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福楼拜的历史小说和历史观念

上文已述，福楼拜既不喜欢说教小说，也不相信本质主义、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历史观，他既不认为历史有一种规律和目的存在，也不认可所谓的绝对历史真实之说。这决定了他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小说的表现手段是异于所有其他人的，表现为这么几点:反对通过历史的表现来表达个人观点和达到个人目的;拒绝把历史的真实绝对化，认为恢复历史的真实是不可能的;强调历史与人的本体论关系或认为历史的真实是主客观的统一体，历史只有凭借同情或移情才能获得认识;主张将历史非理性化和情绪化等。

福楼拜认为，在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小说家中，维尼关于文学家应当以不同于历史家的方式来描述历史、把历史家依赖已经存在的事实材料去再现的“真实”(“la vrai”)与艺术的“真实性”(“la vérité”)相对立和区别开来的观点，以及在艺术中或然性比真理更重要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高明之处，维尼在《商－马尔》中常常改动历史事实和将历史和小说混合起来等处理方式也得到了福楼拜的肯定。不过，福楼拜反对的是维尼在其他作品(如Servitude et grandeur militaires)中对于新近历史的某些处理，如直接在作品中发表观点和表明自己的某些态度。^[198]福楼拜对维尼所谓爱国主义和责任那一套的抽象概念和说教不感兴趣，他认为这些概念对于人类而言是不自然的，他所喜欢的只是由历史所引发的某种不平常的和狂热的激情，如对皇帝的非理性的和排他性的狂热崇拜等。^[199]福楼拜发现，与战争这类重大事件相比，一些小的争端和冲突对于历史表现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而只有战争才能充分表现人性的极端。^[200]这种观点必然导致福楼拜把历史的表现非理性化。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谈到应当尽力避免重弹费奈隆《特雷马科》(Télémaque)和夏多布里昂《殉道者》的那种借古讽今、虚构历史主旨和宣扬自己说教的老调。^[201]除外，福楼拜对雨果也有类似的态度和评论，他其实并不反对雨果的显而易见的年代错误和对历史事实的歪曲，他反对的主要还是后者小说中的大量说教，如他说的《悲惨世界》“既不真实又不伟大”(“ni vérité ，ni grandeur”) ，因为“这本书是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乌合之众、为哲学－福音主义的寄生虫而设计的”，它在哲学上含糊不清，人物也不可信，都是些木制的、不自然的人物等。^[202]雨果从历史中抽象出一些对当代和未来有益的结论，这在福楼拜看来，等于是歪曲了历史。

然而也有人把福楼拜的《萨朗波》与夏多布里昂的《殉道者》相混淆，而似乎没有看到福楼拜的处理与夏多布里昂之类的说教小说的根本差别何在。龚古尔兄弟在批评《萨朗波》水平低的同时，竟然说福楼拜“与夏多布里昂竞争是个巨大失误，它剥夺了这本书的原创性，读者会不断在心中想起《殉道者》”^[203]。圣勃夫也偏偏说萨朗波与夏多布里昂《殉道者》中的女祭司相似: “与其说她是汉尼拔的姐姐，不如说是夏多布里昂的加利克少女维莉达。”^[204]其实这些评论均没有抓住福楼拜《萨朗波》的特点和原创性所在，福楼拜通过祛除理性的结论(说教)和把历史非本质化、非理性化和情绪化，从而达到了回到历史真实的写作目的。可以说福楼拜通过《萨朗波》的欲望化写法，赶走了司各特式的历史本质主义，意味着法国的历史小说又完成了一次背离和超越。

福楼拜的历史认识，潜在地包含着强调历史与人的本体论关系的倾向，或认为历史的真实是主客观的统一体、历史只有凭借同情或移情才能获得认识的观点，这种倾向和观点是典型的德国历史主义思想的特征。赫尔德是最早明确地将移情原则用之于史学的人，该原则抛弃了理性主义和客观主义通过将历史对象与认识主体分离开来以处理历史的方式，强调历史家应当设身处地将自己同化于被研究的对象。为此他提出，为了领悟一个民族的愿望或行动的意义，就得和这个民族有同样的感受;为了找到适于描述一个民族的所有愿望和行动的字句，以及要思考它们丰富的多样性，就必须同时感受到所有的这些愿望和行动。福楼拜也有类似的主张，1858年12月26日他在给尚特比夫人的信中说: “写一本书，对我从来就是生活于某种环境。”^[205]龚古尔兄弟曾经回忆说，当他们首次到达克鲁瓦塞时，就看到福楼拜完全生活于东方的情景里: “床垫上铺一块土耳其织物……书桌上，壁炉架上，书柜隔板上，散置中东带来的旧物，埃及绿板片护身符，箭矢，刀剑，乐器等……从室内，可见出其人，其趣味，其才情:他真正为之痴迷的，是辽阔的中东，在他艺术家的天性里有着野性的根底。”^[206]另外，他穿的衣服是东方带来的破烂，有时头上戴挂着蓝丝穗的红帽，再配以红色的皮肤和弯曲的髭须，大有土耳其人模样。与朋友聚会时准备的是东方式的晚餐: “将上新鲜人肉，布尔乔亚脑髓，犀牛油爆炒雌老虎阴蒂。”^[207]在写作时，他则完全融入迦太基的战争之中去了: “作战器具正在把我的背锯成两半，我出汗出的是血，撒尿撒的是开水，拉屎拉的是驽炮，放屁放的是投石器的石子”。^[208]几乎可以说，福楼拜对于历史的过去的同情向来就是他个人禀性的一部分。而且这种禀性总是与乔治·桑对于未来和新开始的存在的感受相反，正如他对后者所说的，“我体验不到你所体验的那种对于正在开始的生活的感受，这是一种对于新开始的存在的麻木。对我来说恰恰相反，我一直都存在着!我的记忆可以追溯到法老时代。我很清楚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看到自己，经历着不同的职业和各种各样的命运。我现在的人格是我过去的人格的一种结果。我在尼罗河做过船夫，在布匿战争时代的罗马做过人贩子，然后在苏布拉做过希腊修辞家，饱受臭虫之苦。十字军东征期间，我在叙利亚海滨因吃了过多的葡萄而撑死，此前我已经做过海盗、修道士、江湖骗子和车夫。或许还做过东方皇帝?”^[209]福楼拜对于历史的感受和直觉已经完全达到了通过理解历史而超越了个人在时空上的局限性，以及与历史融为一体的地步。

