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毕夏和卡巴尼斯意识形态学的意义

那么福楼拜因何崇拜毕夏和卡巴尼斯?其个中原因应当追溯至大革命后法国科学界所发生的变化。同时，当时的医学对于福楼拜的疾病的不当治疗则是促使他接受毕夏和卡巴尼斯的深层原因(参照下一部分的分析) 。

哈耶克认为，大革命以后的法国学者分裂为泾渭分明的两个群体:一是以巴黎综合工学院(哈耶克说它是唯科学主义傲慢的根源)和法兰西学院的一批教授及学生为主的群体。他们的教学和科研中渗透着实证主义精神，其代表人物有拉格朗日(Lagrange) 、拉普拉斯(Laplace) 、圣西门、孔德、傅立叶等，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宇宙中所有的现象都纳入一个唯一的公式，一种普遍的精神，消除一切不确定的东西和个人的自由。另一个群体多是与医学院有关的生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可称为“意识形态学者”，^[36]其主要任务在于对人类观念和人类行为，包括人的生理结构和心理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其代表人物有福楼拜所崇拜的毕夏、卡巴尼斯和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等人。^[37]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福楼拜对前一个群体的批评非常猛烈，而对后一个群体即意识形态学者却非常崇拜，这无疑跟福楼拜反对用自然科学方法统一一切人文现象密切相关，而意识形态学者则在自身的研究中维护了人类精神和价值的独立性。所谓意识形态学，其突出特点起码有二:一是相对维护了人类观念分析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的独立性，二是捍卫了个人自由。前者可以卡巴尼斯为例作一个说明，他对于人类观念的态度从哈耶克的一段话中就可看出:

这群人(指意识形态学者——引者)的灵感主要来自孔狄亚克，他们的研究领域，是由“生理心理学的奠基人”卡巴尼斯在其《论自然界和人类道德》(Rapports du physique et du moral de l＇homme，1802)中划定的。他们对于把自然科学方法用于人类多有讨论，但是这仅仅意味着他们打算不带成见地研究人，对人的目的和归宿并没有做过云山雾罩的思辨。然而这没有阻止住卡巴尼斯及其友人，把一生中的大量精力花在分析人类的“观念”(idea)上，“意识形态学”便是由此得名。他们也没有表现出对内省的合理性的怀疑。虽然这群人的第二号首领，德斯蒂·德·特拉西，建议把整个意识形态学视为动物学的一部分，但这并未妨碍他把自己完全局限于其中的一部分，他把这一部分称为“理性的意识形态学”(idéologie rationelle) ，与此相对应的是“生理学的意识形态学”(idéologie physiologique) ，前者包括逻辑学、语法学和经济学。^[38]

这里非常明确，卡巴尼斯等人虽然也曾受到前－孔德时代就已萌动的唯科学主义思潮和方法的影响，一度建议或者讨论过把自然科学方法(包括当时已经深得数学和物理学三昧的生理学、动物学的方法)用之于人类精神现象，甚至还反复强调过“物理学必须成为道德科学的基础”，但仍然维护了人类观念的特性和“内省的合理性”，把“生理学”、“观念分析”和“道德”视作“人类科学”的“三个各不相属的部分”。^[39]再则，哈耶克认为，以卡巴尼斯等为首的意识形态学者也是“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最好的传统”的继承者，作为“仍然坚持担当个人自由的捍卫者”的角色，他们招致了拿破仑的恼怒，以致拿破仑把他们当作“我们美丽的法兰西遭受的一切不幸”的根源来称呼，恰恰相反，巴黎综合工学院的那些有着工程师技能和驾御一切的思维习惯的学者却深得拿破仑的赞赏和支持。^[40]由此我们看到，福楼拜对于卡巴尼斯的推崇，其主要原因之一应在于后者仍然站在人文价值的维护者一边。

