26．
[71]1877年年底致热奈特夫人函(无日期) ，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239．
[72]1845年5月13日致阿尔弗雷德·普瓦特万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30—1857，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30．
[73]1852年9月4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30—1857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p． 169－170．
[74]1866年致乔治·桑函(无日期) ，见Aimee L． Mckenzie ed． ，The George San d－ Gustave Flaubert letters． London : Duckworth ＆ Co． ，1922，p． 16．
[75]1859年2月18日致尚特比小姐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16．
[76]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8页。
[77]福楼拜所说的“观念现在会像事实那样受到研究;信仰将会像生物体一样得到解剖”，并不意味着他要把观念和信仰“当作”或“统一于”物理事实和生物体来研究，或者有赞同人类精神研究中的所谓实证主义方法的意思。他的意思只是在于:物理事实和生物体已经得到了大量的研究，而现在人类的精神现象也应该像它们一样得到系统、彻底的研究。实证主义的缺陷是过度的理性化和逻辑化，要求把精神现象视同为实物而取消其精神性，福楼拜反对这样的研究。
[78]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卷) ，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79]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卷) ，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4、6页。
[80]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卷) ，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3、53页。
[81]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卷) ，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章“1850年以前的法国批评”，第19—25页。
[82]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忠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39页。
[83]冯·赖特，《知识之树》，陈波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5页。
[84]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6、329页。
[85]Julian Barnes ，Flaubert＇s parrot ，London : Jonathan Cape ，1984 ，p． 84．
[86]福楼拜，《布瓦尔和佩库歇》，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页。
[87]1846年8月6—7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30—1857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49．
[88]1863年10月23日致勒洛阿耶·德·尚特比小姐函，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4—555页。
[89]李健吾，《福楼拜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4页。
[90]Julian Barnes，Flaubert＇s parrot ，London : Jonathan Cape，1984，p． 108．
[91]Julian Barnes，Flaubert＇s parrot ，London : Jonathan Cape，1984，p． 108．
[92]Julian Barnes，Flaubert＇s parrot ，London : Jonathan Cape，1984，p． 111．
[93]1853年8月14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福楼拜《书信八封》，李健吾译，载《译文》，1957年第4期。
[94]亨利·特罗亚，《不朽作家福楼拜》，罗新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95]Julian Barnes，Flaubert＇s parrot ，London : Jonathan Cape ，1984 ，p． 108．
[96]在芒特的一次约会之后，路易丝·高莱说福楼拜是“一种自然的力量”，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84页。
[97]勒孔特的原话是: “自从荷马和埃斯库罗斯(他实际上最恰如其分地在最丰富与最和谐的意义上描述了诗歌)以来，堕落和野蛮埋葬了人类的精神”。见Francis Steegmuller的注释，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30—1857，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197．
[98]1853年8月14日致路易丝·高莱，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30—1857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196．
[99]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192．
[100]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192．
[101]Julian Barnes，Flaubert＇s parrot，London : Jonathan Cape ，1984 ，p． 179．
[102]Julian Barnes，Flaubert＇s parrot，London : Jonathan Cape ，1984 ，pp． 84－85．
[103]Julian Barnes，Flaubert＇s parrot，London : Jonathan Cape ，1984 ，p． 129．
[104]在实证主义者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来，进化的规律就是进步的规律，它包括“所有的进步”，其中就有道德的改善，它意味着“渐进地趋向善并‘消除恶’”，而完全没有考虑到相反的问题，即赖特所说“进化的那个过程就不能是衰退或退化的过程吗”?冯·赖特，《知识之树》，陈波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1—72页。卡尔·波普在讨论赫胥黎的进化－进步学说时指出，鉴于“种类日益多样化的总趋势”，“进化有时发生，但有时不发生;有些种类的进化有时是进步的，但多半不是进步的;而且没有普遍的理由使我们期望将来会出现促使进步的种类”。卡尔·波普，《历史主义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忠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85页。
[105]Julian Barnes，Flaubert＇s parrot，London : Jonathan Cape ，1984 ，p． 129．
[106]1852年9月4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30—1857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p． 169－170．
[107]1846年8月6—7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30—1857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49．