爱德华·赛义德向来对西方的东方学著作和东方小说非常苛刻，但在论述福楼拜时，也不得不承认他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其中有一条就是福楼拜与东方的同情关系。比如，西方的诸多东方学文本早已被思想独立、保持着清醒头脑的福楼拜归入了“陈词滥调”之列。^[210]又比如，尽管福楼拜在旅行东方之前读过大量古典作品、现代文学作品和东方学学术著作，其东方史料知识比较“系统和学科化”，但他却“更多地是以个人的和审美的方式处理其东方之行”。^[211]赛义德将福楼拜与内瓦尔合称为“具有创造性的天才，都完全沉浸在欧洲文化中那些有利于形成一种尽管乖僻、然而却满含同情的东方看法的方面”，在这里，爱德华·赛义德发现了福楼拜的所谓“个人的和审美的方式”在实质上就是“同情”的原则。赛义德指出福楼拜虽然精心研究过东方材料，作品中不免回荡着东方学的回声，但他对东方的处理却与雷恩、夏多布里昂、拉马丁、赫南、萨西等人将东方抓握、借用、简化和编码的做法大不相同，因为他是把东方当作“一个充满丰富可能性的博大空间”而加以美学地和想象地利用的。^[212]值得注意的是，赛义德强调了福楼拜与夏多布里昂的不同。赛义德认为，福楼拜的作品除了将东方与性以及沉溺于性幻想的逃避主义联系起来以外，基本上持一种尊重东方和还其个性的历史态度。这种评价大体上说是正确的。

福楼拜对古代东方的处理显示了他对于其他民族(如东方民族)文化的历史主义态度，反过来说，正是在这种态度的基础上，他创作了自己的东方作品。除了《东方之旅》属于一种现在时的旅行报告，以及除了某些涉及到东方的不甚典型的笔记、提纲和未完成的故事之外，《圣安东尼的诱惑》、《萨朗波》、《希罗迪娅》都是非常出色的东方题材的历史小说。如短篇历史小说《希罗迪娅》对于古代犹太史实的记录(它偏重于写出古代犹太的“情绪”和精神的存在) ，就连向来以实证主义者著称的泰纳也不得不服膺，他向福楼拜写信赞赏道: “你对我讲，如今历史与小说不能分开，算你有理。——是的，不过小说要你那种写法。这八十页，关于基督教的环境、发源与本质比罗朗(Renan，即勒南——引者)的著作还要教我教得多;然而你知道我如何羡慕《圣徒传》，他的《圣·保罗传》和他的《伪救世主》。然而也只有你的方法和你的敏悟，写得出全盘的风俗、情绪与景物。”^[213]而若要写出古代东方的“情绪”和精神的存在，同情原则的使用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说同情地对待古代是福楼拜的一种个人禀赋的话，那么我们说，这种禀赋也是在这个世界逐步走向堕落的背景下形成的，他厌恶现代世界和乌托邦学说，因而对于他而言，回到巨人时代是最有价值和最有意义的事情。福楼拜认为，现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其中“市侩”占有绝大多数，他们都失去了对古代的崇高、伟大、庄严和美的兴趣: “市侩站在荷马面前打哈欠，而诗人在巨人面前打量巨人时不觉陷入深深的冥想和紧张的、几乎痛苦的沉思，这时他伤心地自言自语: ‘啊，多么伟岸! ’我们可别把这两种情况混淆起来! ”^[214]带着这种态度，福楼拜常常以同情和倾倒的心态回到中世纪以前的古希腊罗马时代，沉醉于希罗多德、苏埃托尼乌斯(“阅读苏埃托尼乌斯的作品而不浑身战栗的人是不走运的”) 、普鲁塔克、塔西佗所描绘的古代世界。他欣赏尼禄，称之为达到世界顶峰的古人，而普鲁塔克笔下的埃拉伽巴乌斯在他看来则另有卓越之处，两者相较，前者安静、优秀、更有古风、更庄重，后者则更亚洲化、更狂热、更浪漫、更无节制，他们都是巨人，都令人崇敬。同时福楼拜认为，随着基督教的产生，西方世界开始走向堕落，这种堕落在“现代”时期达到了极致: “自从基督教诞生以来，群众就失去了他们的诗意。要说雄伟壮丽，您就别对我谈现代。没有任何东西能满足最差劲的连载小说作者的想象力”^[215]。福楼拜的个案说明了本章开篇提到的卡尔·曼海姆所谓历史主义是“现代世界的社会变迁和传统生活方式破坏的一个结果”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至于历史真实问题，我们在本章第二节已有论述。笔者认为，福楼拜所主张的历史真实是一种相对真实，而不是一种绝对真实，他认为客观主义史学家意欲恢复历史真实的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福楼拜本人的历史真实是通过对于历史的过去的全身心的投入而获得的，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研究的主体的自我意识、判断和偏见被悬置，这既是一种自我遗忘，也是一种对于过去的全面的同情，^[216]因而他的历史真实是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历史对象相互融合的结果。下文我们将结合《萨朗波》的创作过程来认识福楼拜的这一史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