毕夏对福楼拜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前者医学理论中的哲学方面与实证主义的主流精神存在不协调之处。毕夏是法国伟大的医学家，曾于十八至十九世纪之交发表《四肢通论》、《生死的生理探讨》、《普通解剖学》等影响巨大的论著。一般认为，脑部病理学的发展直到毕夏才达到了其实证的形式，人们往往把他当作法国科学和实证医学史上的划时代的重要人物。不过，在一直都对实证主义者颇有微词的福楼拜那里，毕夏竟被当作了“哲学家兼手术家”的伟大的一代来推崇，这是不是说明福楼拜转而欣赏起了实证主义，或者把毕夏的医学精神给误读了?其实不然。毕夏的重要性，正如卡巴尼斯，往往表现于很复杂的方面，二者在较大程度上都有实证主义的某些追求，但同时他们又都表现出以形而上学的思辨来代替实证的一面。用福柯的话说，毕夏标志着“西方医学史的重大突破”，由于在他那里“临床医学完全按照病理解剖学加以组织”，他引领着一个时代的来临(“毕夏的时代来临了”) 。不过福柯的思路是与流行的说法大不相同的，他发现的是一般所说的实证主义的科学真理和理性进步的神话背后的暧昧的一面，亦即西方线性进步历史观的自我消解方面，或整个现代文化结构的矛盾性。他认为在毕夏的医学里，死亡担当起了疾病和生命关系的澄清者的角色(毕夏说过，“你在二十年间每天从早到晚站在病人床边记录心、肺、胃等病状。对于你来说，这些都是混淆不清的症状，给你呈现的是一系列互不相干的现象，而不吐露它们的意义。然而，只要解剖几个尸体，你就会立刻驱散单凭观察所不能驱散的黑暗”。) ，这与十八世纪医学把死亡当作疾病和生命的界限，以及让生命知识基于活生生的生命实存的做法相反。^[41]毕夏通过把死亡整合进医学思想，才创生了关于个人的科学的医学，而“现代文化的个体经验是同死亡经验联系在一起的:从赫尔德林的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到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再到弗洛伊德的人，一种与死亡难解难分的关系赋予这种普遍之物以单一的面孔，从而给予个人以前所未有的权力。个人则给死亡赋予了永远与他同在的意义”，如此一来，人们眼里的十九世纪抒情主义(lyricism)运动竟然与借以获得自己的实证知识的运动是同一种运动。^[42]在方法上，毕夏允许某些病例在器官上没有对应的病变，但不久以后，生理学逐渐成为全部医学的中心，毕夏的主张遭到了他的后继者布鲁塞(F． J． V． Broussais)的否定，后者认为病变总是定位于器官的某处，才使得疾病成为可见的，或者说，疾病的原因是坐落于某个病变中的，疾病只不过是这个原因所衍生的结果罢了，所以福柯认为，现代医学只有在布鲁塞那里才真正确立了疾病与空间的实在论关系。

综合上述方面来看，毕夏将死亡经验联系到生命实存的做法(也是福楼拜幼时在父亲的解剖室里经常看到的) ，以及他的关于器官病变与疾病的非对应性的理论，确实已经具备了与福楼拜达成共鸣的条件。我们已知，困于精神疾患的福楼拜对实证主义时代外科大夫的蠢行有切肤之痛，并且，虚无和死亡的观念也早已侵入青年福楼拜的肉身(“虚无如何侵入而占有我们!……人生不过是它与我们的一场永战”^[43]) ，这些方面不能不促使他转趋于接受毕夏的医学观念和哲学。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科学主义盛行时代的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实证主义及其导致的医学观念所遭到的怀疑并非仅仅来自于福楼拜一翼，除了浪漫主义者以魔法和炼金术的形式所作的超越，托尔斯泰等人的挑战也值得一书。尤其在《伊凡·伊里奇之死》这篇作品里，围绕伊凡·伊里奇身体的摔痛，托尔斯泰指出了一个为医生所忽略的问题，即“死亡的实在不存在于躯体组织，不存在于医学考察的肉体器官;它是一种存在于伊凡·伊里奇自己存在‘内部’的实在”，然而为医生所关心的“真正问题”却是一个存在于“浮游肾、慢性黏膜炎或阑尾炎之间”的问题，可见现代的大夫先生们有多么“愚蠢”。^[44]

毕夏和卡巴尼斯的意义，即在于能够启发知识界尽力保持心理学和人类观念相对于生物学及其他自然科学学科的独立性。