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楼拜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与批评
福楼拜早在其文学活动早期就有了研究社会主义的打算，研究的结果，是他逐步成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激烈反对者。早在1846年，福楼拜就对诗人们所肩负的“社会主义使命”作过讽刺。[151]后来在1850年东方旅行期间，即在阅读孔德实证哲学的同一年，福楼拜在信件中表示，他回来之后将专心研究社会主义，并打算“以戏剧的形式写点非常冒犯人、非常滑稽、当然也非常公正的东西”，这就是后来的《情感教育》的创作。[152]这种说法与福楼拜在1850年9月4日于大马士革致路易·布耶的信(即上文评孔德实证哲学的那封信)中所作的“回程首先研究的题目之一将是‘那些扰乱我们的社会和威胁将其痍毁为废墟的种种可叹的乌托邦’”的打算有前后承继关系，说明福楼拜研究社会主义的意图是比较清楚和一贯的。在《包法利夫人》发表后的1857年，福楼拜关于社会主义的危害形成了措辞激烈的意见，如他在信中说: “我对任何政党都无好感，或者说，都厌恶……尤恨专制横暴。我是激进的自由派。觉得社会主义是一种学究气很浓的厌物，导致一切艺术和道义的死亡。这时代的所有动乱，我作为旁观者，几乎都身与其事了。”[153]这种评论说明福楼拜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已趋于成熟。接下来我将重点引用福楼拜的两段典型的评论，以便全面分析福楼拜关于空想社会主义所形成的意见的前瞻性和意义所在。一次比较集中的评论发生在1862年，是年其历史小说《萨朗波》与雨果的《悲惨世界》一同出版，前者得版税一万法郎，后者则获得版税高达三十万法郎，在这一强烈对比的刺激下，阅毕《悲惨世界》的福楼拜被这部如此顺应时代潮流和如此讨好公众和穷人的作品震怒了。他如此严厉地批评了《悲惨世界》和其中的社会主义说教:
《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是一种陈腐的东西。但它不允许任何人的反对，否则就有警察特务的嫌疑。作者的地位是不容置疑和摇撼的。我一生倾慕他，然而此时此刻，我要表示我的愤慨!我必须爆发。
我发现这本书既不真实，也不伟大。至于风格，它给我的印象是故意的不完美和低级，它是取媚于大众的一条途径。雨果把痛苦转化成了对于每个人——圣西门主义者、腓利比主义者(Philippistes)甚至旅店老板等等——而言是美好的东西。……哪里有像芳汀那样的妓女、冉·阿让(Valjean)那样的罪犯和像愚蠢的椰子树那样的政客?你会看到他们不止一次地受苦，而且是在心灵的深处。他们是一些木偶、糖人，他们都来自于雨果本人(Monseigneur Bienvenu) 。在一种社会主义狂热中，雨果关于教会和穷人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你在哪里会看到这样一位主教，他要求一名大革命的国民大会成员请求他的祝福?你在哪里会看到这样一间工厂，它解雇一名女工，是因为她有一个孩子?等等。这些离题的东西!好多!好多!那个关于肥料的段落一定会让伯累坦着迷。[154]这本书是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乌合之众、为哲学－福音主义的寄生虫而设计的。马吕斯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人物，他靠一块肉活了三天(按:第一天他吃的是瘦肉，第二天他吃的是肥肉，第三天他啃的是骨头。可参见《悲惨世界》第3部第1章“贫困的马吕斯”——引者) 。而英吉拉一生中只送出两个吻(而且都给了马贝夫的尸首——引者) ，可怜的家伙!至于他们的话，虽然说得很好，但都一模一样。老基兰诺曼的糊涂话、冉·阿让最后的胡话、恰洛米和甘泰斯的幽默——都是一个调子。无数的双关语和笑话、做作的高尚精神，然而一切都没有戏剧性。没完没了的冗余的解释，然而一切都与主题无关。取而代之的是展示这样一些说教:普选制是一件好事，民众必须受教育，诸如此类不断重复的令人呕吐的东西(ad nauseam) 。除了一些好的段落，但很稀少，这本书肯定是幼稚的。虽然观察在文学中是第二位的品质，但作为与巴尔扎克和狄更斯同代的人，他没有权力把社会写得这样虚假。主题肯定是一种好的东西，但它要求的是非感情化的处理和广泛的科学的深思熟虑!可以肯定的是雨果鄙视科学。……后人不会原谅雨果，因为他想成为思想家——一种与他的本性不合的角色。他的狂热为他带来了一个怎样的哲学家的形象!而且是这样一种哲学! ……跟拉辛或拉封丹相比，他的见解就不是很高超了。虽然也像他们一样，他概括了他所在的时代的一些陈腐的流行观念的要旨和实质，就是因为这种坚持，他忘记了他自己的工作，他的艺术。……他是多么缺乏对于美的关注![155]
如果说这段评论主要是从艺术的角度出发、附带痛斥基督教－社会主义及其乌合之众，并且主要属于一种美学批评的话，那么，在1864年夏天给热奈特夫人的一封信中，福楼拜的话则是从正面就社会主义学说所发表的评论:
