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驳弗洛纳:权威学究的指关节被击碎

弗洛纳(Guillaume Froehner)是毕业于波恩大学的德裔法籍青年考古学家、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助理，1862年12月31日，他在《当代评论》(Revue Contemporine)上撰文《法兰西的罗马考古学》(关于三本书的书评，以论《萨朗波》为主)指责福楼拜文献查证不足。主要观点是认为:福楼拜的证据和灵感来源于1862年4月在巴黎举行的坎帕那收藏品大展(Campana collection，该大展数月后关闭，部分展品留在卢浮宫) ;指责福楼拜没有请教诸如法尔贝(Falbe) 、马勒(Dureau de la Malle)这样的当代迦太基学者(二人分别于1833和1835年出版了自己的迦太基学著作) ;认为迦太基城的一些大街是出于福楼拜本人的虚构; 《萨朗波》某些词语的使用存在错误;认为作品中所写的汉诺之死、小孩的献祭、月神的纱披(天衣) 、某些神祇的存在、月神的称呼、以猿和马献祭日月、东方的奇异风俗等方面，或出于虚构，或与史实不符等。根据福楼拜的总结，弗洛纳的批评所涉及的问题有二十个之多。^[273]针对弗洛纳的批评，福楼拜全部以史料、史实为据予以驳斥，显示了弗洛纳在历史书籍的阅读、史料的掌握等方面的浅薄。^[274]

福楼拜在信中对弗洛纳的反驳(该信的核心内容也于1863年2月15日发表在《当代评论》上)发人深省，也非常能够显示福楼拜的博学、考古学功底和对于两个写作原则的坚持:一是真实原则，它要求史料的采用具有确实性(虽然它在福楼拜看来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二是迦太基或各民族文化的个性化(尽管某种程度上它被赛义德说成是东方化)原则，它要求表现出迦太基土著居民、地中海周边民族(包括欧洲民族) ，以及古代东方其他民族文化的唯一性和独特性。首先是真实原则问题。福楼拜在回答弗洛纳时，反驳了后者关于《萨朗波》的证据和灵感来源是坎帕那收藏品大展的说法，因为原因很简单，而且也是众所周知的，即坎帕那收藏品对外开放的时候，《萨朗波》已经完成了约六个星期时间。这也就是说，福楼拜创作一部历史小说，决不会轻浮到只以一个收藏品展览为依据的地步。关于请教专家的问题，实际的情况也出乎弗洛纳所料，福楼拜告知弗洛纳，他不仅读过后者所提到的法尔贝和马勒这两位当代迦太基学者的著作许多遍，次数超过了他弗洛纳本人，而且简直就是“置身于迦太基的废墟之中”了。弗洛纳认为，在迦太基城的结构及主要市区方面，所知道的相关著作的记述都不能令人满意。福楼拜当然同意这一点，不过他认为，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主要城门及其他某些地点的精确位置，但我们却知道城市的位置，以及城墙、将雕带和柱顶分开的束带饰、防波堤和军港的建筑结构，还知道房屋的沥青切面和石子铺就的街道，知晓与迦太基卫城埃施蒙神庙、海边月神庙相关的信息，关于这些，马勒的书就有记录，更不用说阿庇安、老普林尼(Gais Pliny the Elder，23—79)和拜占庭历史家普罗柯比(Procopius，500—565)的著作。在迦太基城的一些大街的虚构问题上，福楼拜本人承认不能以文献来证明所谓制革大街、香料大街和染工大街的存在，不过认为诸如肯尼斯多和西那辛的名称绝非出于虚构，而且其名称并非如弗洛纳所说“有悖于闪米特语言的精神”，因为这些名称出现在德国东方学兼圣经学者葛赛尼斯(Heinrich Friedrich Wilhelm Gesenius，1786—1842)的书里，再者，《萨朗波》中的几乎所有布匿(迦太基)名称均来自葛赛尼斯和法尔贝的著作。关于汉诺之死，这是《萨朗波》中的真实情节，弗洛纳这样表示了对于其真实性的怀疑: “汉诺在与雇佣军的战斗中并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那次战斗结束以后很长时间内他仍然在指挥军队。”^[275]而实际上，罗马伟大历史家波里比阿在其《通史》中早已记录了汉诺在萨迪尼亚被叛军捕获并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情，可见《萨朗波》所写是有据可查的。

