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进步而艺术

既然福楼拜对人类进步充满了如此的怀疑，那么，若要他以文学的艺术形式为历史进步的使命服务则是不可能的。在法国，文人社会使命的强调与人们对于历史进步的信仰有关，未来社会构建者经常以进步的名义呼吁作家为这一历史使命服务，而不是像在德国那样，文人们常常为保卫民族文化之根、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民族利益服务。与德国历史主义、民族主义者强调本土性、起源和个别性大不相同的是，法国历史决定论者更关心社会进步和未来理想社会的建构。后者主要是一些热衷于社会活动和社会主义使命的诗人，如雨果、乔治·桑等，但更主要则是一些圣西门运动的参加者。^[112]按照韦勒克的说法，在法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与德国历史主义相近似倾向、注重起源和连续性的夏尔·马尼安等人，从不敢大胆称颂诗人是“神悟的先知”和“社会领袖”;恰恰相反，那些在当时最强调唯理主义的功利论和说教论的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却迫使诗人们纷纷采取这一立场。如在圣西门阵营中，孔德喊出了诗人的职能是“激发民众”的口号;爱弥尔·巴罗呼吁艺术家应当投身于社会或革命运动，并在新社会里担任领导角色，相信唯有艺术家凭着胸怀上帝和社会的一腔同情才堪当指引人类的重任;神父昂方丹宣称艺术是布道者的训示和艺术家应当成为布道者。圣西门阵营之外，傅立叶及其追随者也把诗人当作可贵的潜在同盟军来看。批评家阵营中则有皮埃尔·勒鲁，他责难诗人竟“不知人类走向何处”，于是提出艺术应当预示人类的未来命运、诗人应当是未来新社会的预言家和为人类进步服务的主张。^[113]韦勒克认为，社会主义者的这些主张无异于“先知诗人说”的翻版。四十年代后，上述社会主义者与当时的作家们过从甚密，这是相当一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家被感染上社会主义思想的最重要原因。

与上述运动相反，泰奥菲尔·戈蒂耶、波德莱尔等唯美派、象征派的艺术至上论则代表一种“反动”的趋势，而福楼拜与他们臭味相投，“拒不接受那类文人的幼稚幻想，即作家比其他什么人都更加适合管理这个世界”。^[114]从福楼拜的观点看，雨果的《悲惨世界》因鼓吹进步和社会主义而乏善可陈，但后来他发现还有比《悲惨世界》更加糟糕的，即雨果1864年出版的传记《威廉·莎士比亚》，该书充满了精致的社会主义言论，说了一句让福楼拜永远都不愿听到的话: “为艺术而艺术或许是美好的，但为进步而艺术(art for the sake of progress)将永远是更美好的。”^[115]

在福楼拜看来，进步之所以是一个神话，乃是因为现代人的愚蠢和人性的堕落。这种对于人性弱点的估计与波普的考虑类似。后者认为，实证主义者如孔德、密尔之把进步规律建立在“人性的进步”之上，其前提只是根据人性的正面，而没有考虑诸如“健忘”、“懒惰”等人性的负面。波普说，“只要我们观察到任何与密尔所描述的进步恰恰相反的情况，我们都完全可以同样地把这些观察‘回归’为‘人性’”。^[116]这样考虑，基于“人性的进步”的历史进步规律或历史决定论就站不住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