[108]1840年11月14日致厄内斯特·谢瓦里埃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30—1857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p．13－14．
[109]Hazel Barnes，Sartre and Flaubert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 89，pp． 86－87．
[110]福楼拜的同性恋冒险详见Hazel Barnes，Sartre and Flaubert，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 89，p． 86．各种窥淫的冒险见Dennis Porter，Haunted Journeys: Desire and Transgression in European Travel Writing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p． 175－178．
[111]Dennis Porter，Haunted Journeys: Desire and Transgression in European Travel Writing．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 181．
[112]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卷) ，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113]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卷) ，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114]Julian Barnes，Flaubert＇ s parrot，London : Jonathan Cape ，1984 ，p．129．
[115]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31．
[116]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忠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117]巴赫金，《关于福楼拜》，见《巴赫金全集》(第四卷) ，钱中文主编，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118]巴赫金，《人文科学方法论》，见《巴赫金全集》(第四卷) ，钱中文主编，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页。
[119]巴赫金，《关于福楼拜》，见《巴赫金全集》(第四卷) ，钱中文主编，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120]巴赫金，《关于福楼拜》，见《巴赫金全集》(第四卷) ，钱中文主编，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121]巴赫金在涉及斯宾格勒的观点时，批评的是他对民族文化自足性和封闭性的夸大和历史宿命论，另外，他也不同意斯宾格勒的泛自然主义或生物主义的论调，这种论调从根本上说是受控于实证主义的。但在反对理性主义、西方中心论、直线或单线的进化历史观，和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及主张文化多元论等方面，巴赫金与斯宾格勒仍然有较多相似之处。见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导言》，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122]巴赫金，《关于福楼拜》，见《巴赫金全集》(第四卷) ，钱中文主编，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104页。
[123]博尔赫斯，《曲径分岔的花园》，见陈众议编，《博尔赫斯文集》(小说卷)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136页。
[124]译为《论实证哲学》，福楼拜信件的英译者斯迪格缪勒认为，该书可能是孔德六卷本《实证哲学教程》中的一卷，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30—1857，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128(注释5) ．
[125]福楼拜1850年9月4日于大马士革致路易·布耶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30—1857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127．
[126]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页。
[127]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页。
[128]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6—47页。
[129]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7页。
[130]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页。
[131]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0页。
[132]孔德，《实证主义协会创建人致志愿入会者》，见《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9页。
[133]《细木工匠法比安·马尼安的演说词:纪念奥古斯特·孔德逝世二十一周年》，见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7页。
[134]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忠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135]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232页。
[136]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25页。
[137]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25页。
[138]1863年10月23日致尚特比小姐函，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4—555页。
[139]1852年3月27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5页。
[140]1861年致热奈特夫人函(无日期) ，见Francis Steegmuller，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20．
[141]李健吾，《福楼拜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3页。
[142]巴赫金，《关于福楼拜》，见《巴赫金全集》(第四卷) ，钱中文主编，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143]如有一次在拉塞庄园的废墟旁看到一个老头子，福楼拜说，“我想到:老头子处在风烛残年的永恒的半睡眠状态里(这半眠状态来在永眠状态之前，就像是从生命到死亡的过渡) ”。1853年8月14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195．
[144]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6页。
[145]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6页。
[146]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页。
[147]福楼拜1862年12月23—24日致圣勃夫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p． 43．
[148]福楼拜，《布瓦尔和佩库歇》，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页。
[149]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
[150]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232页。
