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的公认原则和结论的确定性之不可能

对于福楼拜而言，科学术语和结论的确定性是另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气象学方面，两位主人公发现的是自然变化的不可预测性，以及相应的气象学术语的荒诞和理论的贫乏。为了掌握天气的变化，他们依据卢克－豪瓦尔德的气象学分类和术语系统来研究天气，但结果却是，他们发现诸如雨云、卷云、层云、积云这样的分类术语，不仅无法用来确定已有的云朵的类别，而且无法理解和概括正在变化的各种云朵的不确定性。传统上依据水蛭的行为来衡量天气的做法也不可靠，因为他们通过实验表明，四只水蛭在同样的气象背景下，竟然有相互冲突的行动，这也显示出自然的变化是无一定之规的，而理论定则及其术语系统则是贫乏的和不可靠的。在地质学中也是如此，一种通行的做法是给岩石定名和分层，然而石头的五颜六色和表面上种类繁多的小疙瘩使他们怀疑黏土、泥灰岩、花岗岩、片麻岩等分类的纯粹性;术语也使他们万分恼火: “为什么分泥盆纪、寒武纪、侏罗纪?仿佛用这些词表明，那里的土地就只能在剑桥附近的德文郡和汝拉山脉而不能在别处似的!根本分不清楚;对此而言是系，对彼而言是纪，对第三者而言就成了纯粹的地层”;同时地层的薄层纹混在一起、乱作一团，令他们想起达罗依的劝告:不必相信地质的分期。^[108]他们通过研究居维叶和布隆尼亚尔二人的学说，发现地质学这门科学实际上已经“从根基上被动摇了”。居维叶是以主张地质学的激变论而闻名于世的，而布隆尼亚尔的《论地质教学》中的观点却博得了他们更大的同情，后者关于地质分期的观点完全把流行的定规给消解了，如他认为:同样年代的地层拥有的化石可能不同，相隔遥远的地方拥有的化石可能相同，往昔的蕨等同于今日的蕨，当代大量的植形动物可在古老的地层找到，今天的变化可以说明往日的变化，同样的原因一直在起作用，大自然没有突变，地质分期是空想，等。这样一来，“天地万物再也没有一定之规了”，而且“他们对始新世、中新世、朱利奥山、朱利亚岛、西伯利亚猛犸以及被所有的作者一成不变地比作‘勋章——可靠的证据’的化石已感到腻烦”。继之他们反对在地质学领域作出结论，原因在于:“我们仅仅了解欧洲的几个地方，其他地方，包括大洋深处，永远也认识不了”。同时他们还否定有机、无机之分，不相信有“矿物界”的存在，因为“无机物也参与燧石、白垩、也许还有金的形成!难道钻石过去不是碳?难道煤不是植物的结合体?将煤烧到不知多少度就可以得到木屑;这么着，一切都在过去，一切都在崩塌，一切都在变化。天地万物是由变化无常的、转瞬即逝的物质构成的”。^[109]西医系统中的确定的结论使他们陷入迷途:拉斯帕依的《健康手册》一度以其“意见的明确性”而吸引他们。这一明确的意见就是“所有的疾病都来自虫子”，如虫子弄坏牙齿、把肺挖出窟窿、使肝肿大和引起肠鸣等，该意见提出樟脑是摆脱这些疾病的最佳药物。但是在这种意见的指导之下，他们的治疗让税务官越来越气闷，福罗得了痔疮，布瓦尔得了胃病，佩库歇得了严重的偏头疼。他们为此而怀疑医学。脏器学说也一度使他们着迷，这种学说也有一个明确的意见，即认为“任何疾病都与某脏器病变有关”，这遭到了他们的怀疑。虽然医生们顽固地坚持“所有的疾病都来自虫子”这一结论，但他们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他们无法确知淋巴结核的病菌从哪里来，引起疾病的传染疫气又到哪里去，面对各种病例，他们仍然无法区分病因与后果，正如其中的一位医生所说的，“因和果是混在一起的”。这种以推理的非逻辑来证明结论的确定性的做法，等于消解了结论的确定性。

