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遏制历史主义在法国出现的几种力量

在十八至十九世纪之交(此时历史主义在德国已经出现) ，启蒙主义构成了遏制历史主义思维在法国出现的第一种重要力量。法国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大国，这决定了法国思想中历史目的论和决定论的强势地位和历史主义的弱势地位。克罗齐曾说，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的历史观都是“唯理论的和反历史的”^[28]，这句话对于法国历史主义思想的贫弱应当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尤其在启蒙运动中，多数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因受到自信而乐观的社会氛围的感染，相信这个时代的人们日益生活在一个光明的世纪里，而以往的世纪则是“纯粹的黑暗”。他们认为历史变化遵循一种直线发展的模式，并根据自己的理性标准，将地球上的各种文明和民族分出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等级，然后将它们依次排列为世界历史的单一线索，组成一个发展和进步的图景，以此演绎出由低到高、由恶而善的历史发展规律，而实际上这些与历史的过去和未来相关的一切，只是思想家们进行逻辑演绎的结果。如圣·彼尔(Sainte－Pierre，1658—1743)认为，人类历史是从铁器时代发展到未来的黄金时代的文明进步的历程，他甚至认为人类理性已达到了考虑怎样消除战争的水平。孟德斯鸠执著于人类社会尤其是政治、法律的不变原则的搜寻，指出个别的情况、各国的历史都服从于一般原则，个别的法律依赖于普遍法律。^[29]伏尔泰是启蒙时代最激进的进步史观的鼓吹者，他多次指出写古代历史无非是写“人类的无知和愚昧”，并以否定过去来称颂现在，告诉人们必须坚信理性和工业的进步、艺术的改进，同时，那些令人痛苦的邪恶、使人蒙昧的偏见也都会在人们用理性管理国家和哲学广泛传播的时代逐渐消失。

启蒙运动的历史观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和目的论色彩，对于这一点，柯林武德曾给予严厉批评。柯林武德指出启蒙运动的历史观存在两个倾向:一是“回顾性”的，即“把过去的历史展示为一幕非理性力量的戏剧”，或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里面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没有一点意义。另一个是“前瞻式”的或实际的政治性的倾向，它“预示着并且企求着实现一个千年福王国，那时将会确立理性的统治”。^[30]他举孔多塞为例，指出《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展示了一个人类未来的黄金时代，那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未来”，在那里暴君们和他们的奴隶们、教士们和他们的被骗者都会消失，而享受着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人们将会按理性行事。柯林武德认为，像启蒙学者那样，“把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都看作是全然非理性的，就不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观察它，而是作为一个政论家、一个为当代写小册子的论战作家在观察它了。因此，启蒙运动的历史观便不是真正历史的;在它的主要动机上，它是论战性的和反历史的”。^[31]柯林武德之所以有这样的批评，源于他的历史相对主义主张，即“宗教”和所谓“野蛮”之作为概念、意义，应当被看作是“人类历史上具有积极作用的某种东西”，它们“不是一桩单纯的坏事和错误，而是在它自己固有的地位上具有其自身固有的价值的一种东西”，它在历史上有自身存在的理由。他认为像“激情”与“愚昧”这些东西在历史上都发挥过自己重要的作用，而不能当作“单纯的激情”和“单纯的愚昧”来看;虽然它们可能是盲目的、犯过错误的、朦胧的和曾经误入歧途的，但仍然属于“求善的意志”和一种人类“智慧”。^[32]为此，他把启蒙运动的历史编纂学称为发展到了极端程度的“启示录”式的历史。

大约在十九世纪20年代，实证主义(以及与之有密切关系的空想社会主义)成了遏制历史主义思维在法国出现的另一股更加重要的力量。其实实证主义的趋向在启蒙时期甚至启蒙思想中就已暴露出来了，其中，启蒙学者所提出的理性原则以及他们所坚持的机械决定论已经为实证主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拉美特利提出“人是机器”的哲学命题，把人的心灵和肌体一道归为机械运动。孟德斯鸠虽然强调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差异，但却把这些差异归结于气候和地理的差异。这样一来，人类不仅成了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对于历史事件的解释也必须求助于自然事实，这些取法自然(科学)的观点应当说与实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是一致的。数学和天文学家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Laplace，1749—1827)的话更是体现了实证主义的意图，他在谈到科学时曾说过，“未来也一如过去一样全都呈现于它的眼中”^[33]，这意味着科学和它的方法能够透视人类历史的方向和基本规律。为此，伊赛亚·伯林把拉普拉斯称为“决定论”者，至于后者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影响，他则这样说: “拉普拉斯的信徒们(对事实与规律具有充分认识之后)能在历史时间内任何一个时刻准确地描述过去的和未来的每一件大事，包括‘内心’生活的大事，如人的思想、感觉、行为等等，并从这个命题中引出各种各样的含义。”^[34]因此，实证主义在它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就与历史决定论有密切关联，更不用说它的最大代表孔德和他的老师圣西门，以及傅立叶等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这些人都把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视为宇宙的普遍规律，有的甚至把自己的思想称为万有引力哲学。在这里我们还应指出，法国的实证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在某些时候确实是彼此不分的，几乎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整体的区别只是在于，前者的理论重点在于学术，后者的重点在于乌托邦，但它们的历史观都属于历史决定论和目的论的范畴。

实证主义史学家把“规律”的概念引入历史和文明史的写作，为历史写作的传统注入了异样的内容。他们认为历史事实类似于客观自然现象，人类活动受精神和自然规律的支配，历史过程与自然过程、精神与自然都并无不同，历史学家的崇高任务就在于寻找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的规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借助于自然科学方法，否则历史学便不成立。他们不满于那类只热衷于编纂历史资料的历史著作，主张应当像孔德那样运用物理学和自然科学的归纳方法，寻找到隐藏在社会历史内部的万有引力定律或各种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像德国历史主义那样注重于历史起源和历史个性研究。或者说，实证主义史学家所关注的是人类整体和社会一般规律的存在，而个人、个体或个别文化现象在归纳法面前不再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意义。这种理论兴趣与历史主义是完全相反的。历史主义史学家虽然并不否认自然科学方法和成就本身的价值，但却不同意把历史学的观念与自然科学混为一谈。他们认为历史现象由于有人的参与而充满了主观性，因而不能运用对待客体的方法去研究。正如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W． Windelband，1848—1915)所认为的，“科学以总结普遍规律为其目的，而历史学则以描述个别事实为其目的”^[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