不久以后，我就可以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给人上课了;至少我已懂得了它的精神和意义。我刚刚大量阅读了拉蒙奈斯(Lamennais) 、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理论，而且还正在检查蒲鲁东的所有著作。如果你不想真正了解这些人的思想，就去阅读那些与他们有关的一些批评和概要，他们要么被人批驳，要么捧到天上，从没有被详细地阐述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痛恨自由，痛恨法国大革命和哲学。所有这些人都属于中世纪;他们的心灵忙碌于过去。怎样的导师!怎样的书呆子!狂热的神学院学生，神经错乱的簿记员!他们在1848年失败的理由，正是他们站在主流传统之外。社会主义是过去的一副面孔，正如耶稣会教义是另外一种。圣西门的伟大导师是麦斯特(M． de Maistre) ，而蒲鲁东和路易·布兰克(Louis Blanc)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拉蒙奈斯，但这些从没有被人充分阐述过。里昂学派最为活跃，但完全是神秘主义那一套，就像十四至十五世纪英国的罗拉德教派。资产阶级对所有这些东西都一无所知。他们只是本能地意识到处在所有这些社会乌托邦中心的是什么:专制、反自然、心灵的死亡……[156]
福楼拜并没有谈到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进化论根基的问题，不过他的这段话包含这样几个思想:乌托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宗教性话语;乌托邦社会主义学说的共同特征是痛恨自由，痛恨法国大革命和哲学;乌托邦社会主义站在主流传统之外，抛弃了传统文化;乌托邦社会主义精神的核心是专制、反自然和心灵的死亡。与他反对资本主义一样，反对社会主义只是福楼拜反抗现代性的言论的另一种表现而已。关于福楼拜所说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站在主流传统之外，抛弃了传统文化”这个方面，对于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中的中国读者而言，应当不会感到陌生，因为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极性对立形式而存在的典范社会主义建制(这里指的是斯大林时代和中国文革时代所倡导的社会主义) ，它之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制度形式，其中所寓含的精神实质就在于按照历史目的论的要求，否定一切旧的社会制度及其文化传统，这个我们已经亲眼见过，实际上，典范社会主义的这种倾向正是早期乌托邦社会主义文化逻辑的必然产物。至于福楼拜所说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痛恨自由，痛恨法国大革命和哲学”这一点，我们认为它既与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改良主张和对革命的惧怕有关(圣西门的一部著作《工业体系》的主题就是“结束革命的最后措施”[157]) ，又与其对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憎恶和对平等的诉求有关。其他两方面，试分述之:
认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话语具有宗教实质，这应当是福楼拜理论发现中的一个独特之处。福楼拜仅仅通过理论著作的研读，就能够认识到当时形形色色社会主义话语的宗教性，它的“精神和意义”，这表明了福楼拜眼光的犀利。其实福楼拜的这种观点早在十年前，即东方旅行刚刚结束时就已形成了，他这样说: “如果社会按现在的路子继续前行，我想我们将再一次看到神秘家，这种人似乎存在于所有黑暗的年代。在心灵无法发展的情况下(与上面引文中所说的“心灵的死亡”相呼应，下文将分析——引者) ，它将专注于它自身。这个时代将不会很遥远了，将会有忧郁的白日梦的复活、对于弥撒亚的盼望和对于世界末日临近的信仰。但如果没有神学的根基，这种热情的基础还会是什么?”[158]其中，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他所说的“神秘家”中的一种。
乌托邦社会主义是一种宗教，这个思想从圣西门时代以来就已被人多次指出过，除了上文所说的基本来自阵营内部的孔德对于乌托邦(这里主要以圣西门主义为例)的指责，[159]我们还可引用当时其他学者的见证和当代自由主义者的评价。哈耶克说，从1829至1831年间，圣西门和他的弟子们留下了一部重要的理论文献《圣西门学说阐述》，该书可谓“社会主义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作”，“就算它不是一位法国学者所说的社会主义《圣经》，起码也应被视为它的《旧约全书》。在某些方面它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推进，甚至比它出版近一百年后的人走得还远”。