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萨朗波》对历史的精神存在的表现

1862年，福楼拜的以两千多年前的迦太基内战为题材的历史小说《萨朗波》出版，除了宫廷对其中的作战器具、假面舞会和服饰产生了一定兴趣外，从《世界报》到《费加罗》，人们纷纷发表文章对其进行批评甚至谩骂。这些批评有的来自文学批评界，如圣勃夫，有的来自考古学界，如弗洛纳(Guillaume Froehner) ，还有的来自文学界内部，如龚古尔兄弟。以龚古尔兄弟的批评为例。由于碍于情面，龚古尔兄弟从来没有考虑到要向自己的好朋友福楼拜提出他们对《萨朗波》的真实批评意见。但他们在日记里却这样写道: “《萨朗波》水平之低，有负我们对福楼拜的期待。……福楼拜看到的中东，古代的中东，是博物架上阿尔及利亚的小古董。产生的效果，有的很幼稚，另一些则很可笑。人物的感情……是人类共有的一般感情，而非迦太基人独具的感情;利比亚统领马多(马托——引者) ，实际上只是野蛮诗篇里的歌剧男高音……每句句子，几乎都以‘像什么什么’开头，引出一个比喻，像每个烛台点一只蜡烛一样。”^[217]我们并不否认龚古尔兄弟对福楼拜的批评在有些地方可能是正确的，不过整体上却是很不公平的。因为能够在阅读和实际考察的基础上“复活”一个几乎绝迹的文明，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对于一位现代作家而言，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这里对作品的成败姑且不论，我们的目的只是想通过《萨朗波》的创作过程，来认识福楼拜的历史真实观和在历史认识中同情原则的使用问题。

如果单就真实的追求而言，我们觉得，可能很少有作家像福楼拜那样执著于历史著作的研读和进行认真的实地考察的，他追求的目的只有一个，即获得历史真实。通过福楼拜的书信，我们发现福楼拜长期阅读的古希腊罗马历史家有:希罗多德(Herodotus，B． C． 484—B． C． 425，福楼拜在1845年时开始读他的《埃及》，即《历史》或《希波战争史》的第二卷《埃及志》) 、色诺芬(Xenophon，B． C． 428—B． C． 355，著有《希腊史》、《长征记》等，福楼拜对《长征记》进行过细致阅读，该书是色诺芬根据回忆对B． C． 401年波斯的小居鲁士率领希腊佣兵穿越小亚细亚的远征所作的记述) 、波里比阿(Polybius，B． C． 201— B． C． 120，希腊最后一位和罗马时代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家，曾随罗马保护人远征迦太基，是罗马东征西伐、统一地中海世界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长途跋涉，为了获得汉尼拔突入意大利的确切材料和感觉，曾翻越阿尔卑斯山，沿着汉尼拔进军罗马的路线走了一遍。福楼拜为了写作《萨朗波》，专门阅读了他的《通史》，该书记录B． C． 264— B． C． 146年间的罗马史，含B． C． 220— B． C． 16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和B． C． 168—B． C． 146年的第三次布匿战争，包括希腊和迦太基的灭亡) 、狄奥多罗斯(Diodorus，西西里人，生活于恺撒和奥古斯都大帝时代，或B． C． 1世纪至奥古斯都时代。著有第一部世界通史、四十卷的《历史集成》，它是对希罗多德从埃及到波斯、阿拉伯半岛和利比亚的世界历史排序的发展，不承认罗马是世界的中心，它依据文明发生、发展的顺序追述了埃及、亚述、印度、斯基泰、阿拉伯、努比亚等东方民族的历史，之后才进入希腊和罗马史，写到B． C． 54年恺撒远征高卢为止) 、李维(Livy，B． C． 59—A． D． 17，是与奥古斯都大帝有过接触的历史家和维吉尔的同代人，著有《建城以来史》，全书计划写一百四十二卷，内容起讫时间从B． C． 753—A． D． 9年，其中第十六至第四十五卷写三次布匿战争) 、狄奥尼修斯(Dionysius，B． C． 1世纪末至A． D． 1世纪人，著有《罗马古代》) 、意大利库斯(Silius Italicus，25—101，罗马诗人，著有以第二次布匿战争为题材的史诗作品Punica十八卷) 、卢卡努斯(Lucanus，39—65，罗马诗人，著有《法萨利亚》，写恺撒与庞培的内战) 、塔西佗(Tacitus，55—120，著有《历史》和《编年史》，其叙事空间局限于罗马城，尤其是皇宫和元老院，以皇帝的活动为中心，提出“不应存个人爱憎之见”地以超然的客观态度从事历史写作和无爱无恨的客观主义治史标准) 、普鲁塔克(Plutarch，46—120，著有《希腊罗马名人传》) 、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69—140，写过迦太基小说) 、阿庇安(Appian，95—165，著有《罗马史》) 、攸西比乌斯(Eusebius，260—340，基督教史家，教会史之父，著有《编年史》、《教会史》、《君士坦丁传》、《巴勒斯坦殉道者行传》) 、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354—430，著有《上帝之城》)等等。另外，维吉尔的《阿涅阿斯纪》和迦太基航海家汉诺的《航海旅行》也是他常常阅读和研究的文献，其他难以尽数。在实地考察东方和迦太基遗址的过程中，他还专门研读过布甘维尔(1729—1811)的迦太基铭文论文、法国铭文研究院的六卷本《备忘录》、德国考古学家卡尔·里特尔的二卷本著作、爱德华·威廉·雷恩的《现代埃及风俗录》、夏多布里昂的《从巴黎到耶路撒冷之旅》、米什莱的《古罗马史》(该书整个叙事背景和多数军事冲突均基于波里比阿的《通史》)和《法国史》、基佐的《欧洲文明史》等。

