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福楼拜与法国的宿命论史学和描述史学

在启蒙思想和实证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导之下，法国史学中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主义可以说是在夹缝中艰难地生长着。夏多布里昂在他的《历史研究》(Etudes historiques，1831)前言中回顾了法国史学的某些变化，认为后革命时代的法国历史写作衍变出两个判然有别的倾向和流派，一是“宿命论史学”(l＇histoire fataliste) ，另一是“描述史学”(l＇histoire descriptive) 。^[45]我们认为，法国史学中的历史主义倾向主要是在“描述史学”中得到体现的。

按照夏多布里昂的理解，“宿命论史学”的代表是米涅(Francois－ Auguste Mignet，1796—1884)和梯也尔(Adolphe Thiers，1797—1877)等，“描述史学”则以巴朗特(Baron de Barante，1782—1866)和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为代表。^[46]“宿命论史学”的主导倾向或目的，在于“解释”而不是“描述”历史事件，它以牺牲具体的、丰富多彩的细节为代价来得出某个一般真理，比较热衷于政治史而非个别人的历史，坚持总体的客观性，倡导无偏见的和无所不知的、绝对可靠的叙述，反对把史学弄成缺乏真实历史实质的具有个性的、描述式的回忆录。圣勃夫曾批评具有该派特征的历史学家梯也尔和基佐，说他们的历史是那种“每个事件都来自必然，其中的每个环节都属于一个不容松动的链条”的“理性的历史”，这种历史“因过于富有逻辑而至于不真实”。^[47]而“描述史学”派的主要特征则与此相反，它在历史写作中极力实践的是描述性、个体性、地方性和感情色彩，而不是阐释性、政治性、理性和客观性。

“宿命论史学”在古奇那里被命名为“政治史学派”，相应地，“描述史学”则被冠名为“浪漫主义史学”，这两个新名称也许更能贴近各自的特点。古奇的划分估计是从夏多布里昂分类的基础上来的，而且他对两派特征的解释也与夏多布里昂同趣:“由梯也里创立而到米什莱达到高峰的学派，是从浪漫主义运动中产生，又随着这个运动的衰落而消逝的。与这个学派同时并起的，还有一批作家。他们的目的是解释而非叙述;他们对国家比对个人更感兴趣;他们认为历史的解剖和生理比它的外形和色彩具有更大的重要性”。^[48]古奇以基佐为例解释了“政治史学派”的特点，认为基佐排斥了浪漫主义的写法，而以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历史，因为他认为历史过程是受内在逻辑(即“事件的逻辑”)支配的，故他把历史家的任务归纳为“调查事实，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复制它们的形式与运动”。^[49]基佐甚至使用了“历史解剖学”和“历史生理学”这样的术语来形容收集连缀史料和在历史事物之间发现规律的工作。至于历史背后的由因果链组成的逻辑结构、总规律或必然性，按照他在《法国文明史》中的解释，则是由上帝制造和控制的，而人类则是规律的实现者、证明者和历史事件的“代理者”，因为“人类并不创造整个历史”。^[50]基佐之被称为“宿命论史学”派的一员，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同时我们也看到，基佐的史学观(调查事实、寻找规律以及解剖学、生理学这些术语的唯科学化使用)与实证主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基佐前后，属于“政治史学派”的还有孔多塞、圣西门、傅立叶、梯也里、米涅、蒲鲁东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等，^[51]这些人物的历史观大抵与波普所说的历史决定论相似。^[52]