[160]“《旧约全书》”的说法表面上是一种比喻，但实际上是基于它的宗教性的，事实证明，后来的圣西门主义确确实实变成了宗教。其原委可见于甘斯在《1830年的巴黎》一文中所说到的一件趣事: “本雅明·贡斯当告诉我，当圣西门主义者在大约一年之前就如何能够传播其原则征询他的建议时，贡斯当告诉他们:把它们搞成一种宗教。”[161]后来圣西门主义者便组织了各种仪式，不仅周游全国传播教义，而且公开忏悔自己的罪恶，对于人类之休戚与共充满信仰，昂方坦和巴扎尔成了这个教派最早的两位教父。不过，这些衍生出的宗教形式说到底还是从圣西门主义所内涵的宗教性中逻辑地发展出来的。另外，卡尔·波普在检查近代的历史决定论与神学的关系时也指出，尽管“原始神学与科学的思维方式相去甚远，但它却甚至在最近的历史决定论里留下了明白无误的痕迹。历史决定论的每一种说法都显示出被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向未来的感觉”，他们“带着宗教热情来宣称这种老掉牙的哲学是最时髦因而最伟大的科学革命”[162]。上述事实和认识可以与福楼拜关于社会主义与“耶稣会教义”具有类似性、社会主义是“中世纪”或“过去的一副面孔”和社会主义者是“狂热的神学院学生”的观点相互印证。
我们之所以认为福楼拜的观点具有一种前瞻性，是因为他的那些充满了极端自由主义意味的评论(福楼拜说，“我是激进的自由派”)不仅可被认作当代自由主义批评的先导(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仍不同于卡尔·波普、哈耶克这类当代自由主义者) ，而且还与百年后人们对典范社会主义运动的反省相一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际社会主义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动，后现代知识学对于十九世纪种种现代性话语进行了消解，人们对八十年代前经典社会主义的宗教性和空想性也有所认识。人们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历史进步论者对于人类未来的设计含有较多神学目的论的成分。史学中神学目的论的基本精神，在于相信历史是上帝意志和完美道德的体现，未来的社会是一个完全消灭了恶和任何混乱的社会。如在中世纪史学和基于基督教文化观念的历史意识中，历史不仅有一个开端，即上帝的创世，有后来的一系列历史事变，还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即千年王国，历史的过程被视为上帝目的的实现。而空想社会主义者、现实中典范社会主义运动的设计者、历史进步论者除了从名义上隐匿上帝之外，其理论实质并无改变。福楼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把社会主义看作“耶稣会教义”的类似物和“中世纪”的一副面孔的。
福楼拜关于乌托邦社会主义观点的另一重要之处，在于他充分认识到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种种弊端。在这方面，福楼拜的观点仍然非常类似于当代自由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所作的某些批评，虽然他的自由主义与当代自由主义很不相同。他关于极端状态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话语的一系列弊端所发表的见解并不算多，但却一针见血、内涵丰富，相对于二十世纪以现代性反思为其要旨的许多现代性理论而言，福楼拜的反思同样具有前瞻性、预见性，应被看作是现代性反思理论的前驱之一。关于这种弊端，福楼拜的认识如下:
第一，乌托邦社会主义代表一种专制的制度。对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言，平等无疑是一种比民主还要重要的价值观。但在福楼拜眼里，它意味着专制，这种专制既是平等的专制，也是设计者的专制。我们可以听听福楼拜的那种对于平等和社会主义充满仇恨的声音:当论及德·麦斯特和昂方坦等人参加的工作时，福楼拜质问道，“平等若不是否定一切自由、一切优势和大自然本身，那又是什么呢?平等就是奴役。这说明为什么我热爱艺术。因为在艺术里，起码一切都可以不顾这充斥着谎言的世界而自由自在。——大家都可以在艺术里满足一切，创造一切，既是自己的国王，又是自己的臣民”。[163]再有，当代人已经普遍认识到，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专制性还与它的设计者关于理想社会所注入的理想性有较大关系，这些设计者因急于在人间迅速建立符合道德理想的社会主义王国，而通常强调动用一切手段和一切社会资源，甚至使用必要的强制措施以加速它的到来。福楼拜所说的早期圣西门主义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专制社会主义”，因为圣西门认为，所谓自由原则或对自由的捍卫不仅阻挡了他本人实现重组人类社会这一伟大计划的令人厌恶的绊脚石，而且“阻碍群体对个人的行动”，所以哈耶克说，“圣西门比他身后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更清楚，作为一切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对社会进行组织，与个人自由是无法调和的”。[164]当然，具有社会主义乌托邦色彩、高呼着“服从是多么美妙”的孔德实证主义又何尝不是如此，因而在圣西门和孔德的身上，人们完全可以发现浮士德事业中的魔鬼勾当，而且这种勾当是非常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的，绝不是一种个别的和有限的行为。乌托邦社会主义对于社会的重组靠的是专制，这和现代个体自由主义以及旧的贵族自由主义的追求是格格不入的。
