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楼拜的有机论思想及其来源

福楼拜从未系统概括过自己的思想，不过经过分析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包含着许多斑驳复杂的成分，这些成分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思想系统。这些影响福楼拜的、相互之间又存在密切联系的思想成分分别来自柏拉图、斯多葛、斯宾诺莎等人的哲学和神学。一个是柏拉图主义思想成分。从艺术的角度看，福楼拜固然是美的执著的追求者，不过在美的依据方面，福楼拜却把它追溯到“理念”或“真理”那里。在表达他对于美的感情的时候，福楼拜乐于引用柏拉图的词句——“美起源于理念本身，它是真理的光辉”。^[123]这种来自柏拉图哲学的影响为他的完美的写实作品赋予了生命和超越性的“灵气”，也正是因此，福楼拜反对文学和理论界把他称为“现实主义者”，也反对法国文坛的科学主义和自然主义取向。关于福楼拜作品中所充溢的灵的气息，本章第一节已有较多分析，另外，萨特也曾指出福楼拜生活中(如他的同性恋)存在柏拉图主义倾向，此处不赘。^[124]二是斯多葛主义倾向。当论及这个问题时，我们很难从福楼拜身上把斯多葛主义和柏拉图主义这两样东西分开，再说，希腊时代的斯多葛主义本来就已渗入了许多柏拉图主义思想成分。斯多葛主义是福楼拜生活所体现的一个重要特征，其表现在于追求通灵的精神满足、注重克制物欲、培养德行、苦行主义等。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道:

我过着一种艰难的生活，与外界的所有快乐绝缘;而只靠一种持久的狂热支撑自己，这种狂热有时会因它的无力而令我哭泣，但从未消失。我爱我的工作达到了疯狂、反常的地步，犹如一个苦修士热爱他的擦伤了自己肚皮的粗毛衬衣。……上星期三，我不得不站起来找到我的手帕，因为我泪流满面。我被自己的写作感动不已，尽情享受着文思躁动带来的乐趣……借助使我从头到脚全身战栗的激情的光芒，我偶尔瞥见这样一种心灵的状态，他高于生活本身，在这种状态里，声名一文不值，甚至幸福也是多余的。如果周遭的一切没有持续将我们溺死于堕落的污泥，而是保持了我们心灵的健康，谁能说我们不会为美学作出斯多葛主义(stoicism)为道德所做的事情?^[125]

后来福楼拜又对高莱夫人说: “当一个人生活在像我们这样的令人悲哀的时代里的时候，他必须变成一个斯多葛。”^[126]表面的区别似乎在于，斯多葛主义(stoicism)为道德所做的事情，在福楼拜身上表现为为艺术所做的事情，但就其本质而言则颇为一致，因为福楼拜的所谓艺术斯多葛主义在起因上不同样是为了在乱世下独善其身吗?面对现代社会的普遍堕落，福楼拜对艺术和美的无畏追寻难道不是显示了崇高的道德和为了神的法则而行动?为了这种德行，他甚至舍弃了所谓资产阶级的世俗幸福。