作品关于植物学分类问题的讨论无疑是对生物学真理的确定性的最大威胁，因为在这里，布瓦尔和佩库歇所热衷于寻找的乃是令植物学家感到万分惶恐的所谓“例外”和“例外的例外”。1880年4月7日，福楼拜致信屠格涅夫道: “现在我的最强烈愤慨直接指向了植物学家。要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理解我看得很清楚的一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你靠自己都会明白这个道理，并将吃惊于他们大脑的洞察力有多么贫乏。”^[110]福楼拜所说的，“我看得很清楚的一个问题”是指《布瓦尔和佩库歇》第十章的一个段落所提出的问题。福楼拜通过不懈的探讨，不仅发现了植物学分类“规则中的例外”，而且发现了“例外的例外”。他还曾打算写信告诉外甥女卡罗琳:莫泊桑已经通过请教“植物园里的植物学教授(对园丁的戏称——引者) ”找到了问题的答案。^[111]

《布瓦尔和佩库歇》第十章的这个段落涉及的是布瓦尔和佩库歇对被他们收留的孩子维克托和维克托琳娜进行植物学教育的内容。在讲解前，佩库歇在黑板上写下了关于植物分类学的一个“公认的原则”: “一切植物都具有叶、萼和花冠，花冠包含子房或盛种子的果皮”。佩库歇随即命令两个学生去田野采集植物标本，先看见什么就采什么。值得引起注意的，是随后的四个发现与植物分类学的“公认的原则”之间的冲突:一、维克托采来的是黄花毛茛，维克托琳娜采到的是一蔟草莓，然而佩库歇在这两种植物里根本没有发现“盛种子的果皮”。二、在对佩库歇的知识缺乏信任的情况下，布瓦尔在一本名为《女士之惧》的书里发现了一幅蓝蝴蝶花的插图，这朵花里的子房“并非位于花冠之内”，而在花瓣之下的“茎内”。三、布瓦尔和佩库歇的花园里长有猪殃殃和正在开花的铃兰，他们发现这两种茜草科的植物都并没有萼。四、他们竟偶然发现一种草里也长有花萼。福楼拜在这里明确指出: “黑板上写的公认原则是不符合实际的”，并通过佩库歇之口指出公认原则的“例外”的存在，同时还通过布瓦尔之口，指出公认原则的“例外的例外”的存在问题(“那是个例外! ”佩库歇说。但他们在偶然间发现一种草里也长有花萼。“好哇!如果例外本身都不能名副其实，那该相信谁呀?”^[112]) 。所谓“公认的原则”的“例外”和“例外的例外”的存在，直接将科学概念和科学结论的确定性置于不确定之中，从而消解了科学话语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布瓦尔和佩库歇》可以当作一部专门讨论科学和知识问题的小说，或一部学术小说、一部思想小说、观念小说来读。这种理解应当说是能够符合福楼拜的写作意图的。1874年，福楼拜曾提到《布瓦尔和佩库歇》是一部与《圣安东尼的诱惑》“同类型”的小说，它们都与其他那些“纯粹而简单”的叙事小说不同(不过，即使是像《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这样的“纯粹而简单”的小说或“直来直去的小说”(straight novels) ，也是被人们当作现代小说和反小说来看的)^[113]。斯迪格缪勒在此基础上认为，福楼拜的《圣安东尼的诱惑》和《布瓦尔和佩库歇》在以下意义上是“同类型”的小说，即它们都把一系列“场景”当作“展示观念的媒介”来使用，其中《圣安东尼的诱惑》展示的是“宗教观念”，而《布瓦尔和佩库歇》展示的则是“科学观念”。^[114]关于这一点，福楼拜本人无论是在写作以前，还是在写作过程中，都是有着非常清晰的意识的。为了写这部作品，他大约读了一千五百本学术著作，他认识到“为了构思这样一部作品，一个人必须接受教育! ”为了完成其中的第三章，他花费了大量时间阅读了化学、医学和地质学书籍，而每门学科在他的草稿纸上都大约留下了“三十页以内”的篇幅，这几乎就是学术探讨，至于其中的故事和次要人物，则被他放到次要地位，或仅仅当作传统纯文学作品的一个象征来看，正如他所说的，“那必定只是行动上的虚饰，一种连续的故事，目的是为了使作品不至于看起来像一篇学术论文”。^[115]