这种对于大量历史书籍的阅读，通过福楼拜在《萨朗波》构思过程中给于勒·杜卜朗的信(1857年5月28日)可见一斑。信中他说: “我得了阅读不消化症，伤食于对开本。三月份以来，摘录了五六十部著作。现在研究作战布阵，对壕沟护墙和城堡内壁，也饶有探索的兴味。我要把古代的弩炮和投石器挖掘出来。”^[218]福楼拜曾经在旅行埃及时告诉路易·布耶“勿迷失于考古学”，然而带着深深的矛盾，他现在陷入了考古学。他还谈及在学童期阅读了米什莱的《古罗马史》后心中才有了迦太基题材。可以说，一个作家为了写作一本历史小说而去详细涉猎这么多历史家及其著作，这在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

再说为了获得历史真实而进行的实地考察。除了1849—1851年长达十八个月的埃及和近东之旅以外，福楼拜为了写作《萨朗波》，还于1858年专门到突尼斯作了短暂考察。这次出行始于1858年4月12日，至回到克鲁瓦塞止总共有两个月时间。所经过的路线为:巴黎——阿尔及利亚的康士坦丁(努米底亚国王朱葛大的故乡) 、菲利普维尔——突尼斯的乌蒂克废墟和比塞大。期间的经历，除了拜谒清真寺和参观梅菲一带的废墟，还有在土坯棚过夜、出入摩尔人酒店、欣赏犹太歌手的演唱、观看突尼斯城门外被绞死的居民、参加当地吻手礼仪式、洗土耳其浴、请黑人按摩、观看淫秽表演(男性裸舞以及女子的蟾蜍舞) 、骑骡子、捉蝎子和杀毒蛇等，可谓饱览了北非的风土人情。他声称“看到了书中所涉及到的‘所有’地方”^[219]。看到一头单峰驼绕着井栏转，他推测迦太基当年汲水的方式，根据梅菲一带的废墟，他想象哈米尔卡尔当年领兵穿越的桥梁，并从断壁残垣构建迦太基的宫室和城市街道。他还记录了相关的旅途札记，回来后他花了一天时间把这些札记重新誊抄一遍，其中记录了迦太基的废墟、北非土地和海洋的颜色、路边遭遇的各色人等，以及一些可能用或不用的细节，包括给比塞大教父做助理牧师期间宰吃狮子、豺狼、豹子、鬣狗和野猪的情形。实际上在常人眼里，这次的生活体验比上次去埃及时还要肮脏一些^[220]，不过就真实性而言，则颇能令人信服，如有些参观过古迦太基地区的人们在读过福楼拜的笔记后，往往对笔记就该地区记录中的地形学和考古学的精确印象颇深，近年来关于迦太基古城北部地区及其主要街道的出土文物的发掘，进一步印证了福楼拜小说中那些从古代历史家著作中所借鉴的其他细节的正确性^[221]。可见为了真实，福楼拜几乎付出了无人能比的努力。

