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小说中的历史意识

浪漫主义以前，法国的小说尚未形式历史意识，有些小说即使涉及一定的历史内容，也大多是以过去来做小说发生的背景，并通过假借或拟造历史人物，编造梦境、妖魔鬼怪和事迹来达到娱乐读者的目的。其主要缺陷是仅仅把历史当作虚构故事的借口、背景或标记来使用，以现实取代历史，将人物模式化，失去了对历史人物内在生活和真实存在的勾画，这使小说远离了过去的历史。

浪漫主义的出现为法国小说带来了历史意识。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夏多布里昂1809年发表了著名的历史小说《殉道者》，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书写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的胜利，歌颂耶稣的光荣，将基督教及其统治下的中世纪社会描写成了一种令人神往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之后在法国乃至欧洲文化界掀起了一股颂古非今的思潮，对当时保守的浪漫主义史学流派有一定影响。然而由于作者保守思想的作用，小说实际上从想象出发故意臆造了历史，以达到在法国复活天主教的目的，从而忽略了具体历史环境的描绘。福楼拜在1862年12月23—24日致圣勃夫的信中专门批评了夏多布里昂的这种写法(下文论述) 。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在法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不仅影响到历史学家，而且引发了历史小说热潮，促使法国小说的历史意识走向成熟。司各特的《威弗利》(1814) 、《清教徒》(1816) 、《艾凡赫》(1819)等历史小说描写了中世纪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社会生活，包括期间各个时代的社会习俗、宗教和阶级斗争，突出了普通人民在历史运动中的作用，显示出历史的发展趋势和进程。乔治·卢卡契评价说，司各特“敏锐地观察到了社会发展的真实内容”，“他的描绘中保留了真正史诗作家的伟大的历史客观性”，这使“他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这样一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尽管有着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见解，却成了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183]。普希金则认为: “法国历史学家的新派别就是在这位苏格兰小说家的影响下形成的。他向他们指出了完全新的来源。”^[184]司各特在法国引发了“司各特热”，其中最重要的，是使维尼、雨果等人尤其是巴尔扎克获得了启发。巴尔扎克不仅从司各特的作品中学会了写小说的技巧，而且在《人间喜剧》前言中向司各特表示敬意。^[185]在表现手法上，司各特使用戏剧性对话取代单纯的故事叙述，这也使雨果和巴尔扎克受益匪浅。二十年代以后，从司各特那里获得直接而显著影响的法国作品众多，如维尼(Alfred de Vigny)的《商－马尔》(1826) 、巴尔扎克的《朱安党人》(1829，写布列塔尼封建贵族反对共和国的武装叛乱) 、梅里美的《查理九世时代轶事》(1829，描写16世纪宗教战争期间发生的大规模屠杀新教徒的圣巴托罗缪事件) 、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1838，写1796年至1830年间意大利北部地区反抗神圣同盟的斗争) 、雨果的《巴黎圣母院》(1831)和《悲惨世界》(1862) 、福楼拜的《萨朗波》(1862，写两千年前迦太基的内战)等。

然而上述作家在司各特的基础上也发展了各自独特的历史小说观念和处理手段。如维尼在学习司各特处理历史题材的方法的基础上，颠倒了司各特小说把行动落在虚构人物身上而安排伟大的历史人物在远景中穿梭的做法，其特点在于把历史人物推至前台，或者把行动全部交由历史人物来承担，而虚构人物只提供背景。维尼相信历史小说不仅能够再现一个时代，而且能够展示历史的隐在运动，甚至能够提出历史运动的原因，并以不同于历史学家的方式描述其结果，而历史家则必须依赖已经存在的事实材料去再现与艺术的“真实性”(“la vérité”)相对立的“真实”(“la vrai”) 。他的重要贡献在于强调，小说家具有能够洞察一个时期的灵魂的特殊优势;并认为在艺术中，或然性比真理更重要，所以他奉劝历史小说家不要重复编年史材料和凿凿有据的谈话录，因为它们虽然真实，但并不可信。他常常改动历史事实，因为他认为小说的价值在于虚构，它允许虚构与想象，以便达到更深广和更具普遍意义的真理，而不必得到历史家的认可。这种做法也引来一些批评，如巴尔扎克反对维尼的《商－马尔》(Cinq－ Mars)的风格化和虚假成分，圣勃夫也对维尼“歪曲历史真实”的做法提出了批评。^[186]