再就是福楼拜身上的灵知主义成分。灵知主义原为基督教的一个异端的支派(也称诺斯替派) ，该派别主张通过掌握神秘的、属灵的救恩知识而领会神意，反对非属灵的、以等级方式建立并受到控制的大众教会;同时由于该派自称掌握了使自己的灵魂从现世强制性的约束中解救出来的、普通人无法分享的、隐晦的和特殊的见识，以及自认为在精神上高人一等，而显示出非大众信仰的、激进的和精英的特征。在此我们把福楼拜称作诺斯替教派或灵知派的现代游魂之一，以表明福楼拜宗教思想和信仰的一个特点。福楼拜是个不确切相信某一种宗教，以及更不会相信世俗教会的人，但他相信上帝的存在，并通过自己的特殊努力去领悟上帝的存在。在一封信中，他说道: “最吸引我的，是宗教。意指笼统的宗教，而非此教彼教。具体的教义，我很反感，但把宗教感情视为人类最自然最有诗意的感情。”^[127]由于这种思想根深蒂固，福楼拜在信仰问题上走的是不符合基督教正统的、反对大众拯救之道和大众世俗教会的灵知主义之路。他说: “一个教堂的唱诗班成员越多，越应该推定这个教区的教徒不虔诚。大家担心的，不是祷告上帝，也不是如老实人所说的，老老实实干自己的活，而是拥有漂亮的祭披。”^[128]福楼拜认识到，物质主义和通俗主义是现代世界道德堕落和宗教在世人面前脱变为商品拜物教的根本原因，他因此转向了艺术拯救之途:在“人们的自然趣味转趋低下，他们的心灵如一团污泥”的时代，福楼拜与朋友相约“献身于比人民、王冠和国王都更为伟大的东西，即艺术之神，它永远存在，带着上帝之冠，悬置在神圣的迷狂中”。^[129]于是在福楼拜眼里，艺术便成为通达和领悟上帝的私人的和高贵的途径。为此，我们可以把福楼拜的信仰纳入艺术灵知主义的范畴。由于不是普通的教徒或隐修士，福楼拜不可能像《圣安东尼的诱惑》的主人公那样在艺术之外寻求得救的知识。1846年，他还曾这样对路易丝·高莱谈论艺术与上帝的关系: “在所有的谎言中，艺术最少虚假。尽力以一种爱去爱它吧，这种爱专一、热烈、虔诚。这样做是不会错的。惟有理想是永恒的和必要的。今天已不存在过去意义上的艺术家，这类艺术家的爱和心灵只是求美欲望的盲目工具，他们是上帝的喉舌，并通过这样的喉舌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对他们来说，世界是不存在的;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痛苦;每天晚上，他们都忧伤地躺下，以惊异的目光注视着人类生活。”^[130]而艺术之重新作为“上帝的喉舌”，避免使它从大众那里染上肮脏的秽疾(福楼拜有时称之为艺术的“麻风病”和“梅毒”) ，便成为福楼拜的艺术使命，正像他对路易·布耶所说: “必须有艺术的基督，才能治愈这麻风病患者”。^[131]在这里，我们不仅再次看到福楼拜将艺术与宗教结合起来的意图，而且明白，所谓“艺术的基督”指的正是福楼拜自己。

然而，来自柏拉图、斯多葛、斯宾诺莎(关于福楼拜与斯宾诺莎的关系，笔者将有另书专论)以及灵知主义的多方面影响，如何才能够使福楼拜的思想形成一个有机论的体系?如何能够使他成功拒斥科学主义、机械论和物质主义的攻击?其实，在不同程度上，柏拉图主义、斯多葛、斯宾诺莎以及灵知主义的思想体系本来就是带有西方文化特色的有机论思想体系，它们内部包含着对于上帝、自然和人的统一性的信仰。如柏拉图思想虽然几乎倒向了二元论的一边，但神仍然是人与自然的调停者。尤其是后来的普罗提诺等人的新柏拉图主义学说，其特征仍在于消除上帝与自然的绝对分离，而将它们融合为活的、有灵性的统一体。古代物活论或泛灵论，以及在新柏拉图主义和文艺复兴自然主义哲学基础上形成的泛神论思想体系(“上帝在万物中，万物在上帝中”) ，都同样提出了上帝与自然的统一关系学说，它们都对福楼拜的思想具有显著影响。至于斯多葛主义的观点，我们可以引用罗素的话来概括: “如果我们可以让一个斯多葛派受到苏格拉底式的诘难的话，他也许多少会辩护他自己的观点如下:宇宙是一个单一的活着的生命，具有一个也许可以称之为‘神’或者‘理性’的灵魂。作为一个整体，这个生命是自由的……”^[132]但是进入现代以后，上述西方式的天人合一理论便逐渐被机械论思想所置换。不过，说福楼拜的思想中有柏拉图主义等思想成分，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柏拉图主义者，或别的什么，而只在于表明，福楼拜在吸收这些思想的时候，最强调的乃是神、理想和精神在存在中的不可或缺。同时，福楼拜毕竟是一个现代人，而且毕竟带有现代主义者的特点。如果有机会，我们还将论述福楼拜还是一个肉欲很强的人(比如福楼拜的萨德气质、萨德主义) 。这势必产生一个如何在福楼拜身上调和萨德主义与柏拉图主义、斯多葛主义关系的问题。我们认为，在福楼拜处理这些综合时(福楼拜很强调不协调的事物之间的“伟大的综合”) ，虽然他执著于追求灵与肉、理想与现实、上帝与魔鬼、神与自然的有机结合，但仍然痛切地感受到了“有机结合”之困难。我们认为这种困难实际上是由时代的道德堕落、无神论的背景和科学的“祛魅”所导致的结果。不过可以肯定，如若没有对于斯宾诺莎及以前的古代有机论思想的吸收的话，福楼拜也许会有与现代机械论和科学主义、物质主义妥协的危险;而恰恰由于福楼拜接受了西方古典有机论的哲学和自然宗教的影响，他身上对于物质、肉、科学的热情才得以平衡。