[151]1846年9月18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30—1857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77．
[152]1850年11月14日致路易·布耶函，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5页。
[153]特罗亚，《不朽作家福楼拜》，罗新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206页。
[154]在描写冉·阿让穿越巴黎阴渠的一个段落中，雨果曾呼吁法国农业家以“进步”的名义，学会使用人类大便，把它变为肥料。福楼拜信中所言伯累坦(Eugene Pelletan，1813—1884)为法国左翼政治家，他所倡导的“进步”观念深为福楼拜所憎恶。后来福楼拜在《布瓦尔和佩库歇》中安排两位主人公通过非常可笑的方式把大便变为肥料，这一情节是对雨果上述提议的滑稽模仿和嘲讽。参见雨果《悲惨世界》第5部第2卷的第1节《海洋使土地贫瘠》，和本著《福楼拜与科学主义》部分下篇的“第四节”。
[155]福楼拜1862年7月致热奈特夫人函(无日期) ，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p． 30－31．
[156]这里提到的德·麦斯特(J． M． de Maistre，1754—1821)是法国外交家和思想家，新天主教和反革命运动的最强有力和最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其思想的首要原则是秩序的绝对必要性，他的不少观点堪与霍布斯相比。路易·布兰克(Louis Blanc，1811—1882)是法国社会主义政治家，被马克思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致力于通过改造经济来解决工业革命带来的贫困。拉蒙奈斯(Félicité Robert de Lamennais，1782—1854)为法国牧师、哲学家和政治家。引文见福楼拜1864年夏天致热奈特夫人信函，无日期。参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76．
[157]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158]1852年9月4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30—1857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p． 168－169．
[159]孔德说，圣西门主义和其他空想社会主义是“颠覆性乌托邦……是来自于积极追求重建某种神学的人;那种神学基于含糊而无用的自然神论或与之相当的耶稣教义”，见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6—47页。
[160]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版，第174—175页。
[161]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版，第182页的注释。
[162]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忠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
[163]1852年5月15—16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7页。
[164]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版，第158页。
[165]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版，第175页。
[166]福楼拜的自然主义不是左拉式的对于自然科学语言进行滑稽模仿的自然主义。当然左拉也曾写出了人身上的自然，但这种自然却是隶属于动物的、自然决定论的自然，而一旦把人类自然等同于动物自然，这对于福楼拜而言，则并不是对人类自然的忠实，而恰恰违反了人文自然的本性。左拉式的自然主义还意味着心灵的死亡，因为他所追求的除了动物性之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的均等。我以为，自然科学崇拜的自然主义、本能决定论的自然主义以及狂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极化追求，应是左拉在福楼拜眼里所表现出来的三大可憎之处。
[167]1878年8月(星期四)致布莱恩夫人函(无日期) ，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244．
[168]1852年9月4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30—1857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169．
[169]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5—46页。
[170]福楼拜，《布瓦尔和佩库歇》，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
[171]1871年3月31日致乔治·桑函，见Aimee L． Mckenzie ed． ，The George Sand－ Gustave Flaubert letters ，London : Duckworth ＆ Co． ，1922，p． 193．
[172]1871年致乔治·桑函(无日期) ，见Aimee L． Mckenzie ed． ，The George Sand－ Gustave Flaubert，letters ，London : Duckworth ＆ Co． ，1922，p． 198．
[173]Hazel Barnes，Sartre and Flaubert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 389．
[174]1875年12月致乔治·桑函(无日期) ，见Aimee L． Mckenzie ed． ，The George Sand－ Gustave Flaubert letters ，London : Duckworth ＆ Co． ，1922，pp． 349－ 350．或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p． 227－228．
[175]乔治·桑1876年1月12日致福楼拜函，见Aimee L． Mckenzie ed． ，The George Sand－ Gustave Flaubert letters ，London : Duckworth ＆ Co． ，1922，p． 351．
[176]福楼拜，《布瓦尔和佩库歇》，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页。
[177]福楼拜，《布瓦尔和佩库歇》，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292页。
[178]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 ，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8页。
[179]1846年9月27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30—1857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80．
[180]1852年5月15—16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8页。
[181]1852年5月15—16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8页。
[182]1846年9月18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30—1857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77．
[183]乔治·卢卡契，《历史小说的古典形式》，见《司各特研究》，文美惠编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98—103页。
[184]乔治·卢卡契，《历史小说的古典形式》，见《司各特研究》，文美惠编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
