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主义与历史决定论的特征区分

关于狭义历史主义与历史决定论的特征区分(按:由于波普发现历史主义者特洛尔奇、卡尔·曼海姆等人在乌托邦和社会建构方面与孔德等实证主义者具有根本的一致性，也考虑到十九世纪末以来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有相互结合的趋势，因而二者的区分不是绝对的)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是这样指出的:“历史预定论和决定论在意义上与历史主义所指的个体性、自发性以及对于普遍性的规避相反。”^[20]用波普本人的解释，历史决定论者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他们的“所有的思想和行动都是为了解释过去，以便预测未来”，以揭示“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规律”，^[21]他们预言“自由的王国”的到来，相信“道德上的善就是道德上的进步……是提前遵守将要到来的时期要采用的那类行为准则”。^[22]由于论题所限，波普没有对非决定论的、正宗的德国历史主义，如兰克、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 —1835) 、萨维尼、德罗伊森、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 、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 、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和迈涅克等德国学者，以及稀疏分布于欧洲各国的他们的近亲进行解释和评价，但他毕竟说过这种历史主义与他所论述的历史决定论是不同的，这实际上等于对二者作了区别。应当说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从卡尔·波普那里是受到过启发的，因为他也有一个与波普类似的关于“目的论和本原模式的历史主义”与所谓的“存在历史主义”的分类与区别。詹姆逊指出，目的论模式的历史主义位于进步论的框架之内，它相信“实证”的历史和“历史的终结”，同时，目的论又以“历史的终结”为名义来说服人们为“未来”而牺牲自己的现在，其中，救世主、人道主义、斯大林主义都对未来编造过欺骗性的谎言，带有宗教和专制主义思维的病症，他没有讳言马克思主义所带有的“资产阶级进步论的痕迹”。本原模式的历史主义与目的论模式的历史主义在叙事上具有某种相同性，后者认为堕落的现在正在向秩序井然的未来进展，而前者则把目标移到了过去(他提到的主要例证是十九世纪德国的历史语言学派和巴乔芬、摩根等人，而且不认可这个学派的历史主义及本原的进化论式的表达法，这是詹姆逊与波普不同的地方) 。^[23]与“目的论和本原模式的历史主义”的立场“十分不同”的是，“存在历史主义并不涉及线状的、进化论的或本源的历史，而是标明超越历史事件的经验，或者说:作为历史性(historicity)的经验是通过现在历史学家的思维同过去的某一共时的复杂文化相接触时体现出来的，即:存在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美学”，具有反理性主义和直觉主义倾向。^[24]詹姆逊认为，存在历史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或意识形态基础是兰克、席勒、洪堡、早期马克思和生命哲学，其代表人物有狄尔泰、克罗奇、柯林武德、伽赛特、卡斯特罗(Americo Castro，1885—1972)等，他还特别提到了法国历史家米什莱(因为“米什莱的叙事中包含了一些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扭曲的存在历史主义的立场”^[25]) ，按照詹姆逊的存在历史主义思路，也许我们还可加上德国的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 、倭铿(Rudolf Eucken，1846—1926)和法国的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 ，乃至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和法兰克福学派等。虽然卡尔·波普与詹姆逊的历史主义分类和命名略有不同，但在目的论和决定论的历史主义与非目的论和非决定论的历史主义(在詹姆逊那里其范围被缩小到存在历史主义)的根本区别和对立问题上，两人的意见并无大的不同。

最后让我们简述一下上述广义历史主义的两个主要趋势，即目的论、决定论的历史主义与狭义的历史主义的各自的特征。就历史观而言，目的论、决定论的历史主义在其主导倾向上乃是相信只有一种有着特定目的的历史模式的存在，这种历史是全人类的宿命，是一个从过去到未来、从野蛮到文明、从非理性到理性、从混乱到秩序的单线发展的进步过程，这个过程的实现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而它所许诺的光明未来带有乌托邦的性质。而狭义的历史主义则只关注历史发展的独特的时空环境和特殊历史的存在，认识到任何历史阶段、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特殊的价值和独立性，并且怀疑进步的和单线发展的历史观。就方法论而言，目的论和决定论的历史主义以理性主义和客观主义史学认识论为基础，认为历史现象背后存在一个确定的、潜在的结构或规律，因而对于历史的认识则应当采用自然科学的或实证主义、客观主义的方法去探寻这一真理，把人类历史与自然物体同等对待，将认识主体与历史对象置于分裂、对立和背靠背的关系中。而狭义的历史主义(尤其是狄尔泰以后)由于受到了浪漫主义的影响，则把思想的重心放在自然和精神，特别是自然世界(die Welt als Natur)和历史世界(die Welt als Geschichte)的区别上，他们认为自然科学所关心的只是不变性和永恒性，是为了发现一般规律和原则，而历史学所关心的却是“独特的、精神的和变化的领域”，是“活着的个人和集团”。^[26]为此他们提出历史与人的本体论的一体关系，主张使用“先验主义的方法”去认识历史事实，正如有的学者所概括的，“历史方法论和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在于，客观地认识过去只能靠学者的主观经验才可能获得”。^[27]这种“先验主义的方法”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在德罗伊森、狄尔泰、齐美尔那里是“理解”和“直觉”，在米什莱那里是历史的“复活”，在克罗奇、柯林武德那里是“思想”和“心灵的重演”，等等。

我们将会看到，在实证主义、理性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目的论占据显著优势的法国，福楼拜的历史主义具有反决定论和反实证主义的性质，在类型学上表现出了波普所说的“历史相对主义”和詹姆逊所说的从狄尔泰到柯林武德的“存在历史主义”所具有的特征。为了行文的方便和表述的清晰，本章以下诸节将仍用“历史主义”一词来指称狭义的历史主义，同时沿用“历史决定论”、“目的论”或“历史理性主义”等具有类似含义的词来称谓历史决定论的历史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