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福楼拜、法国诗学与历史主义

在对“宿命论史学”派进行猛烈批评的同时，福楼拜对“描述史学”派和来自国外的历史主义充满了同情，并在较大程度上接受它们的影响。福楼拜在十几岁时就曾读过巴朗特的历史著作，那时他认为这些著作是“史学和文学的双料杰作”。^[65]后来福楼拜得以接触和通读由米什莱翻译的维科的著作，而且“记下大量的笔记”。^[66]福楼拜在《布瓦尔和佩库歇》中提到了维科的《新科学》，安妮·格林认为，“布瓦尔和佩库歇的争论表达了福楼拜对维科的倾慕”。^[67]应当说福楼拜对迦太基的政治、军事、语言、神话、法律体系、艺术、风俗的广泛研究是从维科那里获得影响的证据，它属于一种广泛记述，而不止于政治题材的探究。在“描述史学”派中，福楼拜最敬重的历史家是米什莱，他长期以来一直狂热地阅读米什莱的许多著作，如《罗马史》、《法国史》、《路德回忆录》、《大海》、《教士、女人和家庭》等。在1861年写给米什莱的多封书信中，福楼拜对米什莱的杰出成就、透彻眼力和感情激烈的描绘表示了世所罕有的赞美，称颂他的著作富有“诗意和真实性，色调和生动性，事实和幻想”，同时兼具深邃的思想和“声色之乐”，代表着“整个世界”，“显示了现代生活的最隐秘最玄妙的区域”。^[68]除了米什莱，梯也里是对福楼拜影响较大的一位，这种影响的来源是梯也里关于权力变化的分析。梯也里认为，历史研究的当务之急是为民族历史的研究确定可靠的基础，然而所有现有的关于权力变化的分析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只关注胜利者，而忽视失败者。因此，梯也里决定对二者给予同等关注。他得出的结论是，被征服者在融合进胜利的民族以后，逐渐成为那个民族的阶级结构中最低的等级，征服者则成为有特权的贵族，正如我们在《墨洛温王朝的历史》(写日耳曼人对法国人祖先的征服)中所看到的。梯也里借用古老的种族对抗术语来解释一个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这种写法获得过不少好评，而且当时正值波旁王朝时期，梯也里能在此时表达对于革命的看法，这对形成人民的社会等级观念发挥过重要作用。福楼拜对梯也里的著作印象特别深刻，特别有意义的是，当《布瓦尔和佩库歇》的两名主人公向迪姆舍尔索要“最优秀”的法国历史著作时，迪姆舍尔给他们寄来了梯也里的《法国史书简》。^[69]梯也里的史观在两方面引起了福楼拜的兴趣:一是其社会结构中的种族因素理论。在《萨朗波》中，我们可以遇到该理论，福楼拜在这里明确提出了，迦太基的阶级体系是按与古老的种族等级制同样的路线形成的。二是权力在不同民族进步到文明或倾颓至衰败、野蛮时会发生转移，这是梯也里从维科和赫尔德那里获得、又在《墨洛温王朝的历史》中得到表达的观点。对于福楼拜而言，这些处于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奇妙对立是他获得新的思想和灵感的不竭的源泉。当他剥去文明的虚饰、展露出下面的粗俗、野蛮和残酷的时候，他的写作一次次地触及该问题。^[70]晚年的时候，福楼拜在一封信中充分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即“过去的文明人现在变成了野蛮人，而过去的野蛮人现在则变成了文明人”，^[71]该逻辑承继了《萨朗波》关于民族及文明与野蛮的关系所作的思考。