[185]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前言》，见《司各特研究》，文美惠编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23—24页。
[186]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82，pp． 6－7．
[187]米歇尔·莱蒙，《法国现代小说史》，徐知免、杨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188]《巴尔扎克全集》(第24卷) ，罗芃、王文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
[189]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82，p．8．
[190]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第五分册) ，李宗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191]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82，p． 7．
[192]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82，p．8．
[193]卢卡契，《帝国主义时期人道主义的抗议文学的一般特征》，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1页。
[194]Anne Green ，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82，p．10－11．
[195]卢卡契，《帝国主义时期人道主义的抗议文学的一般特征》，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115页。
[196]卢卡契，《帝国主义时期人道主义的抗议文学的一般特征》，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4—125页。
[197]卢卡契同时也正确地指出了像雨果和后来的反法西斯人道主义者的历史小说在艺术上的失败。即虽然这种小说与资产阶级的颓废主义针锋相对，但还不能给读者以“具体的现代的来历”，“而只是今日问题在历史中的历史折射、现代正在思想上考虑的那些问题的一种抽象的来历”。因此在主题的选择上，人道主义者的历史小说尚没有摆脱偶然性，它是从想象和问题出发，而不是从存在出发，所以常常越出历史范围，陷入现代化、抽象化、一般化的错误。这等于替我们指出了人道主义的历史小说的非历史性的一面。卢卡契，《人民性和真实的历史精神》，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43页。
[198]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82，p． 7．
[199]参见福楼拜1846年11月11日致路易丝·高莱函，Francis Steegmuller，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30—1857，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87．
[200]“除了被表现在有着伟大的深红色背景的图画中的事件(指战争——引者) ，民族与民族之间、行政区与行政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争执都引不起我的兴趣”。见1846年12月11日致高莱夫人函，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30—1857，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88．
[201]1860年7月3日致龚古尔兄弟函，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23．
[202]福楼拜说，“他们是一些木偶、糖人”。参见1862年7月致热奈特夫人函(无日期) ，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30．
[203]龚古尔兄弟1861年5月6日日记。转引自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27．
[204]圣勃夫的话。参见Georg Lukács ，“Salammbo^”，in Raymond Giraud，ed． ，Flaubert: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Raymond Giraud ed． ，Englewood Cliffs，N． J． : Prentice－ Hall，Inc． ，1964，p． 146．
[205]亨利·特罗亚，《不朽作家福楼拜》，罗新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页。
[206]亨利·特罗亚，《不朽作家福楼拜》，罗新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页。
[207]亨利·特罗亚，《不朽作家福楼拜》，罗新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
[208]1861年10月初致龚古尔兄弟函(无日期) ，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29．
[209]1866年致乔治·桑函(无日期) ，见Aimee L． Mckenzie ed． ，The George San d－ Gustave Flaubert letters，London : Duckworth ＆ Co． ，1922，p． 16．
[210]赛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22—123页。
[211]赛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32页。
[212]赛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34页。
[213]李健吾，《福楼拜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2页。
[214]1844年6月7日致科姆南函，《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6页。
[215]1844年6月7日致科姆南函，《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6页。
[216]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82，p． 20．
[217]亨利·特罗亚，《不朽作家福楼拜》，罗新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页。
[218]亨利·特罗亚，《不朽作家福楼拜》，罗新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
[219]1858年5月8日致路易·布耶函，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9．
[220]详情可参阅Francis Steegmuller编入福楼拜书信中的《迦太基之行》的部分笔记，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10．
[221]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11．
[222]1857年8月6日致恩斯特·费多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p． 4－5．
[223]亨利·特罗亚，《不朽作家福楼拜》，罗新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页。
[224]亨利·特罗亚，《不朽作家福楼拜》，罗新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页。
[225]1857年5月18日致尚特比夫人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2．
[226]1857年11月24日致恩斯特·费多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5．
[227]Georg Lukács ，“Salammbo^”，in Raymond Giraud，ed． ，Flaubert: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Englewood Cliffs，N． J． : Prentice－ Hall，Inc． ，1964，p． 144．