那么这种平衡在福楼拜思想中是如何得到体现的呢?我认为首先一点是，他主张从整体上去看待问题、看待事物和人，反对对它们进行片面地抽象或肢解。我们可以参考他说过的话。1852年，在写作《包法利夫人》的过程中，他向路易丝·高莱表示他不赞成对于人的整体进行原子论式的机械肢解: “我并不赞成区分内心、思想、形式、实质、灵魂或肉体。”^[133]同时，福楼拜也反对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自的偏执，反对物质和精神的僵硬划分: “我不知道物质和精神这两个名词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懂一个怎么比另一个更好。它们或许只是对于我们的智力的两种抽象。一句话，我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是同样的鲁莽和不适宜。”^[134]这种强调有机整体的思想在福楼拜的人格，乃至作品风格上都留下了鲜明的烙印，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人格和风格既具有超越的神性气息，又不失自然和物欲色彩，这种结合同时呈现出分裂和整合的双重特征: “从文学的角度讲，我身上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一个酷爱叫喊、抒情、鹰的翱翔、措辞的响亮和极高的思想;另一个尽其所能挖掘底部的真实，喜爱同样谦卑地对待细微和重大的事实，并乐于让你感受到他几乎在‘物质上’再现出的东西。后者喜欢嘲笑，并陶醉于人的兽性的一面。”^[135]围绕这段话，我们当然可以作这样一种理解，比如说，这里福楼拜所说的“极高的思想”指的是接近于神或与神有关的思想，这方面有专以神恩领受为主题的《圣安东尼的诱惑》所显示的超越性思想境界为证;所谓“物质上”的再现走的则是形而下之路，如他曾经说过在《包法利夫人》中不太注重思想方面，因为写的是庸俗生活，具有一定程度的伏尔泰气质。但在为了表达的便利而作出的分裂性表述，以及文学表面所显示的侧重点的背后，我们的确能够发现福楼拜作品的超越性与物质性的有机结合: 《包法利夫人》的“俗”或“愚蠢”的主题整个地笼罩着浪漫主义的“唯灵论”的气息里，若非如此，我们上文何以能够把包法利夫人的爱情与泰蕾丝·拉甘的爱情区分开来?当然，在逻辑上，对于福楼拜人格的理解是同样的，可以说，在这方面，福楼拜倾向于成为柏拉图、斯多葛与萨德、伏尔泰人格的合体，而反对单独成为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福楼拜曾这样教训别人的为人: “我坚持认为(在我看来在艺术家的生活中这一点应当成为行为规范)你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分为两部分:像资产者那样生活，同时像半神那样思想。身体的和智力的满足都不算什么。如果它们恰好结合在一起，就要牢牢地抓住，永远不要让它们溜走。但不要刻意追求这种结合，因为那是人为的”^[136]。在现代物欲社会，人人对于非神性的生活都已经司空见惯，成为一个物质主义或实利主义者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行为准则，因此，对于福楼拜等极少部分人而言，想成为“半神”一定会非常困难，即使付出局部努力，也会显得惊世骇俗。

