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福楼拜对于内省方法的执著

福楼拜对孔德及其实证主义也曾有过直接的评价。在1850年9月4日致路易·布耶的一封信中，福楼拜将孔德及其实证主义形容为“致命的愚蠢”和“滑稽”、“丑怪”。^[53]虽然这种批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发出的，但起码说明福楼拜对实证主义基本没有什么好感。实际上福楼拜对实证主义的这种排斥心理是埋藏在骨子里的或发自本能的，因为他对世界、自身以及艺术在内所持的基本态度是渗透了主观性的，和偏重于内省的(在艺术方面，我们上文已经做了分析，并看到福楼拜所倡导的是艺术观察，而反对排斥了主观性的科学观察) 。尤其在面对自己的神经官能症时，福楼拜对于内省的自我治疗方法的选择，决定了他与实证主义精神的冲突。

1844年，福楼拜的神经官能症(epiletiform，epilepsy)首次发作，此后持续了多年。每当病症发作，他的意识就会突然消失，眼前看到光线如烟火般流动，随之而来的便是神经的高度紧张，福楼拜的哥哥阿希尔·福楼拜将这种病诊断为“癫痫”。当时福楼拜的父亲克莱奥法司(Achille Cleophas)是法国北部地区最有名的外科医生，但对于福楼拜奇怪的病症，他除了要求镇定、放血、医学净化(通便)和用开水烫，^[54]以及促使福楼拜戒烟之外，拿不出更有效的办法，所以收效甚微。这样一种粗糙而又费尽周折的治疗方法的主要特征是企图通过观察生理反应、客观行为来研究主观经验，并将病变定位于某一相应的生理器官，这种做法很明显带有实证医学的一般特征。此特征从人们普遍将福楼拜的病称为“左颞枕叶癫痫”(temporl－ iobe epilepsy) ，即李健吾先生所说的“脑系病”的做法中就可看出。^[55]该病的治疗让福楼拜吃尽了苦头，尤其是放血，其方法是在颈部位置开刀，把一条引流纱布放入并缝合，以利于放出更多的血来。他曾经叙述道: “(我)现在仍卧床未起，颈部埋了根药捻子——像护喉的衣领，比国民自卫队军官穿的还硬，复下了数不尽的药丸和浸剂，尤其被一个幽灵折磨，其程度比世上所有的疾病糟糕千倍，即医疗食谱。……他们同时在三处给我放血，我终于睁开了眼睛。”^[56]以及“颈部的皮下缝线，流血水，甚痒痒，弄得整天梗着脖子，很难受，直冒汗。他们给我吃泻药，放血，放水蛭，但好菜禁吃，好酒禁喝，我成了个活死人……这支老烟斗，却不让抽! ! ! ”^[57]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外科医生家庭出身的福楼拜而言，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内省或自我认识而进行自我疗救，因为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由生理的诊断和治疗出发而达于精神治疗、乃至取代精神治疗的实证医学在这里已经黔驴技穷。为了弄清这一精神疾病的得病原理，福楼拜阅尽了他父亲的医学藏书，希望寻找一个对症的答案，然而他不仅没有找到答案，反而在其中发现了若干荒谬的、抽象的理论，所以事后他追忆道:“我非常怀疑医学……”^[58]这种看法与他一度表现出的对于医学的强烈兴趣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对于医学的怀疑总是与他对于医生的失望联系在一起的，他对于当时的医生(包括他的父兄在内)颇为不满，乃是因为他的神经症状“同时表现出一系列复杂的现象”，而“部分医生的愚蠢”正在于他们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福楼拜把这些医生所使用的那些肤浅的办法，如“休息”、“娱乐”和“避免寂寞”之类的劝诫等都当作“一堆不实用的东西”。^[59]他还多次强调了医学的无能，如有一次竟说: “一切的疗治，不过加深病况而已。在这些事情上，我还没有遇见一个有才智的医生。不，一个也没有。”^[60]这种对于医生能力的断然否定，自然也包含对于当时的名医、他自己的父亲克莱奥法司行医能力的怀疑，虽然他的父亲可能要比他作品的主人公包法利之类要好许多。巧合的是，《包法利夫人》中对于爱玛精神病的发病、治疗几乎就是福楼拜自身疾病及治疗过程的翻版:爱玛精神病的基本表现类似于癫痫(乱摔东西、全身抽搐，然后躺着不动、嘴巴张开、眼皮紧闭、双手平放、面色苍白) ，而且在病理学和生理学上，包法利医生和药剂师郝麦推测这种病的病因在于爱玛所吃的杏子、神经系统的不规则现象或脑神经的紊乱(类于福楼拜的“脑系病”) ，巧合的是，它的治疗也非常愚蠢，不过就是让爱玛闻醋、使用镇静剂、缓和剂、糖剂、贴芥子膏、换冷水布等，只是缺少了放血、放水蛭之类。^[61]这种治疗，从理论来说是把精神疾病及其病因都划入生理病理学的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福楼拜只能拒绝治疗学，把希望转向自救。主要是希望通过自我认识、自我分析，来寻找一个适宜于救治自己病症的办法，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个人必须科学地观察自我，进而实验什么是相宜的”，或者，“科学地研究幻觉，想法让我了解”。^[62]按其所言，这显然是一种跟“内省”有关的另类“科学”方法，而与孔德以后将心理学纳入生理学或生物主义的人文科学大趋势相冲突。^[63]落到实际上，福楼拜的“内省”表现在对于这种疾病的发生和变化过程、所包蕴的意识与无意识的关系以及自我复归的方法等方面的认识。十多年后，在写给尚特比小姐的一封信中，他把这种认识纳入“心理医学”的范畴，称在最初写作《圣安东尼的诱惑》的时候就已经从事这种研究了(《圣安东尼的诱惑》第一文本的构思与写作恰在他得病以后不久) ，后来又为了写作《萨朗波》而研究歇斯底里与精神错乱，并说“在这些领域，将有一些宝藏等着被发现”。^[64]其中在自我治愈的问题上，福楼拜顶住了压力(在大革命以前，患上这种病意味着接受禁闭、供人参观，大革命以后及福楼拜时代，疯癫仍然受到社会的歧视) ，^[65]把这种病由不可言说的状态积极地转化为语言:一是通过写信，另一个是通过作品。如在一封信中，他这样对路易丝·高莱描述自己的体验与自我观察: “每次发病就像神经系统的大出血。一种来自大脑的图画能力的元气损耗，成千上万的形象瞬间就在一种烟花的图景中腾跃。它是心灵对于肉体的掠夺和酷刑(我相信自己已经死过几次了) 。但是，性格和理性的本质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一点自始至终呈现出来了。并不是说承受痛苦将一无所获，因为我一直处于纯粹的被动状态，即使在我不能够说话的时候，我也一直是处于意识状态的。然后我的心理整个地返回到它自身，就像一个刺猬被它自己的刚毛刺伤。”^[66]在对疾病进行详细的观察和认识之后，当福楼拜再次发病时，这种疾病的威力就会大打折扣。据路易丝·高莱1852年8月15日的一次记录，福楼拜于1852年8月3日在为她挑选作品后的一次发病几乎不太有什么威力，这次发病时间大约维持了十分钟，休息一夜之后病象就已经消失，高莱夫人说第二天他反而变得“比以往更多情，更富有激情。”^[67]由于能够主动地探讨自己所遭遇的问题，所以他才会这样说: “疯狂和淫荡是我悉心探索的两件事，我靠我的意志力那么得心应手地周旋于这个领域，所以我永远不会(我希望如此)变成疯子，也不会变成萨德的某个人物”^[68]。另外，直接通过作品来观察、揣摩精神病象，进行自我观察，也是福楼拜进行自我认识的一个途径。福楼拜曾拟定了一篇名为《螺旋》(“La Spirale”，未完成，1853)的作品提纲，其中那位经常借着烟草的刺激而陶醉于幻境的画家主人公后来被人们锁在一家精神病院里，他身上有着福楼拜出神体验的回声。^[69]虽然作品没有完成，但这是他对病症进行研究的副产品，它的计划本身也是他“与疯狂游戏”的证据。这种直面疯狂、进行充分自我认识的做法的一个有益结果就是，如福楼拜本人所说的，他最终“搂紧”了疾病，“克服了它”，他以后的一系列成熟的作品(布耶所称的“落实在大地上的作品”)就是理智在其精神上占据主要地位的标志。简言之，福楼拜凭一己之力(主要是通过艺术作品的潜在认识、净化功能，以及“与非理性对话”)来完成自我超越、回归自我的自救途径，正是为一切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者如孔德之流所否定的“内省”方法，借用福柯概括弗洛伊德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福楼拜“重建了因实证主义的压制而沉寂的一种体验”^[70]。