[228]Georg Lukács ，“Salammbo^”，in Raymond Giraud，ed． ，Flaubert: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Englewood Cliffs，N． J． : Prentice－ Hall，Inc． ，1964，pp． 146－147．
[229]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p．9．
[230]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p．10．
[231]Anne Green ，“Introduction”，in 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 Pr． ，1982，p． 3．
[232]1860年7月3日致龚古尔兄弟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23．
[233]1857年6月26日致恩斯特·费多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p． 3－4．
[234]福楼拜1875年12月31日致乔治·桑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227．
[235]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82，p．8．
[236]福楼拜在1880年2月3日致莱昂·埃尼克信，参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p． 266－267．
[237]莫泊桑为乔治·桑和福楼拜的通信所写的前言，转引自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1．
[238]波里比阿在《通史》中只是提到过哈米尔卡尔有一个女儿，但没有名字。福楼拜在这个史料的基础上，根据巴比伦和叙利亚神庙里的女神“萨朗波”(Salambo，它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阿芙洛狄特，尤其相当于阿多尼斯传说中的忧伤的维纳斯)的名字为她施洗和命名，但福楼拜的Salammbo^则是一种特别法国化的拼法。Francis Steegmulle r，“Reflections: Gustave Flaubert＇s Correspondence”，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2．
[239]路易·布耶1857年9月19日致福楼拜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4．
[240]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卷) ，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241]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卷) ，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242]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卷) ，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243]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卷) ，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244]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卷) ，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2页。
[245]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卷) ，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页。
[246]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卷) ，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247]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卷) ，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
[248]Georg Lukács ，“Salammbo^”，in Raymond Giraud，ed． ，Flaubert: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Raymond Giraud ed． ，Englewood Cliffs，N． J． : Prentice－ Hall，Inc． ，1964，p． 142．
[249]福楼拜时代的法国批评界几乎都或明或暗地、众口一词地宣称《萨朗波》是个“怪物”，但当他们解读这部作品时，却又都有通过不同方式“归化”该作品的企图。参见Michal Peled Ginsburg ，Flaubert Writing : a Study in Narrative Strategies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08．当代学者中对福楼拜这部最生僻、晦涩作品的最难以理解的归化性研究当属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已故教授克莱尔·阿迪生(Claire Adison)于1996年出版的专著《福楼拜的位置》，该作解释了《萨朗波》中一系列日期和事件与福楼拜的个人生活、十九世纪法国乃至欧洲许多历史事件的对应关系，如认为雇佣军到达西喀与拿破仑登陆厄尔巴岛、1848年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成立等事件的一致性，并由此阐释其意义。见Claire Addison ，Where Flaubert Lies : Chronology，Mythology and History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00－103．
[250]福楼拜1862年12月23—24日致圣勃夫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40．
[251]福楼拜1862年12月23—24日致圣勃夫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45．
[252]福楼拜1862年12月23—24日致圣勃夫函，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44．
[253]如圣勃夫说: “她(指萨朗波——引者)告诉她的奶妈，向她吐露她的莫名的担忧，她的不平静的窒息感，她的怠倦……《包法利夫人》的开始也是这样，当她的生活变得冗长乏味，她便一个人来到山毛榉的树林。那么可怜的萨朗波也以自己的方式体验了同样的莫名渴望和被压抑的情感。作者使用伟大的艺术，仅仅把这种被抑制的心灵和感受的痛苦移了位。”转引自Georg Lukács ，“Salammbo^”，in Raymond Giraud，ed． ，Flaubert: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Raymond Giraud ed． ，Englewood Cliffs，N． J． : Prentice－ Hall，Inc． ，1964，pp． 145－146．
[254]福楼拜1862年12月23—24日致圣勃夫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41．
[255]福楼拜1862年12月23—24日致圣勃夫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42．
[256]福楼拜1862年12月23—24日致圣勃夫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40．
[257]福楼拜1862年12月23—24日致圣勃夫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40．
[258]福楼拜1862年12月23—24日致圣勃夫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p．40－41．
[259]福楼拜1862年12月23—24日致圣勃夫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43．