在上述两个史学派别中，福楼拜对“宿命论史学”派充满敌意，相反却对“描述史学”派充满了同情，并在较大程度上接受其影响。在“宿命论史学”派中，福楼拜对米涅、基佐有恶评，但对梯也尔的厌恶之情和痛斥最为激烈。他厌恶梯也尔用来阐述一切可能的主题的愚蠢言行和天真狭隘的观念，也对梯也尔的政治理想缺乏同情，对他的沾沾自喜和沙文主义无法忍受，对他治学态度的不严谨、写作的粗心大意和不精确缺乏耐心。他在《布瓦尔和佩库歇》一开始就安排布瓦尔说出自己“曾在梯也尔的作品里标出一些错误”这样的话。^[53]政治观念的不同还致使福楼拜把梯也尔骂作“得意洋洋的蠢货、卑鄙的老手、粪便般的资产者”。^[54]在福楼拜眼里，“宿命论史学”派存在以下弱点:一是治学态度的不严谨、对于历史的任意简化、历史叙述的不精确和不翔实。二是剥离历史本质的做法，即把一个时期的本质特征剥离出来，从大团的环境细节中挑出恒定不变的常数，将这个时期典型化，从而与周遭细节隔绝开来。关于这一点，福楼拜倾向于认为，任何孤立一个时期的主要事实而使其脱离原有情境或语境的做法必将在社会生活其他领域引起连锁反应，导致“流行观念”或陈词滥调的传播。三是所谓客观性的倡导。“宿命论史学”派所鼓吹的客观性是指那种以一种简单的文体对外部现象所做的非想象的描写和机械的、逻辑化的理性概括，反对“依据直接或间接的对于历史事件的卷入”而写史的方法。^[55]这种做法与福楼拜的追求是格格不入的，因为福楼拜对于历史的过去的态度是激情式的和创造性的，这种态度表明福楼拜本人的客观性是独特的，与“宿命论史学”派所鼓吹的客观性不同。简言之，福楼拜本人的客观性是通过对于历史的过去的全身心投入而悬置自己的自我意识、判断和偏见，这既是一种自我遗忘，也是一种对于过去的全面同情(我们将在下文论述《萨朗波》的创作时对这种态度作出进一步分析) ，在这种同情中，福楼拜与数千年前的人类生活和生命相认同，并进入到他们的梦想和苦难中去。四是决定论意识或宿命观念。这一点是福楼拜最难接受的。在福楼拜看来，历史固然有它的定则，但这种定则只是人类行为的某种不断得到展现的重复模式，即历史的重复性特征，另一方面，他还对历史持有一种有机论的、变化的而非决定论的观点，从而把历史识别为重复与变化的结合过程。而“宿命论史学”派(如米涅和西斯蒙第)则把历史的进程解释为一种严格的因果必然性的结果，而他们的责任便在于把这一缓慢但却是必然的进步规律揭示出来，这种进步所指向的最终目标是天意或上帝所设计好的。总之，福楼拜对“宿命论史学”派的粗疏、沙文主义、关于历史的命定论的解释、蓄意的非想象和事实陈述、文风的愚钝都充满了敌意，而且常常贬义地提到他们。^[56]

浪漫主义或“描述史学”派的追求则非常不同，因为它的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活灵活现的历史。为此目的，它在历史写作中极力注重描述和个体化手法，突出地方和感情色彩，因此它也被称为浪漫主义史学。其首要特点是对描述或描写的强调。如巴朗特认为，一个历史家应当对描写而不是对分析感兴趣，否则事实就会从他的笔端溜走。他把分析型的历史家比作一个制图员，他的地图可以告诉我们关于一个地区的构造和形状的许多信息，但却不能为我们提供只有通过亲临拜访才能获得的关于那个地区的生动而隐秘的地方性知识。他认为只有描述型的历史家才能提供关于历史的过去的丰富多彩的完满图画。为了赋予其著作以想象和动力学的品质，巴朗特的史学兴趣转向了阅读和学习历史小说，就像梯也里效法司各特那样。^[57]其次是题域的广泛性。这一点显示了“描述史学”派与政治或“宿命论史学”的最重要区别。“宿命论史学”派排他性地选择法国题材，主要是从政治制度的有限视野出发写史，“描述史学”派则要宽泛得多，强调对时代进行广泛、综合的记录。再就是怀乡性、地方性和感情色彩。克罗奇曾经指出，浪漫主义史学是怀乡病和复古时代的产物，这种怀乡病就“像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一样渗进了当时的几乎一切作品中，不仅能在次要的较为逊色的人物例如德·巴朗特那里找到它，也不仅能在较富诗歌倾向的人物例如夏多布里昂那里找到它，而且能在提出某些最重要的或纯科学的思想的历史家例如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1776—1831)那里找到它”。^[58]这里首先提到的是德·巴朗特和夏多布里昂浪漫主义史学中的怀乡性问题。用勃兰兑斯的话，这种怀乡性就是所谓的“地方色彩”，它指的是“他乡异国、远古时代、生疏风土的一切特征”。^[59]夏多布里昂的“描述史学”派这个标签当然不一定能完全符合该派成员所体现的特点，因为米什莱、巴朗特、梯也里等从不限制在描述之外流露自己的主观倾向，包括道德判断和感情投入。他们在拒绝宿命论史学的同时，主张使用生动的文笔描述历史事件，除此以外，他们还要求把道德判断用之于表现社会行为和过去的历史。米什莱从不假装自己很公正，而是要求对于历史主题进行强烈的感情投入，只有这时，他才相信历史家能够穿透事物的心脏、复活所有的生命。^[60]而为了能够达到上述目的，他们首先看重的就是“同情”或“移情”的原则，这既是一种理解他者的原则，也是领悟历史的原则，但其实质则是非理性的。