其次，古代有机论思想，尤其是泛神论、物活论和泛灵论的思想精华，在福楼拜的思想和语言中仍然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也为他的作品带上了灵气。福楼拜历来把人与自然当作一个生命整体来看，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着生命的交流关系，他这样对高莱夫人说: “在出神观赏波涛、绿草、叶丛时，我又得到了一些锻炼。我们是作家，而且一直顺从艺术，我们和大自然只有富于想象力的交流。有时必须正面观看月亮和太阳。树木的汁液顺着你盯着它们的惊愕的视线进入你的心田。”^[137]这种由面对大自然所得来的领悟与现代世界观关于人与自然之间是二元论或机械论的隔绝关系的观念当然是敌对的。由对于自然生命及其灵魂的尊重和崇拜开始，福楼拜要求艺术具有自然那样的神态，因为既然艺术是“上帝的喉舌”，那么，它当然应当以与上帝有同一关系的自然为师，而伟大的文学家都是这么做的，因而福楼拜指出，艺术的最高境界不是机械论、唯物论和反映论的死物世界，而是生命“自然”，或者说，自然是艺术之师。他以自然为喻体比拟艺术，指出艺术只有远离目的论、机械论和道德主义，而走向物活论的自然主义(不是以文学科学主义为存在形式的左拉自然主义)才会富有生命。下面一段话也许会让我们明白福楼拜的自然主义与左拉所说的科学自然主义的根本差异: “依我之见，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最困难之处)既非令人发笑或哭泣，也非让人动情或发怒，而是像大自然那样行事，即引人遐思。多数杰作都有此品质。它们貌似宁静，却不可思议，以各种方式对我们施加影响:它们寂静如悬崖，汹涌如海洋，树木般茂密、葱翠、喃喃细语，沙漠般苍凉，天空般湛蓝。”^[138]福楼拜还提到，荷马、拉伯雷、米开朗琪罗、莎士比亚、歌德等，都因为如自然那样“漠然无情”而显得深不可测，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和多重性，^[139]他们的艺术因具有有机自然的品性而伟大，不过它是以艺术家的特有观察力及与自然的感应关系为前提的。如在说到他所崇拜的米开朗琪罗时，福楼拜认为，米开朗琪罗是一个能够以自己的心灵对事物进行敏锐观察的艺术家，“大理石见他走近它们会发抖”，这句出自米氏之口的话也包含着“他自己走近大理石时会战栗起来”的情况，由于这种敏感，所以对他而言，“所有的大山都有灵魂。群山天然互相对应，好比两个相似的因素互相感应”。^[140]在这些与文学批评和诗学相关的文字里，来自物活论和泛灵论的影响简直可以说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关于福楼拜的作品所接受的同一种影响，我们上文在论述《包法利夫人》和《布瓦尔和佩库歇》时已经涉及到，此处不赘。而在左拉所说的科学自然主义原则中，人与自然的感应关系是没有任何地位的。

那么福楼拜的时代又是如何看待物活论和泛灵论的思维的呢?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补充说明。对于福楼拜而言，实证主义是十九世纪前半期的一个敌对的代表，而在十九世纪后半期，自然主义则充当了另一个敌对的代表。孔德的实证精神如何是物活论、泛灵论(类似于孔德话语系统中的“拟人论”)思想的敌人?我们知道，孔德对知识的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与实证阶段进行过重要的对比。他认识到一门知识只有逐渐摆脱对一切现象的“拟人论”解释，放弃从一切现象中寻找灵魂和神迹这种较为粗浅的拟人论观点，才能够达到实证阶段。在对于人文科学的研究上，孔德甚至反对从灵魂的角度研究人，更不用说其他事物。如他提示人们“必须停止用拟人论的方式思考人，必须这样看待他，就好像我们对他的了解就像对自然的了解一样少”，以便用“普遍而不变的规律”来描述人类的精神和行为，因为“全部实证哲学的基本特点，就是把一切现象视为遵循着不变的自然规律，准确地发现这些规律”。^[141]这无异于对人与自然的灵魂都进行了排斥。其次，自然主义和左拉也是物活论的反对者。左拉曾经把物活论的诗歌对于拟人化手法的使用称为一种扰乱诗人头脑的“中暑”症: “没有别的东西比‘中暑’更会扰乱诗人的头脑了。一受到这种病症，他便幻想出各种奇形怪状的东西，写出的一些作品里面，小溪唱起歌来，橡树也相互交谈，白色的岩石也像女人滚热的胸脯一样叹息。这里有树簇的交响乐，细草扮演的角色以及光彩与花香的诗章。如果对这种旁门邪道有什么辩解之词，那就是说，我们幻想要把人性扩大，一直扩大到路上的小石子。”^[142]因此，在实证主义和左拉自然主义的现代性理论体系或理性主义话语系统中，福楼拜式的物活论和泛灵论的思维逻辑只能作为原始野蛮和妖魔鬼魅之物而成为被革除的对象。