其次，在迦太基和各民族文化的个性化原则的处理方面，《萨朗波》表现出了对于古代东西方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差异性和唯一性的尊重。在对弗洛纳的反驳中，这一点是能够看出的。弗洛纳不断地表现出对福楼拜所描写的来自几千年前迦太基的落后、粗野的奇异事物的惊诧，这种心情与他对这些相关的细节描写的真实性的怀疑纠缠在一起。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弗洛纳对于迦太基日神庙拿小孩献祭的史实的怀疑，而福楼拜则认为，既然这种以活人祭祀的情节在裘力斯·恺撒和台比留时代的迦太基仍然存在(此时迦太基已被置于罗马帝国统治之下) ，有西塞罗(Cicero)和斯特雷波(Strabo)的著作为证，那么在一二百年前的迦太基也并非不可能。弗洛纳原话是说: “摩洛神的雕像并不像《萨朗波》所写的那样是一个地狱般的设计。这一雕像由7部分构成，层层向上，每层放置牺牲品，属于高卢宗教”^[276]。福楼拜援引《萨朗波》的证据来源——狄奥多罗斯的著作、保罗·法日(Paul Fage)关于迦勒底描写的段落、塞尔登(Selden)的引用以及攸西比乌斯的著述，对弗洛纳的话进行了反驳，说明这种风俗是迦太基的实际文化存在，而不是属于什么高卢宗教。与迦太基月神相关的问题，与上述涉及日神的问题在逻辑上有类同之处，即弗洛纳怀疑迦太基月神的纱披(即天衣)的存在可能性，因为“历史没有提到这件纱披”，只是在很晚的时候，它在维纳斯的神庙里展现过，而这却是在罗马皇帝时代。福楼拜援用罗马历史家阿瑟尼斯(Athenaeus，170—230)的很小一段描写否定了这个观点，追溯了迦太基月神纱披的历险史:老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the Elder)用一百二十塔兰特从迦太基买回，被小西庇阿(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打败并毁灭迦太基城的罗马执政官)带到罗马，后来罗马保民官盖乌斯·格拉古(Caius Gracchus)将其归还迦太基，而残暴的罗马小皇帝黑利加巴卢斯(Heliogabalus)又将它掠至罗马，然后又回归迦太基。福楼拜指出，所有这些内容从弗洛纳本人所推荐的马勒的迦太基著作中也可以见到。这样一来，弗洛纳所说的在维纳斯的神庙里展示过的“天衣”实际上来自于迦太基的月神神庙。^[277]再有就是迦太基及北非宗教文化中以猿猴和马献祭日月的问题，弗洛纳认为，这些细节在古代作者那里以及现存的任何可信的遗迹、文献中都看不到。对此福楼拜提示，狒狒在埃及被用来献给月亮，人们在神庙的墙上能够看到，而且埃及人的崇拜又渗透到利比亚等地。至于马，则是献给埃施蒙的，它后来被同化为太阳神，这种情况在地理学者鲍塞尼阿斯(Pausanius)的书和圣经里都有记载。在《萨朗波》的细节描写中，最令弗洛纳“吃惊”的莫过于东方和北非(《萨朗波》中的蛮族士兵来自于地中海周边的欧、亚、非三大洲，主要是东方)的奇风异俗，如大象的耳朵涂上蓝色的颜料、男人涂抹朱砂、穿女人衣、食吃虱虫和猿猴、用猞猁尿液做宝石、曼陀罗草、脚链、用十字架钉死狮子等等，不一而足。而弗洛纳的“吃惊”对于《萨朗波》的成败无疑意味着一种价值判断。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福楼拜的证据仍然来自于经典著作，少数来自现有的学术著作。如，大象的耳朵涂上蓝色颜料的细节可见于阿曼蒂的《象战史》，更可见于弗拉鲁斯、狄奥多罗斯等人的文献。游牧部落食吃虱虫和猿猴、男人涂抹朱砂的细节则出自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的第四卷。男人穿女人衣的细节也出自希罗多德对波斯国王薛西斯的军队的描写，其中，吕底亚男人穿女人的裙子(吕底亚人的酒神巴克斯是女人装束) ，爱特拉斯堪的男人也不例外。另外，结扎胡子的细节则见于柯亨(Cahen)的记述和埃及的阿波罗神庙，用猞猁尿液做宝石的细节可见于希腊哲学家西奥佛雷特斯(Theophrastus，B． C 371—B． C 286)的《论石头》及罗马史家普林尼的著作，用十字架钉死狮子的细节也可见于普林尼的著作，其中记载了小西庇阿和波里比阿在迦太基附近的农村观看被吊死的狮子的情形。同时，神庙入口处的绿色石柱等描写在普林尼、西奥佛雷特斯的著作中皆实有其事。^[278]对于福楼拜而言，以古代权威性的历史文献为据，就意味着能够更好地写出各民族文化和历史的真实精神和差异性，而不能根据当今西方人的接受习惯和趣味去违背真实地叙写历史，或以某个理性概念为线索用西方的文化史统一其他民族的历史，尤其是东方古代的历史。

由于对自己的主题非常了解，所以根据雅克·巴赞的说法，福楼拜在以上两封信的反驳中，“最终用他强有力的巨锤击碎了两位权威学究的指关节”^[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