[260]福楼拜1862年12月23—24日致圣勃夫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41．也可参见Georg Lukács ，“Salammbo^”，in Raymond Giraud，ed． ，Flaubert: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Raymond Giraud ed． ，Englewood Cliffs，N． J． : Prentice－ Hall，Inc． ，1964，pp． 148－149．
[261]福楼拜1862年12月23—24日致圣勃夫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41．
[262]福楼拜1862年12月23—24日致圣勃夫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41．
[263]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福楼拜常感到非常矛盾。龚古尔兄弟曾经在日记中记录福楼拜的抱怨，后者常常说自己不得不“冲淡如同调味沙司一般的地方色彩”，并且得不断地求助于拐弯抹角和委婉的说法，因为法语缺乏他所需要的精确词语。于是他掉进了一个陷阱:一面考虑提供精确的但又是不可读的、需要配以数页注释的晦涩陈述，一面又要考虑到陈腐的法国文学语言惯例。见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 Pr． ，1982，p．13．
[264]福楼拜改变了波里比阿《通史》中“Mathos”一词的拼法，去掉了它的最后一个字母“s”，并在元音“a”上加上了音调符号，使其成为法国化的“Ma^tho”，同时它也是福楼拜自己的名字居斯塔夫(Gustave)的同义词。见Claire Addison ，Where Flaubert lies : chronology，mythology and history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p． 96．
[265]福楼拜1862年12月23—24日致圣勃夫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42．
[266]Michal Peled Ginsburg ，Flaubert writing : a study in narrative strategies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08－109．
[267]Michal Peled Ginsburg ，Flaubert writing : a study in narrative strategies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09．
[268]Georg Lukács ，“Salammbo^”，in Raymond Giraud，ed． ，Flaubert: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Raymond Giraud ed． ，Englewood Cliffs，N． J． : Prentice－ Hall，Inc． ，1964，p． 150．
[269]福楼拜1862年12月23—24日致圣勃夫函，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45．
[270]福楼拜1862年12月23—24日致圣勃夫函，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46．
[271]安妮·格林认为，福楼拜对迦太基的政治、军事、语言、神话、法律体系、艺术、风俗的综合研究是受到维科和法国“描述史学”派影响的证据，属于泛题材研究，而不止于政治分析。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o^ reassessed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 Pr． ，1982，p． 25．
[272]福楼拜1862年12月23—24日致圣勃夫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46．
[273]福楼拜1863年2月2日致阿道夫·居洛尔特(Adolphe Guéroult)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61．
[274]G．弗洛纳的观点在福楼拜1863年1月21日致G．弗洛纳的信中有清楚的反映，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p． 52－60．
[275]福楼拜1863年1月21日致G．弗洛纳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54．
[276]福楼拜1863年1月21日致G．弗洛纳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p． 54．
[277]福楼拜1863年1月21日致G．弗洛纳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p．54－55．
[278]福楼拜1863年1月21日致G．弗洛纳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p．55－56．
[279]Francis Steegmuller ，“Reflections: Gustave Flaubert＇s Correspondence”，in 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50．
[280]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 ，李宗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
[281]福楼拜1862年12月23—24日致圣勃夫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pp． 46－47．
[282]Georg Lukács ，“Salammbo^”，in Raymond Giraud，ed． ，Flaubert: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Raymond Giraud ed． ，Englewood Cliffs，N． J． : Prentice－ Hall，Inc． ，1964，p． 142．
[283]Georg Lukács ，“Salammbo^”，in Raymond Giraud，ed． ，Flaubert: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Raymond Giraud ed． ，Englewood Cliffs，N． J． : Prentice－ Hall，Inc． ，1964，p． 152．
[284]Anne Green，Flauber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 Salammb reassess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82，p．17．
[285]福楼拜1862年12月23—24日致圣勃夫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57—1880，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43．
[286]1846年12月11日致高莱夫人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30—1857，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87．
[287]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部分和第5、10、22页。
[288]尼采说: “兽类绝对是‘非历史’地过着某种幸福生活的存在物，历史的冲动背后没有建设性的冲动，‘非历史’一词用来指一种力量、一种艺术，它忘掉过去，并在自己周围划出一个有限的视野。我又认为，那样一种力量是‘超历史’的，它将目光从演变进程之上转移到赋予存在一种永恒与稳定特性的事物之上——转到艺术和宗教之上。”见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289]巴赫金，《关于福楼拜》，见《巴赫金全集》(第四卷) ，钱中文主编，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7—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