推翻《萨朗波》的旧稿，在笔记和北非见闻的基础上进行重写，并结合使用大量的考古学细节，这也是福楼拜追求历史真实的一个很好的证据。《萨朗波》最初被命名为《迦太基》，《包法利夫人》发表后即开始创作。在去北非之前，虽然他已经了阅读大量的历史著作，和积累了大量的读书札记，但他仍然认为没有做好准备，这时他在信中提到了小说的“真实”问题: “我尚未清晰地看到对象的轮廓。为了一本书能够‘渗出’真实，他的双耳必须塞满这些题材。然后它的色彩就会自然流露出来，就像一种结果是命中注定的，就像一朵理念之花在开放”^[222]。至1857年9月时，福楼拜在给恩斯特·费多的信件中交代，他已经写完了第一章。北非考察回来后不久，即在1858年6月20日，他便在给恩斯特·费多的信中谈到了推翻旧稿的意图: “《迦太基》得全部重写，或者说，得重新写过，全部推倒。一派胡言，不能这么写，不符合实际!我相信能找到合适的调子。我开始懂我的人物，喜欢我的人物。”^[223]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符合实际”或者获得“真相”。而真相又恰恰是离不开历史细节的，对此他说: “要想象出一个时段的真相，并非易事，就是说，要想象出距今二千年前环境里一连串突出的细节，而且是真可能有的细节。”^[224]他的雄心在于再造一个迦太基，再现基督出生以前三百年的那个“最令人感到陌生的古代时期”^[225]，和“复活一整个我们对其一无所知的古代文明”^[226]，对于他而言，要实现这样一个雄心就必须做到“真实”和“精确”。为此，哪怕是为了一个非常微小的细节，他都要查阅大量资料和通过实地考察进行核实。卢卡契向来对福楼拜的创作持批评态度，称他的作品远离了社会历史的本质规律和未来方向，但他不否认《萨朗波》具有一种考古学的精确品质，例如他这样说: “一种异域的和遥远的、不可理解的但却是景色如画的、装饰性的、雄伟壮观的、豪华灿烂的、残酷而富有异国情调的迦太基世界矗立在我们面前。它说明了福楼拜凭借对于考古学细节的精确研究和精确制作以复活古老迦太基的生动画面的孤注一掷的努力。”^[227]据此他认为，《萨朗波》是“考古学的诚心诚意的应用”，以及“在描写历史环境的个别对象的时候，福楼拜比他以前的任何其他作家都更为精确和有创造力”^[228]等。

然而在福楼拜那里，相反的主张似乎又产生了。在这里他的观点是，绝对的真实是不可能达到的，或者在历史学以及历史小说中，历史的“真实”和“真相”是什么，谁都可能不得而知，因而，虚构和主观的投入将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福楼拜回应的是提出过“不要让历史背景压倒主要人物”的司各特与巴尔扎克，而不是维尼。^[229]早就尝试写作的《情感教育》以当代生活为题材，对于这样的作品，过多的虚构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而《萨朗波》写的则是古迦太基生活，大多数读者都对之一无所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期待视野的，据此，福楼拜选择写作《萨朗波》或许正是他对严格的历史真实性的要求感到不耐烦的又一个证据。^[230]福楼拜着手写《萨朗波》时，担心会因为不能为世人提供一种关于古迦太基生活的精确表现而招致人们敌意的反应，但后来当问题变得明朗起来以后，他便不再把历史的精确性放在作品的中心位置。^[231]后来果然，在《萨朗波》写到一半的时候，福楼拜自言写迦太基题材是“眼睛大，肚皮小”，将无“真实”可言。^[232]在这一逐渐获得领悟的过程中，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地方，即他提出了历史真实的或然性和强调表现精神的问题，围绕这一点，他对费多这样谈到《迦太基》: “至于我的考古学，那将只是‘或然’，这就是一切。只要没有人能够证明我写出了荒谬的东西，这就是我所要求的全部。至于植物学方面，我并无忧虑;我已经亲眼观察了所需要的全部植物和树木。而且，这个问题不太重要，是次要问题。一本书可以充满暴行和失误，却因此仍可以不失美妙，这一条原则曾被人们所承认，但将会受到指责，特别是在炫耀学问和无知之风盛行的法国。相反我看到一种巨大的危险。专注于服饰使我们忘掉了心灵。我可以拿出此前五个月所记录的半令笔记(约有二百五十张纸——引者) ，还读了九十八本书，仅仅是为了我的小说的三个小部分，我真正地被人物的激情所感动。”^[233]在晚年给乔治·桑的信中，他说的就更加明确了: “技术上的细节、事实材料、历史真实和描绘的精确在我这里显然是次要的。我的最高目的是美，然而我的伙伴(指龚古尔兄弟和左拉等人——引者)对之却极少费心。”^[234]这种把历史真实当作或然性的东西和把事实当作“次要问题”，以及相反却把“心灵”、“激情”和“美”当作“首要问题”来对待的做法(这回应了上文所引福楼拜的从理念“渗出”真实的说法) ，致使安妮·格林也颇感不解，她评论福楼拜道: “令人吃惊的地方或许在于，作为一位花了如此多的时间来研究自己小说的背景和自称为了完成《萨朗波》的一个非常微小的细节而去阅读一部关于锥形柏木的长达四百页论文集的作家，福楼拜对于小说与历史关系的观点竟然是:个别细节的精确性相对而言重要性不大，要紧的是整体印象、小说的‘色调’，以及更重要的，它的艺术美”。^[235]