第二，乌托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反自然的基础上的。在圣西门等人以及孔德那里，反自然意味着对于社会的自然杂象的人为重组、征服和统一，以体现齐一化和美妙秩序的“统一性”、“系统化”，它是一种属于“未来”的秩序。除了这一点而外，便是对于大自然的制服。圣西门说，在未来社会的最后归宿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对抗彻底消失、人对人的剥削将被他们齐心协力地对付自然所取代”[165]，因而征服自然最终将成为人类永恒的和唯一的目标。福楼拜尊重自然，他的自然主义意在维护自然的权利和本性，这种自然是指在人类面前仍然能够依照其本性存在的生物的自然，一种未被人类扭曲和消灭的自然，以及人类本体的自然，这种自然集动物性和社会性于一身，而并非人人一样的、毫无特点的平等与平均，因为平等与平均恰恰是违反自然的[166]。
第三，乌托邦社会主义意味着心灵的死亡。所谓心灵的死亡，指的是精神的一致、盲从、空洞、贫瘠和无创见、无思想，以及精神的不自由等诸方面，尤其指精英主义的死亡。这里必须指出，福楼拜所提出的这个观点既是针对社会主义的，也是针对资产阶级和整个现代社会的。他对于社会主义的激烈批评并不本然地意味着他认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存在，恰恰相反，他自青年时起就一直无区别地痛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直到晚年，福楼拜还对布莱恩夫人说: “人们在1848年比在今天还要愚蠢。社会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没有什么区别;不如说，除了资产阶级，什么都没有。”[167]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它源于福楼拜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在资本主义的制度背景下，在资本的自由主义和所崇尚的科学文化的引导下，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见都一一转化为俗不可耐的空洞的陈词滥调，这是福楼拜对资本主义文化实质的总体评价。同时在福楼拜的考虑中，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因为这两种可能的或实际的意识形态乃至社会体制都是建立在科学主义和大众社会基础之上的，它们一同威胁着精神的存在和特立独行者。于是他把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放在一起咒骂，他们的主要和共同的罪名就是窒息人类的心灵和扼杀这个世界上的独特的事物:
这正是这个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凭其持续的唯物主义说教拒绝看到的事情(指把热情投注于身体或艺术等——引者) 。他们拒绝苦难，他们辱骂四分之三的现代诗和涌动在我们体内的基督的血。没有什么会消灭苦难，没有什么会把它清除。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使它消失，而是为它提供一个出口。如果人类对于生活的不完美和无意义的意识会消灭的话——按照他们的假定所得出的结果——我们将会比鸟还愚蠢，因为它们至少还能住在树上。人类的心灵现在正处在麻木状态，并为它所听到的词语而高兴;但终有一天，它将从疯狂中醒来，把自己交付给自由人的快乐;因为将不再有任何东西能够束缚它，无论是政府，还是宗教或其他任何公式。对于我来说，所有类型的共和党人都好像是这个世界的最原始的教师——他们梦想组织、立法和一种修道院式的社会。相反，我相信所有的法规都将被他们破坏，所有的界限都将被他们粉碎，一切都被还原到同样的水平。这种大混乱或许会按照自身的逻辑带来自由。……然而诗学在今日如何生存?有创造性的形式本身正越来越成为不可能，正如我们的语言变得越来越狭隘、越来越精确，然而我们的思想却是模糊的、含混的和难以捉摸的。那么我们所能够做的一切就是使用我们的大脑;我们必须上紧我们吉他上磨损的琴弦，尤其是，我们一定要成为艺术大师，因为在这个时代，天真无邪已经成为一种幻想。甚至，独特的事物几乎就要消失了。虽然如此，诗歌将不会死亡;但是它在将来的命运会如何?我想象不出。谁能告诉我?[168]