通过大量的历史阅读，以及在国外历史主义和法国“描述史学”派的影响之下，福楼拜的历史意识和史学观逐渐形成。这种史学观大体属于“描述史学”或“浪漫主义史学”的范畴。在“描述史学”派中，他发现的最珍贵的品质就是对于历史的过去的生动而富于想象的召唤。这种品质要求历史作者使用想象力以复活过去和使用同情原则来表现历史，这种品质在米什莱那里得到了最成功的表现。我们认为福楼拜能够获得这种品质，是与他对米什莱著作的阅读分不开的。除了以上所揭示的方面(如对权力变化的分析所表现的历史主义特征和对生动的文笔、想象等浪漫主义特征的推崇)之外，我们在这里只强调一下福楼拜对于历史主义同情原则的深刻体悟。应当说，福楼拜对于历史的过去所表现出的情感反应或同情与“描述史学”派是相同的，他自己多次谈到过这种反应。如1845年在意大利旅行期间，他对普瓦特万讲: “我的肠胃里携带着对于古代的爱。每当想起古罗马的平底船一度碾过这个一度年轻的大海(指地中海——引者)的无变化的、永远起伏的水面，我就感动到了生命的最深处。”^[72]他自认为“必定已经以某种昔日的存在方式生活在所有这些地方”: “我相信在罗马帝国我是巡回剧团的首领，是那些到西西里买回女人并把她们变为女演员的一分子，他立刻就成为导师、皮条客和表演者。他们是伟大的人物，是普劳图斯剧本里的流氓”。^[73]他对历史人物的亲密感甚至让他信仰灵魂转世，以至于说自己“在尼罗河做过船夫，在布匿战争时代的罗马做过人贩子，在尼禄或恺撒的罗马生活过”^[74]。他对《萨朗波》的创作更使他确信自己与古代所建立的这种情感关系(下文分析) 。

不过福楼拜的历史思想和方法与“描述史学”派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的。这种差别在于，福楼拜反对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价值判断，他认为在感情上沉浸在主题里是可行的，但应当避免个人感情的明确的、过度的外露，同时，表现出道德倾向或对读者进行道德鼓吹同样是不值得倡导的。因为这里涉及到要尽量保证历史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合一的问题，而“描述史学”派则有过度强调主观倾向的偏颇之处。科学的严谨与想象力、洞察力的结合强烈地吸引着福楼拜，他为自己的历史小说所做的准备就是建立在这种结合的基础上的，它既融合着个人的感情、记忆和想象，同时又有经大量艰苦的探索而来的旅行札记和珍贵的考古学资料。尽管他一直准备同意历史小说家对于历史事实的歪曲，和认为只要他感到某个历史时期的整体色调被真实地传达出来即可，但是，他知道，这种“真理”仍然只能够是严谨小心的文件搜集与提供的结果。

我们通过分析一封信就可以看出福楼拜历史意识的自觉性和特点。在1859年给尚特比小姐的信中，福楼拜谈到他十多年来，从写作《圣安东尼的诱惑》开始，直到写作《萨朗波》，长期热衷于研究心理医学和歇斯底里、精神错乱的情况。他认为“在精神现象这个领域，将有一些宝藏要被人们发现”。这时他提到了“历史意识”这个词和相关学派的问题: “人的研究许诺对人身上的各种驱动力进行公正探讨，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直给这种研究施加着沉重的压力。目前对于人类心灵的解剖仍然是不全面的。你希望这种情况有所改善吗?如果这项研究已经着手进行的话，它会给十九世纪的这个唯一的声明带来荣耀。历史意识是这个世界上全新的事物。观念现在会像事实那样受到研究;信仰将会像生物体一样得到解剖。有一整个学派正在悄悄地围绕着这些展开工作，我相信它会有所收获的。”^[75]福楼拜绝不是偶然提到“历史意识”这个词的，因为这时为了写作历史小说《萨朗波》，他对历史著作、历史研究和相关的学派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感受到历史主义的潜流在涌动。应当说，福楼拜所说的学派大致指的是在自然科学和实证主义圈子之外所形成的人文科学研究群体，它包括为福楼拜所推崇的一些哲学家和历史家。在这里，有两点是需要引起注意的。一是福楼拜不仅认识到人身上的各种驱动力、观念和信仰是“人的研究”(人文科学)的专属对象，而且指出了这种研究作为逐渐形成的学派，跟“历史意识”这种“全新的事物”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里存在着把以心灵为对象的人文科学和历史认识视为一体的意思。而在八十年后，柯林武德提出，“研究自然的正确道路是要靠那些叫做科学的方法，而研究心灵的正确道路则是要靠历史学的方法。我将争辩说，要由人性科学来做的工作，实际上要由、而且只能由历史学来做;历史学就是人性科学所自命的那种东西”。^[76]这种表达与福楼拜的思想存在一致之处，只是后者没有把历史学拔得那么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福楼拜是主张打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划分来研究人类的精神现象的，这表明他所坚持的仍然是融合主观和客观，或把实证科学的某些优点(如精确、客观)与内省和历史主义的同情结合起来的方法，它既反对偏激的客观主义，又反对过度的主观主义。^[77]这说明福楼拜的历史思想在方法上是折中的和充满了个性的。