这让我们重新想起本著上一章已经引用过的、福楼拜临终前不久为了批评自然主义者莱昂·埃尼克所说的那段话，在这里笔者愿意把其中的一部分再加以引用:

没有“真实”，只有不同的感知方法。……只有上帝才会在某个地方知道我对文献、书籍、见闻资料和旅行之类存有戒心。对，我正是把所有这些都当作次要的和低等的东西去看待的。客观真实(或诸如此类的名称)必定只是一种跳板，它有助于人们飞越得更高。你是否相信我已经蠢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认为在《萨朗波》中我提供了对于古迦太基的真实再现，以及在《圣安东尼的诱惑》中提供了对于亚历山大理亚的准确描绘?噢，没有!但是我相信我是按照我们今天所设想的样子表现了它们各自的精神存在……简言之，为了结束这个关于真实问题的讨论，让我提出以下情况的存在:假设被发现的历史文献表明，塔西陀从头至尾都在撒谎。这对于塔西陀的光荣和风格会有什么影响吗?那无论如何都是无关紧要的。不是存在一种真实，而是两种:一是历史的真实，一是塔西陀的真实……^[236]

这里的核心观点应当是，历史的“精神存在”无论如何都比历史的“客观真实”或所谓的“历史的真实”都更加重要，而如果真有所谓“历史的真实”存在，它应当在上帝那里，但在人类这里，也许只存在有撒谎嫌疑的“塔西陀的真实”。那么究竟如何才能逼近历史的“精神存在”呢?其途径不外乎在事实材料或考古学细节的基础上，通过投入主观性和使用虚构来实现。所以，莫泊桑评论《萨朗波》，说它是“用散文写出的歌剧”、“华丽的梦幻”、令人吃惊的多种颜色的铺陈和多种乐器的鸣响，他质问道: “福楼拜叙述的事情难道果真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吗?当然不是。虽然这些事实可能是准确的，但作者倾泻在它们上面的诗的色彩在一种神化的气息中展示给我们，抒情诗的艺术包围着它所描写的一切”。^[237]至于虚构，福楼拜自己就曾对一个朋友讲过，“迦太基统帅哈米尔卡尔的女儿”基本上是他“虚构”出来的。^[238]另外在创作过程中，他的好友路易·布耶曾根据《萨朗波》所选择的环境和时代，认为其生命力不如《包法利夫人》长久，因为“这种题材的写作很危险”，不过，他仍然认为它是“美丽的和富有原创性的工作”。^[239]出于这种考虑，路易·布耶在福楼拜遇到困难时给予了不少帮助，与他共同虚构了萨朗波与努米底亚将领纳哈伐斯(他憎恨萨朗波扯断自己脚链的行为)的婚约、以奴隶的孩子替代小汉尼拔和两组底比斯朋友的械斗等插曲。以上我们看到，福楼拜在《萨朗波》中非常完美地做到了主观性投入、虚构与考古学细节的结合，以使它们统一于历史的“精神存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