既然如此，那么，这里势必会产生艺术与反艺术相冲突的问题:若说《布瓦尔和佩库歇》是一部学术小说，那么文学的文学性将被置于何种地位?这是否会与福楼拜一向所倡导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发生冲突?我们认为，从某个视角看，这种冲突在福楼拜那里的确是存在的。其实早在1874年，远在俄国的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就已经有过类似的担心，他写信对福楼拜讲，《布瓦尔和佩库歇》的故事非常“迷人而有趣”，是斯威夫特和伏尔泰式的主题，但却对福楼拜有可能会“处理得过分”和“填入太多知识”表示忧虑，希望他能够明快地、也是更艺术地处理这个主题。^[116]然而福楼拜却表示，虽然他对屠格涅夫的意见非常尊重，但仍然不能按照他的批评意见处理这个主题，原因在于: “如果它被处理得简洁明快，那将是一个幻想——它或多或少会有点意思，但却失去了分量和雄辩。反之，如果我给予它细节和发展(指对于不同科学知识的无休止的模仿行为——引者) ，我将似乎能够对我的故事充满信心，它会变成某种庄重的甚至是令人敬畏的东西。最大的危险就是单调和令人厌烦，这是让我害怕的东西，如果这样的话，还得一直对它进行压缩和删节。此外，关于它我永远不会写任何短小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头到尾地推进一个‘观念’，我将无法把它解释清楚”。^[117]令我们高兴的是，这种学术小说自它写下时起便获得了一种出人意料的意义:它虽然如屠格涅夫所担心的那样“处理得过分”并“填入了太多的知识”，但却获得了“分量和雄辩”;它不仅没有迷恋任何一种学术知识，而且对任何学术领域来讲，它都又脱变为一种消解的力量，因而它实际上是一种反对追求任何确定性价值的、消解学术的学术小说;而把科学的追求和学术变成喜剧的大手笔，则同时又把在人物刻画和故事构造上所形成的“缺陷”加以弥补，使这部作品成为以学术思想为真正主人公的艺术作品，一部不落俗套的“反小说”。这显然与自然主义的科学崇拜和左拉式的科学化小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它呼应了福楼拜向来就有的一个观点，即不应该从任何确定的和完成的意义上看待或得出科学的“结论”，因为人类没有下结论的权力。以卢克莱修为例，虽然福楼拜对他表示了崇敬之情，但在科学观念上他却不能与之苟同，因为“卢克莱修的令人不可忍受的地方是他的物理学，他把这种物理学当作确定的东西来表述。这是因为他还没有充分地‘怀疑’自身的贫弱:他想解释，想下结论。如果他只是拥有伊壁鸠鲁的精神，而不是他的体系，那么他的著作的所有方面都可能是不朽的和重要的”。^[118]这使我们认识到:拥有科学的精神，而不是拥有科学的体系，恰是福楼拜得以在艺术中拒斥科学主义的观念基础。

当然，在福楼拜的作品系统中，愚蠢的主题以及科学的讽刺画并不是《布瓦尔和佩库歇》所独有的。在考察福楼拜的其他作品时，我们发现《包法利夫人》、《圣安东尼的诱惑》等作品在主题上均与科学相关。尤其是《包法利夫人》，它通过与布瓦尔和佩库歇非常类似的一个人物——药剂师郝麦来切入对科学问题的思考，混入了《布瓦尔和佩库歇》早期构思中的某些与科学相关的讽刺性画面(如歌颂科学、滥用化学、为病人胡乱治病却获得十字勋章等) ，应当说是《布瓦尔和佩库歇》的先驱。^[119]但《布瓦尔和佩库歇》毕竟是一部专事揭露滥用科学之害的作品，而且毁灭性地参与了科学自身内部问题的讨论，其意义自非一般的纯小说所能比。有学者谓: “作为浓缩了福楼拜关于人类愚蠢成见的书，《布瓦尔和佩库歇》给博学之士和‘阐释者’提供了一个金矿”，^[120]近年来西方学界就这部作品所展开的讨论已足以印证这一论断的正确性。^[121]不过，在已经难以承受工具理性之累的现代性反思和全球文明的后现代重建的背景下，与文学叙事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的关注相比，在学术上发掘福楼拜及其他作家作品的文化介入价值或科学文化意义，^[122]已经显得非常迫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