福楼拜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表示憎恶，其根源就在于“人类的心灵”已被当下文化所窒息，致使这个时代的语言陷入了极度的贫乏，和使人性中“天真无邪”的东西完全丧失，正所谓“一切都被还原到同样的水平”。同时，这种憎恶归根结底是对于群众、市场和科学主义、民主、平等这类价值追求的憎恶，而且这种憎恶与他在精神上对极端的贵族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精英价值的追求，以及与他的完全超越现世生活的理想盼望、一种与大众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实践有关。在福楼拜眼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很多类似之处，而并不像我国当代某些学者那样，只把精神的自由留给现代资本主义，而视社会主义为精神的荒原。福楼拜看到，作为现代性及其话语的不同表现形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二者在对付传统文化、消除异己和魅惑之物、制服自然和统一秩序，并使整个社会千人一面等诸方面并无太多歧异之处。因此，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无差别的平均状态或人人相同的平均人才真正地排斥那些有特殊理念精神的人，这种平均人是精神的敌人。可以说，福楼拜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批评，与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的讲演中所发表的关于“在地球上并环绕着地球，正发生着一种世界的没落”(表现为诸神的逃遁、地球的毁灭、人类的大众化和平庸之辈的优越地位) 、“世界的没落就是对精神的力量的一种剥夺”，以及“在美国和俄国，无差别平均状态的盛行”正以其咄咄逼人之势“摧毁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精神创造物”的观点具有惊人的一致性。[169]
这一切的关键在于厌恶群众。上文已经说过，福楼拜在确认郝麦精神正在取得胜利的同时，发现了世界在道德上越来越愚蠢，认识到所谓的民主只不过把无产者提高到了“资产者已经获得的愚蠢的水平”而已。因而，他在《布瓦尔和佩库歇》中这样发表关于普选的看法:普选虽然属于每个人，但谈不上什么精深的知识，由于野心家对于普选的操纵，普通选民就像家畜一般愚蠢，甚至不会阅读。用布瓦尔的话说: “一丁点儿高深知识都谈不上，我宁可认为老百姓很愚蠢。你想想那些人如何购买迪皮特伦软膏，买城堡女主人饮用水等等。就是这些笨蛋组成了选民群，而我们还得听他们左右。……凭群和众这个事实本身，里面包含的愚蠢病菌就会繁殖起来，造成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170]对于普选制的态度都是如此，对于巴黎公社的态度更可想而知。在他看来，巴黎公社只不过是愚蠢的群众或像资产者那样愚蠢的无产者的一次暴乱而已。根据上面福楼拜所发表的关于乌托邦社会主义只是中世纪宗教的一幅面孔的观点，我们不难推测他对巴黎公社会有怎样的评论。果然，他这样诅咒道:“目前的巴黎公社正在倒退到真正的中世纪! ”[171]还有一次，他说: “至于公社，它大概要灭亡了，它是中世纪的最后表现。”[172]难怪萨特在评价福楼拜时说过，“福楼拜与龚古尔应当对公社后的压制负责，因为他们没有写下一行句子阻止它”[173]。萨特与福楼拜是处世态度截然不同的作家，福楼拜超然物外、无动于衷、不作承诺，展示所有行为的无用和想象的飞跃，而萨特是介入型作家，他使人行动、关心社会，处在与福楼拜相反的极端。
既然福楼拜对当下资产阶级社会和作为未来意识形态而存在的社会主义都抱有同样的厌恶态度，那么，关于现代和未来世界，他也就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和幻想了。巴黎公社后，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乔治·桑仍然相信社会的进步，但她的话受到了福楼拜的一一反驳，而乔治·桑则仍然希望福楼拜能够怀有对未来的信心。1875年，他在致乔治·桑的信中回答说: “你用形而上学照不亮我的黑暗，无论是我的还是别人的黑暗。一方面是宗教或天主教这类字眼;另一方面是进步、博爱、民主这类字眼，都应付不了现在的精神需要。为激进主义所赞美的整个关于平等的新教条在实验上已经被生理学和历史否定了。我看不到为今天建立新原则的方法，即任何除了尊重旧原则之外的方法。因而我在寻找那种所有其他事物均对之有所依赖的理想，但没有发现。同时，我对自己重复着李特尔(Littré)某天对我说的话:‘哎!我的朋友，人是一种不稳定的综合体，而地球只是一个次要的行星’。在不久离开这个星球以后，不要赶往另一个更糟糕的星球，没有什么别的希望比这个更能支撑我的生存。马拉曾说: ‘我不想死’。啊!不!够了，够疲倦的了! ”[174]也就是说，福楼拜除了艺术，对于这个世界已经基本绝望。而乔治·桑则坚持“应看到一切明显和不明显的事物不断被好、善、真、美的必然性所吸引的趋势”[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