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福楼拜对于文学的社会主义使命的否定

但在理智上和根本上，福楼拜毕竟是社会主义的敌人，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这决定了他反对社会主义文学的存在，或反对为文学赋予一种社会主义使命。就文学的角度来讲，福楼拜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在十九世纪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无疑代表着一种非常反动的倾向。在福楼拜时代，有一大批著名作家和艺术家是社会主义的狂热信仰者，如乔治·桑、贝朗瑞，他们与圣西门主义者过从甚密，巴尔扎克、雨果、欧仁·苏、左拉也接受了社会主义的许多教诲，音乐家中则有李斯特是圣西门主义者聚会的常客，柏辽兹的作品采用了圣西门主义的信条，等等。而福楼拜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对贝朗瑞的“浅薄诗歌”、“旅行推销员的色情春梦”和“谷仓里的爱情”极端鄙视，弄不懂“为什么‘二十岁的你在谷仓里很幸福’”。^[179]在一封信里，福楼拜把表现了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作家统称为“市侩主义”和“功利主义”者，其中除了批评贝朗瑞的大众爱情诗(《谷仓》之类) 、欧仁·苏的无产阶级文学(阿飞小说《巴黎的秘密》之类)等之外，他还批评了伟大的雨果，说他在自己的“大型戏剧里对自己说出大段的台词，谈人类、谈进步、谈思想的发展历程和其他一些他自己都不相信的废话”(对雨果的更严厉批评参见上文) 。^[180]福楼拜把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与各种文学上功利主义的市侩列为一丘之貉，称之为比杂货店的市侩主义还要严重得多的“市侩之极致”;又反过来说，大众趣味的泛滥和功利主义的追求造成了艺术家多如牛毛，从而导致真正的艺术被完全遗忘。如其所说，“一个教堂的唱诗班成员越多，越应该推定这个教区的教徒不虔诚。大家担心的，不是祷告上帝，也不是如老实人所说的，老老实实干自己的活，而是拥有漂亮的祭披”^[181]。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与世俗教会就成了他眼中的一对虚伪的共谋，其根本系于大众一端。福楼拜的有机论诗学、精英主义和他对大众的憎恨，是他反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源。

早在福楼拜开始接触孔德实证哲学，并正式作出研究社会主义的决定之前的1846年，福楼拜就以女人雕塑为例，严厉批评了负有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责任的艺术之堕落和虚伪，这种批评让我们重新回到了上文所述的反自然主题:

如果雕塑家们创造了真正的女人，有着饱含乳汁的丰满乳房和生命力旺盛的臀部的女人，就会被责为肉欲主义者。相反，如果他们雕塑出一些布料的填充物和像广告牌一样扁平的形象，却被人们称为理想主义者、唯灵论者。人们会说，“是的，他的确忽略了形式，这是真的，但他却是一位思想家! ”于是资产者快活地叫喊着，努力使自己欣赏起令他们厌恶的东西。借助于约定俗成的行话和从公众杜撰的词汇中显示出来的两三种流行观念，他们轻而易举地成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家、改革者和为穷人和疯子所梦想的福音主义未来的先驱。这是一种现代癫狂:人们耻于成为一个本分的作家，如果你仅仅写过诗或小说，仅仅雕过大理石，那么这是一种耻辱!这种观念在过去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今天，诗人们则负有一种“社会主义使命”。^[182]

在这段话里，福楼拜很明确地把文学的“社会主义使命”称作一种“现代癫狂”，指出了理想主义的“填充物”对基于自然理念的美艺术的取代是现时代的最大不幸。然而，福楼拜的孤独的声音在那个时代毕竟显得太微弱了，以至于根本无力与诸种历史决定论和目的论展开正面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