在现时代，一个人是否具有有机论的思想倾向，往往取决于他如何处理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排斥科学并不是一个现代人的明智做法，我们当然也不必要求福楼拜对于科学思维进行全盘的否定，或要求他单独秉有泛神论、物活论这样的思维。事实则是，福楼拜对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关系的处理是非常灵活的，他所寻求的乃是科学与信仰(以及科学与艺术)的有机结合与平等对话关系。福楼拜所否定的不是科学本身(虽然他也曾指出过科学内部的缺陷) ，而是假借科学名义抛弃上帝信仰和神圣自然观念的科学主义，同时他也不因怀有上帝信仰而否定科学本身的价值与意义，毋宁说，在科学主义和大众教会的偶像崇拜之间，在适当融合科学精神的前提下，福楼拜选择了一条从前科学的有机生命学说获得借鉴的艺术灵知主义之路，这条道路也许能够调和信仰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在《包法利夫人》中，郝麦在回答教士关于他不敬神和不信教的指责时，有这样一段话:

我信教，信我自己的教，别看他们装腔作势，像煞有介事，我比他们哪一个都有信仰!正相反，我崇拜上帝!我信奉上天，相信有一个造物主，随他是什么，我不在乎。他要我们活在人世，尽我们的公民责任、家长责任;但是我用不着走进教室，吻银盘子，拿钱养活一群小丑:他们吃得比我们好!人在树林，在田地，甚至像古人一样，望着苍天，一样可以敬仰上帝。我的上帝、我所敬礼的上帝，就是苏格拉底的上帝、富兰克林的上帝、伏尔泰和贝朗瑞的上帝!我拥护《萨瓦教务协理的信仰宣言》和八九年的不朽原则!所以我不承认什么糟老头子上帝，拄了拐杖，在他的花圃散步，让他的朋友住在鲸鱼肚子里，喊叫一声死去，三天以后再活过来。^[143]这些事本身就荒唐，还不说根本违反全部物理学原理;这顺便就为我们证明:教士一向愚昧无知，厚颜无耻，还硬要世人和他们一样。^[144]

郝麦的话无疑暴露了福楼拜本人信仰的某些痕迹。郝麦的信仰带有泛神论的色彩(实际上这种信仰在崇尚化学主义的郝麦身上正在受到来自机械论自然观的越来越大的威胁，他对于自然的崇拜里已含有杀机) ，他同时相信上帝和科学，但否定世俗大众的愚蠢的偶像崇拜，甚至暴露出物理主义的苗头。福楼拜本人的信仰在否定世俗教会和偶像上帝、崇拜自然方面与郝麦有一致之处，不过，福楼拜相信一种整体的自然观，对牛顿式的机械论物理学(包括法国百科全书派的科学学说，这种学说在自然观上是机械论的和形而上学的，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服从机械的因果律、惯性规律和引力斥力规律)持不信任态度。福楼拜是反对用物理学的原理来胡乱解释宗教问题的，因为如果这样的话，福楼拜所寻找的“宗教感情”将荡然无存，所以福楼拜对郝麦生活的根本方面持有一种嘲讽的态度。再者，提到物理学，福楼拜对于照相术的厌恶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因为近代的物理学毕竟为照相术的出现提供了科学基础:正如大卫·格里芬所说，在这里，镜头是理解物理学的机械论的、“分离的秩序”的“一个基本概念”: “如果人们照一张像，那么被拍摄的对象的某一点与像片上的某一点是相对应的。这一事实对我们产生了极大影响，说明万事万物都是由点构成的，因而照相机成了加强机械论哲学说服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经验，使每个人都可以理解‘宇宙无非是分离的部分’这一论点的含义。”^[145]正是因此，福楼拜对于照相的“机械方法”的厌恶是发自本能的。^[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