法国浪漫主义或“描述史学”派史学思想及特征的形成应当说得益于以下两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条件。

一是得益于当时已经非常繁荣的浪漫主义历史小说。其实历史家早就懂得从小说中寻找、借鉴写史的方法，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均知道此方法。如伏尔泰曾要求历史应当具有戏剧的结构，有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以避免枯燥无味。萨德侯爵主要作为一个历史家而写作，他也曾经讨论过历史与小说相互借鉴的问题，虽然他一度警告历史家对小说技艺不可过度使用。^[61]不过史学界对小说技巧的大规模的、体系性的借鉴是司各特在法国发挥重大影响之后才有的，而且主要体现在浪漫主义或“描述史学”中。奥古斯都·梯也里承认借鉴了司各特，他把后者称为“来到历史领域的、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导师”，还说自己是在读了夏多布里昂的《殉道者》之后才决定做一个专业历史家的。巴朗特坦言自己倾慕历史小说，他说历史为小说增添了魅力，而反过来，历史家也应当开发利用自己主题的魅力潜质，确保自身叙述的生动性和丰富多彩。而由司各特小说的译介所引发的法国浪漫主义历史小说狂潮(夏多布里昂、维尼、雨果、巴尔扎克等等)则进一步促进了法国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的史学思想的形成，因而浪漫主义历史小说对于“描述史学”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二是得益于意大利与德国的历史主义思想。“描述史学”派所采用的整体史的写法，应当说主要得益于米什莱1827年翻译的维科《新科学》的影响。维科对历史学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是他提出了“民族精神”(Volksgeist)的概念，他认为民族精神是渗透到这个民族的所有的文化表现形式中去的，包括语言、法律、艺术、民歌、神话等，因而历史家应当把这一切都带入到历史叙述中去，以便获得基本的普遍真理。虽然巴朗特批评维科从历史中抽出基本规律并将其表述为注定的和不可避免的力量的做法，但这种决定性的一面在较大程度上被米什莱忽略了，且后者在《法国史》前言中用维科的话强调了人有改变和控制自己的发展的自由。^[62]再就是维科看待权力更迭的方式影响了这一批历史家，引发他们对古罗马倾覆的内在力量产生浓厚兴趣。众所周知，维科关于历史持的是一种循环理论，同时他把权力的衰落与流失看作一个民族爬到顶峰、然后走向逐渐倾颓的过程，此时另一个民族则走到了它的巅峰阶段，这是一个由不同民族参与的而且是不等时到达的历史循环过程。这种思想与赫尔德有一定的类似之处，后者认为文化霸权是从一个世界中心向另一个世界中心传递的，它伴随的是一个政权的兴盛与另一个政权的衰落。在“描述史学”派中，梯也里明显地吸收了该思想，他在《诺曼人征服英国史》、《墨洛温王朝的历史》等著作中以类似的原理分析了历史上的革命和入侵。另外，德国历史主义的引入也促进了浪漫主义“描述史学”的发展。在法国，哲学家库辛(Victor Cousin，1792—1867)是最早宣传赫尔德思想的人，奎内(Edgar Quinet，1803—1875)则于1827年把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思想》翻译为法文。赫尔德此前一度接受过孟德斯鸠的某些影响，故他在《人类历史哲学思想》中曾花数章篇幅讨论了环境对民族精神的影响，现在这种思想在扬弃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弱点之后又回到了法国。赫尔德强调，为了领悟一个民族的愿望或行动的意义，就得和这个民族有同样的感受;为了找到适于描述一个民族的所有愿望和行动的字句，要思考它们丰富的多样性，就必须同时感受到所有的这些愿望和行动。^[63]按照这种同情原则的要求，奎内直接去意大利接触“中世纪的实际”，研究档案和编年史资料，然后开始写作，并在自己的意大利革命史研究中贯彻赫尔德的教诲。^[64]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福楼拜为写作他的《萨朗波》而去北非、中东、地中海和阿拉伯世界以感受那里的精神。因此我们认为，十九世纪法国的浪漫主义史学或“描述史学”派延续了意大利和德国的历史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