最后，还应当对法国诗学领域的历史主义因素作一个检讨，我们这里主要是借鉴韦勒克的相关研究成果，它可以为我们理解作为文学家的福楼拜的历史思想提供一个参照系。韦勒克对法、德两国的历史观念做过这样的比较(其结论与前述雷蒙·阿隆等人类似) : “在斯达尔夫人、巴朗特、基佐、司汤达，甚至《克伦威尔·序言》(1827)的作者雨果的头脑里，笼统的历史概念就是在心理状态的呆板因果关系之中的一种进步与臻于完美的构想。这一思想预示了其后宿命论、实证论、社会学的历史发展观念，它们应与从德国引入的新历史主义截然区别开来。德国历史主义把认识作品个性、民族传统、历史时期的洞察力与普遍宽容的理想以及畅通无阻的连续性和缓慢的有机生长的发展概念糅合在一起。德国历史主义主要重视的是民族精神而非社会，是把活的传统回溯到远古的根源而非因果关系的解说或一般法则”。^[78]斯达尔夫人是决定论者，虽说她是输入德国思想的关键性人物，但韦勒克认为她自身仍“不能说是改宗德国学说的人”。涉及到巴朗特，韦勒克的看法与我们上文所述某些学者的看法有一定出入(如夏多布里昂和安妮·格林把巴朗特纳入“描述史学”派而不是“宿命论史学”派来论述，但韦勒克认为他是决定论、宿命论和实证主义的预示者之一，这种歧异可能源于巴朗特思想特征的矛盾或不明确，梯也里也是一个类似的例子) ，不过韦勒克对法、德两国历史观的根本差异的勾勒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这种观点也与本章所认为的法国是历史决定论的大本营这一核心观点相一致。因此，吸收德国历史主义精神的法国文学学者的著作在本国往往找不到市场。如西斯蒙地(他在维也纳听过奥·威·施莱格尔的演讲)编著的四卷本《南欧文学》(1813)的命运就是如此，该作被韦勒克称为“第一部贯穿着新精神的法国文学史”，是从总体探讨中古以来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文学的首次尝试。《南欧文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重点阐述了德国历史主义学说的主旨，在理论上再三重申了由德国引入的历史主义论点，即各个民族均有其具备特定规则的文学，尤其在戏剧上是这样。因此，他认为从亚里士多德著作辗转抽绎出来的所谓三一律，不能够成为其他民族戏剧体系的方剂，而且也不适合于这些民族。这种观点对法国文学规范的普遍主义趋势无疑是一种批评。但《南欧文学》一书竟被当作浪漫主义的宣言而遭到攻击，甚至被说成是“德国思想侵蚀和中古精神复活的一个部分”^[79]。另外，从德国历史主义获益的法国文学学者还有:全球文学史的展望者克劳德·弗里埃(1772—1844) 、在波恩听过施莱格尔和尼布尔演讲的让－雅克·安贝尔(1800—1864) 、比较文学大家阿贝尔·弗朗索瓦·维尔曼(1790—1870) 、对于多样性显示出大度包容态度的世界主义者菲拉艾特·查斯勒(1798—1873) 、注重起源和连续性的夏尔·马尼安(1793—1862) ，以及法国文学批评的盟主圣勃夫(1804—1869)等。与德国历史主义接近的是，查斯勒著作中历史主义的同情甚至导致了“一视同仁的相对主义和放弃标准”，圣勃夫也显示了“反理性论、非决定论”和对抗实证主义的倾向，抨击过想当未来社会预言家的诗人。^[80]但这种所谓的“新历史主义”在法国终究成不了气候，不久，在古典－浪漫之争平息后，古典主义批评大兴，这类批评家采用普遍性尺度对异质性趣味进行褒贬，要求做到严谨、公正、审慎、合乎情理和道德，力图复兴古典主义，对历史主义那种注重特征性、个别性和具体性的标准持否定态度。^[81]即使是像圣勃夫这样的著名学者也难免会在关键时刻(比如在社会舆论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违背其历史主义初衷，转而接受古典主义批评的主要原则，这在他对福楼拜历史小说的批评中就可看出，而福楼拜则捍卫了自己的历史主义立场。我们下文将首先用三节内容来说明福楼拜对盛行于法国的历史乐观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几种形态进行批驳的详情，然后再分析福楼拜对圣勃夫等人的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