巴尔扎克《朱安党人》的问世则使历史小说成为一项社会研究，在这种面向人本身的研究规划中，人类的各种情欲受到了空前的关注，这并非是“稍稍忘却了瓦尔特·司各特的教益”的问题，^[187]而是对司各特识见的发展和批判:司各特的竖琴上缺少几根歌唱爱情的弦，这实在可惜，因为“人性不外情欲”而已。^[188]巴尔扎克认为，最好的小说家能够揭示隐藏在事件背后的原因，描写那种决定着历史进程然而却被历史家所忽略的潜在的人类激情。^[189]同时在做法上他与司各特也有一定的区别:司各特把历史人物安排到远景中，以为小说确定一个历史坐标，而巴尔扎克在对待历史人物作用的态度上却似乎有些犹豫不决，他时而重视时而又削弱历史人物的作用，不过在《朱安党人》(Les Chouans)这部成名作中，历史人物的作用在较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另外，梅里美把过去的历史轶事化了，司汤达把历史演义为心理学，并成为司各特的第一个真正的批评者^[190]。雨果像维尼那样以浪漫主义原则来对待历史材料，认为历史小说的特征主要在于夸张和模糊^[191]，而历史的精确性则并不重要。他从来不打着史实性的招牌或以历史真实性为借口去写作，于是在《巴黎圣母院》中，历史文件只是一种浅薄的和派生的东西，正如他本人所说的，“该小说的优点来自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一部想象、异想天开和幻想之作。”^[192]在内容上，《巴黎圣母院》只是人性的某种抽象，缺乏历史具体性，该书的内在精神之不足通过大量的装饰和修辞的对比而获得补偿。《悲惨世界》和《九三年》仍然有修饰化和浪漫化的倾向，但分明是通过抗议的人道主义精神去把握历史故事的两部历史著作。在那个文学上和科学上以诽谤法国革命为时髦的时代，《九三年》竟然能够让龚古尔兄弟和泰纳这样的人物为之感到兴奋，这的确不易，因为据说其中表现了“新生的革命民主主义指向未来的倾向”。^[193]

如果我们概括一下的话，则应当说，法国的历史小说在历史意识和历史表现方面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我们看到，在部分作家那里，历史的过去不再被当作虚构故事的借口、背景或标记来使用，而是被处理成了具有历史真实性乃至具有自身价值和特殊性的一种存在。也许在不同的作者眼里，历史的本质可能是不同的，但他们大多相信通过艺术的努力，完全可以成功地表现历史的真实性(如维尼和巴尔扎克) 。然而这批历史小说家的弱点也不可忽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少小说带有浓重的说教气，可被称为说教小说。其中夏多布里昂和雨果最为突出，其他人也有类似的嫌疑。安妮·格林认为，夏多布里昂的《殉道者》，以及维尼、雨果、巴尔扎克等人的小说均充当了表达作者“个人理想”的工具，这使向来反对将文学工具化的福楼拜几乎对它们不感兴趣，因为他认为任何写作，包括历史小说，都应当首先出于美学的考虑。^[194]二是一些作品显示出了历史决定论的倾向。即是说，在有的作家笔下，历史的真实被处理成了指向未来的发展规律。卢卡契说: “伟大作家的客观性就是跟历史发展本身的伟大倾向的客观的、同时也是生动的联系”，一个作家，只要他深深扎根于人民生活，从熟悉人民生活的最重要问题出发进行创作，“即使带有‘错误的意识’也能达到历史真实的真正深处”，像司各特、巴尔扎克、雨果和托尔斯泰等都是这样的作家，因为他们的作品体现了“伟大的客观规律性”或“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发展方向”^[195]。而相反的，有些历史小说的特点则在于让历史“闲居起来”，使历史在“奇妙的、乖僻的变态心理学的基础上变成一种五光十色的异国情调”和表现出资产阶级的颓废倾向^[196]，按照卢卡契在论述中所意指的，福楼拜应是这类作家的代表人物。我们下文将表明，恰恰是卢卡契所批评的在“奇妙的、乖僻的变态心理学的基础上变成一种五光十色的异国情调”和表现出资产阶级的颓废倾向的历史小说，才真正体现了正确的历史意识和真正的重视历史的个别性和特殊性的历史主义倾向^[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