内省之作为心理学的一种方法，最早由德国十八世纪哲学心理学家提顿斯作出系统阐述，十九至二十世纪则有以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及其弟子铁钦纳(Edward Bradford Titcheney，1867—1927)等为代表的构造主义心理学派加以继承。内省派主张人的心理是主观自生的内部体验，而不是人脑生理过程的一种结果，它属于非生理的并与生理过程相平行的一种独立过程;对于当事人的这一心理过程，别人是无法直接进行认识的，所以只能够通过自我观察和报告才能被了解，强调的是观察者对于自己的主观经验及其变化所做的观察和认识，它要求在不同的情境中观察自我经验的微妙变化，并在同一情境中重复观察自我心理经验。相反，实证主义倾向的哲学和心理学家则认定内省是不可能的，因为主观心理现象(包括精神病象)难以像客观现象那样，既可允许人们在一旁观察，而又不受妨碍地继续进行自身的过程，他们通常认定人要观察自己的主观想象的变化，就会妨碍这个变化过程，使它不能够正常进行，因此也就观察不到它的真相。这样一来，内省方法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实证主义的排斥。然而在实证科学(当时的医学已经完成从巫术、艺术向实证科学的过渡)对其病症无能为力这一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隐居者福楼拜除了进行内省，并没有找到其他方法，因而在福楼拜的“内省”里，我们可以辨认到一些与作为科学主义主要形态的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这一十九世纪主流背景及其未来发展的主导趋势不甚协调的反动气质。一是对孔德实证精神和由其导引的科学主义潮流的违背;二是没有掉进左拉的功能紊乱和动物的本能决定论里去，从而显示了人类在各种决定论面前的精神的独立和不甘于堕落到生理的本能、神经的紊乱中去的意志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